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涛 邬志辉 周慧霞 冉淑玲：“十四五”时期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后教育扶贫战略研究

　　（五）高等教育持续帮扶教育贫困，但须在机制匹配和扶贫内涵上深度创新

　　为促进乡村振兴和教育扶贫，我国在高等教育中实施了“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简称“国家专项计划”）、“农村学生单独招生”（简称“高校专项计划”）、“地方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专项计划”（简称“地方专项计划”）三个专项计划，面向贫困地区和农村学生招生，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建档立卡等贫困家庭学生。自2012年以来，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专项计划累计近60万人，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从2015年的27.5万人增加到2019年的50.9万人。[18]高职院校和中等职业学校招生主体生源具有类似性，绝对主体是农村和家庭经济困难家庭学生，高职院校2020年起未来两年将通过实施分类考试招生扩招200万人，扩招指标将继续向贫困地区倾斜，建档立卡等贫困家庭学生将被优先录取。此外，高校的民族预科班、民族班招生计划持续向贫困地区、向符合条件的建档立卡等贫困家庭学生倾斜。[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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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直接促进乡村振兴和扶贫工作，我国高校全力投入到教育、产业、智力、健康、消费等扶贫的直接工作中。通过高校与贫困地区、乡村直接结对，利用高校一切资源提升农村基础教育水平、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学、帮扶贫困群众实现稳步脱贫，打赢脱贫攻坚战。

　　（六）实现贫困学生资助全覆盖，但须加大资助力度、精度和智能化

　　为防止农村贫困代际传递，实现真正的“拔穷根”，我国教育系统对建档立卡贫困学生建立了专门档案实行精准资助，建成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学生资助管理系统，优先保证其最大限度享受资助政策，防止因贫失学。

　　我国已建成面向贫困学生全覆盖的资助体系：在学前教育阶段，对学前一年幼儿免除保教费（简称“一免”），对家庭经济困难学前一年幼儿发放生活补助金（简称“一补”），主要用于家庭经济困难幼儿的学习和生活费开支；在义务教育阶段，实施“两免一补”政策；(7)在职业教育阶段，中等职业教育实施免学费和国家助学金政策；(8)在高中教育阶段，普通高中免除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杂费并实施国家助学金政策；(9)在高等教育阶段，实施“奖助贷勤补免”及入学绿色通道等“多元混合”的资助方式。(10)2018年我国基本做到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应助尽助”，全国资助各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近1亿人次。[20]在建成贫困学生资助体系的当下，未来工作是加大资助力度、精度和智能化。

　　此外，从2011年起我国陆续在29个省份的1631个县开始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覆盖了国家所有扶贫开发重点县，到2018年中央财政累计安排资金1591亿元，受益学生达到3700多万人。[21]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进入全覆盖阶段，这对我国农村学生的健康成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七）重点有效关爱农村特殊学生群体，预防成为未来新发贫困

　　为解决中西部农村地区特别是边远贫困地区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普及水平仍然偏低的问题，我国从2017年开始实施了《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7-2020年）》，2020年各级各类特殊教育普及水平已得到全面提高，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95%以上，非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规模显著扩大，3.6万名残疾青壮年文盲接受了扫盲教育，但仍有部分特殊儿童少年因为身体条件无法完成学业，针对其进行“一人一案”、“一户一案”进行教育扶助、预防新发贫困尤为重要。

　　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是因我国乡村社会剧烈变迁而产生的两大特殊学生群体。相比于农村其他学生群体，他们更易受风险波动影响而成为教育贫困的弱者。我国2016年出台《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建立贫困地区建档立卡等贫困家庭留守儿童台账，基本建成家庭、学校、政府和社会力量相互衔接的留守儿童关爱服务网络，到2020年，我国留守儿童已明显减少。..(1.1)留守儿童中有部分是孤儿，中央财政建立了专项转移支付补助各地为孤儿发放基本生活费，从2019年始,中央财政补助东、中、西部的孤儿基本生活费标准在原来基础上增加了50%。针对流出乡村的流动儿童，核心是妥善解决就学问题，施行以输出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公办中小学为主的“两为主”政策。

　　（八）乡村教师变革乡村社会的力量显著增强，但仍需强化其能力提升

　　乡村教师是改变乡村教育贫困以实现教育促进乡村振兴的关键力量，国家努力在涉及“引得来”“留得住”“有发展”等方面重点改善乡村教师队伍，提高乡村教师改变乡村社会的能力。在“引得来”方面，我国特岗计划累计为农村中小学补充教师75.4万名，分配中央财政教育专项资金时向农村深度贫困地区倾斜。在“留得住”方面，2015年起开始实施《乡村教师支持计划》，生活补助政策惠及中西部130万名乡村教师，建立各级乡村教师荣誉证书，提高乡村教师获得感和荣誉感。在“有发展”方面，2010年起开始实施中小学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简称“国培计划”），“国培计划”始终以提升贫困地区乡村教师素质为实施重点，精准实施“乡村教师培训扶贫攻坚行动”。以“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为重点，实现贫困地区乡村教师、校园长培训全覆盖。

　　通过对乡村教师的一系列助力工程，我国乡村教师的待遇有所改善，但“招不来、留不住、师资弱、结构不合理”等仍是困扰乡村教育促进乡村脱贫和振兴的主要问题。

　　（九）互联网接入率取得较大进步，但利用信息化实现乡村扶贫和振兴的“走出去”潜能尚需挖掘

　　在推进教育信息化背景下，2019年，全国中小学互联网接入率上升到97.9%,93.6%的学校已拥有多媒体教室。[22]目前，教育信息化扶贫机制主要是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对农村社会而言，主要以“引进来”为主，对农村学校、乡土文化的原创性资源挖掘不足，未来乡村扶贫和振兴需借助“互联网+”实现乡土特色“走出去”和“引进来”并重。

　　（十）通用语言普及率高，为实现乡村扶贫和振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沟通交流和应用能力，是提升“造血”能力的语言基础，是学龄儿童“无障碍”融入学校生活的必要条件，更是我国实现乡村扶贫和振兴的重要基石。2020年3月，我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率80%的目标已实现。顺利实现到2020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平均达到80%以上的目标。[23]但中西部农村尤其是西部民族农村地区仍是普及重点,青壮年农民、牧民普通话应用能力依然是难点。

　　二、“十四五”时期教育促进乡村扶贫与振兴的新挑战

　　（一）城镇产业升级使乡村相对贫困人口转移排斥风险增大

　　2020年后，我国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以上,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以上，在新一轮“撤乡并镇”和“合村并居”中，不难预测我国城镇化还将持续加速推进。城镇化是一把双刃剑，长远看从规模优势上必然助推国家产业结构加速升级，但产业升级恰恰是知识、智慧、信息、观念、资本等密集化的过程，是供给侧的加速改革，其结果是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排斥和对低技能岗位的淘汰，而加速推进的城镇化又面临大批人口尤其是农转非人口的刚需就业和生存问题。新一轮经济变革、智慧城市建设等引发的一系列产业升级是现代国家发展的趋势，放慢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和升级步伐以解决庞大人口就业只是权宜之计，农村转移劳动力亟待从“人力密集型”转向“脑力密集型”，这有赖于全员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预估未来社会岗位增长的潜力点将在于高端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当下农村转移劳动人口的综合能力很难适应城镇加速产业升级的内在需求，可能产生产业升级排斥人口就业的巨大风险。当然，历史一再证明，产业转型和技术变革也是重要的机遇期，技术使传统工种消失的同时也创造了新的工作岗位，传统产业衰落的空间正是新兴产业兴起的地方。教育促进乡村扶贫与振兴的核心是要跟上城镇化背景下国家产业升级的步伐，明确提升面向时代和未来所需要的思维水平和职业能力。

　　表1我国教育扶贫“十三五”重要指标完成情况

　　（二）风险社会致使摆脱乡村贫困人口返贫和新致贫的风险增大

　　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集体脱帽和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整体脱贫，使地域性“连片块状贫困”为代表的国家“结构性贫困”不复存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乡村社会中的贫困将主要呈现出以点状个体特质为代表的“行动性贫困”特征，即个体或家庭贫困在社会结构功能性改善前提下个体行动力弱所致使的能力贫困。未来贫困主要与素质、能力等个人禀赋，以及自然灾害、投资失利、重大伤残等突发性事件有关，而不再是普遍的结构性因素。随着城乡最低生活保障等各项制度的托底，减贫内容不再仅仅是追求物质温饱与生存，而是转向追求更高层次的权利共享与发展。可以预见由“资源”“物质”等低维要素层面所组成的低维贫困匮乏问题将基本不复存在，但以“公平”为核心的权利层面和以“幸福”为核心的心智层面等高维贫困问题将更为突出，“平权”“承认”“融合”“共享”等高维反贫困诉求将激增。教育扶贫将从低维的经济帮扶贫困转向涵盖知识、能力、观念、心理、情感等为内涵的高维贫困。“结构贫困”到“行动贫困”的转变预示了未来贫困发生的偶发性，但我们预测未来贫困的波动性和反复性将增加，传统贫困主要由收入水平低下所致，未来贫困更多可能源于对现有财富的支配性失败所致，我们判断未来公共政策对贫困干预的关注重点不应仅仅在“收入源”一端，“支出结构”的可持续性优化也是反贫困工作的重点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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