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深刻变化，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深刻变化——生态环保理念日益深化，环境治理力度不断加大，生态环境质量逐步改善。
怎样看待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生态环保的变化？未来我国生态环保的前景如何？改革的方向在哪里？对此，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了著名生态环境问题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副会长潘家华。
潘家华表示，改革开放是一个全方位的转型发展进程，而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出发点，也是人类社会未来的目标指向所在。改革开放不是凭空产生的，绿色发展更是历史延续的产物和需要。
改革开放促使生态环境从失衡转向文明
中国经济时报：作为长期从事环境保护政策研究和管理工作的专家，您怎样看待我国生态环境保护40年的变化？
潘家华：改革开放40年，经济社会在变革，绿色发展在转型。这个进程是怎样走过来的呢？从农业粮食短缺到工业产能过剩，不仅是一个农业工业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城乡二元经济整体转型的历程，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实践是一个鲜活案例。发展经济学，从绿色的视角，超越了西方经济学说的理论范式，不仅仅是经济与社会的整体发展，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考察中国改革开放40年对发展经济学的贡献，我们首先要明确两点。
第一点是绿色发展的内涵。从狭义或字面上讲，就是多一点绿色，多一点自然。实际上，从发展的视角和需要讲，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资源节约，包括节约土地(耕地)、节约物质消耗、节水、节能、节电，也就是说，高效低耗。二是污染控制，实现低排放、零排放。三是生态保护，涉及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海洋、森林、草原等自然生态的系统平衡。
第二点是中国绿色发展的本底资源即国情。中国国情和特色主要表现在哪里呢？主要是中国自然、人口、经济的特征，也就是自然资源、生态资产的空间禀赋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自然的空间载体。上世纪30年代，人口地理学家胡焕庸提出划分我国人口密度的对比线，即“瑷珲—腾冲线”，线的东南侧36%的国土居住着96%的人口。近一个世纪的发展演化，这一格局依然不变。进入21世纪，有学者对我国宜居适应情况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国土，适宜人居的国土空间只占国土面积的9.99%，所承载的人口占到30%；而因地形、地貌、温度、降水等因素不适宜和临界适宜人类居住的青藏高原、黄土高原、戈壁荒漠，占据了55.2%的国土面积，所承载的人口只有3.4%。这就是我国的生态资源禀赋，绿色发展的基本国情。
在明确绿色发展的要义和绿色发展的自然禀赋之后，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改革开放40年的绿色发展会出现这样一个转型：从生态失衡到生态文明，道理就不言而喻了。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存在着农耕文明，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快速增长的人口需要粮食、城市人口扩张需要食物保障、工业发展的资金和人才需要农业和农村提供。这一切的压力，只能向自然索取；适宜农业生产的土地不够，毁林开荒、围湖造田，使得原本脆弱的生态系统生产力下降；超越了自然的容量或能力，必然生态退化、生态恶化、生态失衡。
实际上，正是由于这样的国情特点，在改革开放初期，应该说，中国社会发展在整体上没有跳出“算数级数的自然生产和几何级数的人口需求矛盾”，而减少人口压力的马尔萨斯陷阱。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以前，人口、资源、环境处在一个相对矛盾的状态，也正是在这样的矛盾状态下，中国启动了改革开放。
启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从农耕文明转向工业文明。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中国工业化进程发展得非常迅猛，从长三角的乡镇企业、珠三角的“三来一补”，到国企改革、吸引外资，工业发展的规模和水平不断提升。由于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在工业文明的发展范式下，我国很快遇到了三条红线：环境红线、生态底线、资源上限。
总的来说，改革开放前，人与自然的冲突主要是传统农业社会生产力低下为满足基本粮食需要而破坏自然引发的生态失衡；改革开放40年，以时间压缩的方式初步完成了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人与自然的冲突则演化为高额物质消费并不断膨胀非物质享受的欲望而导致的危及人的生存环境和自然可持续力的污染危机。如果再进一步发展，必须也只能寻求一条有别于工业文明发展范式的新路，也就是说，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意味着中国也已经进入到了生态文明的新时代。
我国生态环境质量逐步改善得益于两个解放
中国经济时报：改革开放40年对构建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体系起到了怎样的助推作用？
潘家华：改革开放40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逐步改善得益于两个解放。
第一个解放是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解放出来带来的效果是减少了土地的压力和对生态的破坏。同时，农民解放出来后，使得农民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转移到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提升了。相应地，购买力也提升了，不需要从农业部门去获取生活资料，从而投入到环境保护中。
第二个解放是土地从农民手中解放出来。解放出来带来的效果是土地可以实现规模经营、集中经营，生产率明显提高了。此外，土地可以实现自然恢复，比如我国推出了退耕还林、退牧还草、退田还湖等都是为了实现自然恢复。
温州模式的精髓在哪里？无非是把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和把土地从农民手中解放出来。土地解放出来，规模经营、效益增加，这样土地的主体功能就自然地分化出来了。正是改革开放，把动能释放出来，使得人与土地、人与自然能够和谐共生。
从生态保护来看，随着改革开放，我国引进了先进的生态环保理念、环保制度等。改革开放前，我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然保护区，而改革开放后，各种自然保护区以及森林公园、地质公园、生态公园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同时还逐渐形成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政策和法律体系。正是由于开放，使得自然保护、生态保护、保护区建设才得以井喷式发展。数据显示，我国森林覆盖率从改革开放初期只有12.7%提升至2017年的21.6%。人口增长了，城市扩张了，经济增长了，而森林覆盖率还增加了，这说明生态保护与改革开放两个解放有着密切关系。
从污染控制来看，我国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上世纪80年代的标准管控(终端管控)，即所有的污染排放必须达标。但是后来发现，即使排放都达标了，污染还是很严重。第二个阶段是上世纪90年代的全过程总量控制，即从源头、过程、终端的全过程总量控制。第三阶段是进入21世纪以来，在满足总量控制的基础上，开始进入质量控制，即环境介质的质量控制。这个过程经历了因改革而出现，因开放而扩散，又因改革得到防范，因开放得到加速管控。
从资源节约来看，我国推行的阶梯水价、阶梯电价、循环经济等都取得了较好效果，还出现了循环经济园区、工业园区等；我国单位GDP能耗虽然不是世界上最低的，但是下降幅度最大的，比如燃煤发电的能耗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显然，我国在追求资源节约方面已经到了最先进的级别，处于世界第一阵营。这得益于改革开放，受益于世界经济一体化。
中国经济时报：可以说，一部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生态文明演进史。在您看来，40年生态文明演进史经历了哪几个阶段？
潘家华：整体上，中国绿色发展的转型进程，是从改革开放前致力于跳出马尔萨斯陷阱(人口资源与环境不协调引致生态失衡)，到改革开放后推进工业化与城市化，并最终走向工业文明的极限(环境红线、生态底线、资源上限)，再到生态文明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从发展理念来看，从生态平衡到生态文明，是一个不断演进和升华的过程——1970年代的生态平衡；1980年代的可持续发展；1990年代的环境与发展并重；2000年代的科学发展；2010年代的新发展理念，系统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
改革开放激活和释放生态红利
中国经济时报：绿色转型发展40年的进程，动力何在？
潘家华：我认为，直接的动因主要包括：一是城市化进程。直接利用和依赖自然生态系统的农村人口从改革开放初期的82%减少到2017年42%，破坏自然的源动力减少了，直接导致生态改善。
二是工业化进程。正是因为工业化提供了就业，增加了收入，人们没有必要再破坏自然的生态环境。当然，工业化进程会有环境污染，甚至还会很严重，但是经济发展的同时会投入治理环境污染，技术进步也会不断提升资源利用率，减少物质消耗和污染物排放，而确保人类福祉不会受到严重影响。
三是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分两个类别：一个是渐进式的创新，比如节能改造，以建筑物散失热量最高的窗户为例，经历了改革开放前的木质单层薄玻璃、上世纪80年代的铁框单层薄玻璃、上世纪90年代的铝框单层薄玻璃，到2000年代的铝合金加厚玻璃、2010年代的断桥铝双层中空乃至于三层中空玻璃；室内和道路照明，也从白炽灯到荧光灯到LED灯，能源效率不断提高。更重要的是颠覆性的创新，如通讯用手机，不需要电线、不需要电线杆，也不需要大体积的座机；手机把照相机所有功能整合起来了，这就是一种颠覆式的创新。又如汽车，纯电动汽车不用燃油，电力驱动和燃油发动，原理不同，能源不同，但交通功能是一致的，这种创新变化完全是颠覆性的。
无论是城镇化，还是工业化，抑或是科技创新，实际上只是表层原因。内在原动力在于改革开放。没有改革开放，动能就释放不出来。总之一句话，就是通过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激活和释放生态红利，消费模式转变发现和拓展生态红利，激活市场扩大需求实现生态红利，生态创新推广应用生态技术放大生态红利，划定生态红线保护生态资产溢出生态红利。
中国经济时报：当前，中国生态环境保护还存在哪些问题？
潘家华：当前，在绿色发展中存在一些误区，比较典型的包括：一是生态越限，例如缺水地区建设人工湖泊，喷灌人工草地，甚至在高速公路隔离带中种植植物，用洒水车浇灌；二是生态洗劫，破坏自然生态系统，搞大树进城，好树搬家；三是生态折腾，今天植草坪，明天改花园，后天栽大树；四是生态造假，例如在大气污染监测点布置雾炮车降霾；五是生态负债，例如争相建“第一高楼”，美其名曰“节约土地”，殊不知，超高楼需要更多的建筑材料、消耗更多的能源运行，交通拥堵也不利出行。这些伪生态文明，违背自然规律、超越生态承载能力和环境容量建设。
此外，在规划建设运用管理中间还有一些非技术的高碳污染和资源浪费问题、管理中间存在法治让位督察，运动式的环境管理以及执法不到位、利益导向问题等。
“美丽中国”前景可期
中国经济时报：您对未来我国绿色转型的前景作何展望？
潘家华：中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出现了稳中向好趋势，但任务依然艰巨。中国的转型发展进程，从生态平衡迈向生态文明，方向是明确的，不可逆转的，否则，改革开放前的生态失衡就可能再度出现，而掉进马尔萨斯陷阱。但是要完成这一进程，路漫漫其修远兮，还须上下而求索。
一般来看，中国当前的环境状况并不令人乐观，实际上依然压力山大。总体上，中国的生态环境质量差、污染物排放量大、生态受损严重、环境风险突出，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差距较大；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率仍然较低，工业、燃煤、机动车“三大污染源”治理依然艰难；部分区域流域污染仍然较重，水资源紧缺的矛盾日趋紧张；土壤污染状况已经影响到了耕地质量、食品安全和国民健康。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发展已经跨越时代，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一方面，生态建设和环境治理，我们进入了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另一方面，改革开放40年，社会发展进入了新阶段，我们处于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攻坚期；更重要的是，改革开放40年的财富积累和技术进步，使我们有信心、有条件、有能力抓住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的窗口期。
因此，对于生态文明时代的前景，虽然有人可能还是存在担心，但是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进程和发达国家的发展演化进程表明，如果方向不变，这个担心就不会成为现实。根据学理分析，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学理推演，考察的关键是人的需求，人对自然的压力。任何国家的生态压力和污染的发展，都与人口有关系。我们看中国的人口态势。20世纪中叶，中国人口快速增长，超出了生态支撑的能力而强制计划生育，以至于要逆城市化发展，数以千万计的城市初高中毕业生离开父母，离开城市，去农村自食其力；21世纪人口增长趋缓，总和生育率已经大大低于人口稳定更新的2.1的水平，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不仅城市，农村居民的总和生育率也远低于人口更迭水平。按照联合国人口统计署用1.6-1.8的中等生育率测算，到21世纪末，中国人口将会从2013年的14亿下降到10亿左右，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也从20世纪的超过20%下降到21世纪末的近10%。人口数量压力不断减轻，人口素质不断提升，科学技术不断改进，必然的，中国今后的生态环境是持续改进的。
美国到21世纪末人口会达到4.5亿，人口增加环境压力必然增加。欧洲、日本应该说是一个饱和的成熟经济体，对资源的消耗需求不会有很大的增长，中国现在是趋向于饱和经济的状态。人口不会有大的增长，但消费水平尤其是农民的消费水平还相对较低，生活品质提升的空间很大，对经济的拉动应该还有空间。所以，现在可以理解为什么另外一个新兴经济体——印度，2018年上半年GDP的增长率超过8%，而中国不到7%？道理很简单，就是印度处于快速工业化阶段，人口消费需求拉动，还有投资拉动的增长。从这个意义上讲，纵观世界绿色转型发展的格局，对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应该且必须抱有乐观的态度。
未来“美丽中国”的目标是，到2020年，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主要污染物排放大幅减少，环境风险得到有效管控，生态环境保护水平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相适应。2035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到本世纪中叶，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全面提升，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全面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环境领域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实现，建成“美丽中国”。
深化改革开放，助力生态环保
中国经济时报：您对未来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有哪些改革思考？
潘家华：面对当前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存在的问题，未来应该需要做好以下方面的改革工作。
第一，以法治规范让人有明确预期。法无禁止即可为，法无授权即禁止。否则，行政手段太多容易造成寻租。
第二，用市场手段而非行政手段约束消费，引导消费。
第三，要形成社会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模式。环境治理光靠环境督察无法应对，老百姓有环境觉醒，必须广泛参与进来。公众参与是做好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环节，是新形势下环境保护事业发展的客观需要。
第四，要技术创新，特别是要一些新的技术来替代原来的能源消耗模式。
第五，在规划、建设、运行管理等方面与生态环境一致，从根本上消除污染产生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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