杨东平：只要择校存在，家长的焦虑就解决不了

至于《民促实施条例》中民办高中跨区招生的规定，相当于做了一定妥协。但总体而言，像以往那样野蛮的跨区招生将会得到遏制，这样的转变需要一个过程。衡水中学这样超级中学未来会怎样发展还不好说，毕竟它已经成为河北地区的品牌。我的希望是衡水中学和衡水一中逐渐正常化，变成两所独立的学校，将捆绑招生的链条切断，招生规模得到控制。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民办教育的未来会走向何方？你也提到过大民办教育，这一理念如何理解，怎样实现？

杨东平：中国民办教育一定要摆脱资本化方向，回归到以学生为主的教育本质上来。但我们想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又非常难。我们国家办学门槛太高了，整体来说，中国教育举办权并没有开放，这也使教育家办学难以实现。不久前，我走访一所民办学校，学生只有200人左右，属于小规模学校，但要满足办学条件，获得办学资质，要投入6000万元。在丹麦，任何一个家长都可以举办学校、幼儿园。该国的普惠性幼儿园以家庭和社区为依托，只要招满18个学生，持续办学一年以上，就可以合法化，获得政府占办学成本70％以上的财政支持。这就叫主权在民，开放教育，这也是大民办教育的实质。如果中国能够允许家长、社区自主举办小规模学校，中国教育的多样化和创新性能得到一部分有效解决。

从国外基础教育改革经验来看，另一项重要改革是公办学校的体制改革，促使其成为创新型的学校。就像美国的特许学校、韩国革新学校、中国台湾实验学校的改革一样，保持学校公办性质不变，教育局和学校签订契约，设立一定的改革目标和考察期限。学校有办学自主权，做创新实验，教育局逐年评价，达成目标继续办学，否则办学自主权被收回。公办学校体制改革在中国内地还没有启动，但这是趋势，有助于公办学校形成自身的活力和多样性。

技能型人才至少应在高职来培养，而非中职

中国新闻周刊：这两年，中考也引发公众热议。多地中考录取率在50％上下，被称为一考定终身。同时国家政策层面还有普职比大致相当的规定，这被认为对学生在高中阶段进行普通高中和中职1:1的分流，你怎么看这个政策？

杨东平：在教育的不同发展阶段，升普高的比例是不一样的。上世纪90年代以前，大部分农村地区，升普通高中比例是非常低的。一个县就一所普通高中，大概只有1/3学生能升普高。到2019年，全国范围内，高中阶段普职比大致为6：4。但各个地区又有所不同，北部一些省份普高比例更高，超过60％，东南沿海地区差不多在50％左右。

产生差异原因或在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以及市场、产业对于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和吸纳能力。因此普职比绝不仅仅简单是做一个规划，要求1:1的前提，是要看有没有相应的教育资源和就业岗位。强行规定普职比，会进一步加剧教育恐慌，除非职业教育做得非常好，有很大吸引力。即便职业教育发展很好，也不宜用普职比去规范。在国外，这种比例是自然形成的。

近两年中职招生人数增加，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开通了3+2的中职升大专的通道，也就是说报考人数的增加是为了升学，而非面向就业。这也和引导学生更多选择职业教育的初衷有偏离。

在眼下，中职教育的水平是非常差的，学生学不到什么东西。从产业升级和发展来看，中职生不太符合需求，所以以后对普通劳动力的要求应是高中毕业，包括更多技能型人才，应在高职这个阶段来培养，而不是在中职。

就职业教育而言，一个非常基本的前提，必须依托企业和产业来办，而不是教育局办，教育局只能办普通学校。因为办职业学校的成本是普通学校的三倍左右。中国中西部广大的农村地区，没有足够的教育经费能办出好的职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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