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三农问题与我国农村的未来发展

　　摘要：当前农民收入增长停滞，城乡地区收入差距扩大，“三农”问题引起各方重视“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本文提出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在保持农业的持续、稳定发展的同时，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差距。

　　一、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启动农村市场，增加农民收入

　　我国是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基本上是城乡二元经济，城乡市场隔绝，农村消费条件不充分，市场发育不完全。在占全国总人口63.8％，户数占三分之二的农村地区，和生活有关的基础设施仍然十分落后，不仅电网老旧、电压不稳，而且电价高昂，有一半的农户没有自来水，大大限制了农村地区对现代消费品的需求。2000年农村每百户居民彩色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的拥有量分别为48.7、12.3、28.6，仅为同年城镇居民拥有量的41.7％、15.4％、31.6％。2000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253元，比1991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2025元高出11.3％。2000年上述三大件的价格仅为1991年时的一半或更低，但2000年农村居民的拥有量也仅为1991年城市居民的71.1％、25.3％、35.5％。可见，不是收入水平，而是基础设施不足是限制广大农村地区的居民实现其消费意愿的主要原因。

　　根据国家统计局农调队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1999年12月对全国18796个农户所做的抽样调查和计量分析发现，农村电价每调低一毛钱，对彩色电视机需求的刺激作用相当于农村人均纯收入提高370元；对电冰箱的需求相当于农村人均纯收入提高667元；对洗衣机的需求相当于农村人均纯收入提高909元。如果做到农村居民用电和城市居民同网同价，在农村安装卫星电视地面接收锅做到村村通电视，建水塔实现村村通自来水，农村地区将会很快出现一个家用电器的消费高潮，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将不再有过剩的生产能力。水、电等和生活有关的基础设施问题解决后，农村地区还会自发地掀起厨房革命、厕所革命等和改善生活质量有关的建设高潮，把许多制造业现存的过剩生产能力消化掉。

　　而且，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项目如修筑乡村公路，架设乡村电网，建立自来水供应系统和广播电视接收、发送装置等，投资规模一般不大，投资较为分散，与主要为城市服务的基础设施项目相比，具有投资少、工期短、见效快、经济和社会效益好的特点，使用的物质投入以国内生产为主，对国内需求的直接刺激作用更为明显。这类基础设施建设高度劳动密集，以使用农村廉价劳动力为主，所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还能够在农村地区创造出许多就业机会，直接增加农民收入。

　　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实际上是农村现代化所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任何一个经济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离不开城乡的协调发展，城市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向农村扩展，而良好的农村基础设施恰好是城市文明向农村延伸的桥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推进农村现代化，有助于缩小城乡和地区间的发展差距，为广大农村居民参与经济发展过程，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创造必要条件。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将使农村经济和社会事业长期受益，农村经济的发展进而可以扩大全国的市场规模，不断为全国经济增长提供新的空间，提升经济发展水平。

　　通过加强农村与生活有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启动农村的消费市场，消化掉过剩生产能力，使国民经济走出通货紧缩的困境，国民经济可以恢复健康、快速、持续的增长，这样农村劳动力才可能有机会不断转移到非农产业部门就业，进而实现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以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启动国内需求、消除过剩生产能力最有效的措施，也是当前实现农村劳动力就业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解决“三农”问题的首要政策。

　　二、深化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发育和完善全国统一的大市场，缩小地区差距

　　我国各地的发展水平差距很大，东中西部之间收入差距如何不断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而缩小，是我国在新世纪解决“三农”问题所要克服的难点之一，关于此点，建立全国的统一大市场是关键。

　　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谬尔逊提出的“要素价格均衡理论”，在没有交易成本的前提下，要素禀赋结构不同、比较优势有异的地区，如果能够按照比较优势来决定产业结构，然后，通过统一的产品市场，进行地区间的产品串换，那么，各个地区间劳动者的收入就会随着经济发展而趋同，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就会成为拉动另外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动力。以粮食为例，当前，我国东部地区相对于中部地区人多地少，工资水平高，因此，粮食这种土地相对密集的农作物在东部地区不具有比较优势。如果有了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当东部地区随着经济发展，土地和劳动力机会成本提高，粮食生产就会越来越不合算，东部地区自然会缩小粮食生产的比重，增加向生产粮食有比较优势的中部地区的购买。粮食市场的价格将会相应上升，中部地区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农民也就能从粮食增产中得到增收的好处，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就会成为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农民增收的拉动力。同样的道理，当东部地区越发展，也会增加购买具有资源比较优势的西部地区的资源密集型产品，推动该类产品价格的上涨，成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拉动力。这样，东中西部的收入差距就会随着东部经济发展的扩散效应而不断缩小。所以，要缩小地区收入差距，首先必须建立全国统一的产品大市场。

　　建立和完善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也将有利于政府调控宏观经济运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政府将经济工作的重心由参与和直接干预生产经营转向培育市场，然而，这绝不意味着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能力被削弱了，恰恰相反，通过为农民保护产权，活络市场，替农民创造一个能节约交易费用、能开展公平竞争的经济环境，不仅政府宏观调控经济运行的有效性将大大提高，而且调控的面也大大拓宽了。（1）对于政府来说，只有当整个国民经济运行更多地依靠市场机制，才有可能从应付日常的小事中解脱出来，着重研究和解决一些真正属于宏观经济调控方面的问题。（2）通过市场发育和经济运行机制转换，政府将主要依靠一套规则而不是一笔资金或审批来协调经济运行，有助于根除政府官员因参与微观经济运行而滋生的受贿、索贿等陋习，使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宏观调控方面。（3）加入WTO 以后，我国农业面临特殊挑战，政府直接对农业提供保护和补贴，既违反WTO 规则，实践中又难以奏效，对于农民来说，在政府规则面前要求平等要比在政府计划分配的物资面前求平等容易得多。政府在降低市场的交易成本和风险两方面都有许多工作可做。

　　首先，就降低市场的交易成本来说，市场交易的硬件，如交通、通讯、金融等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是跨地区的商品和要素流通的必要条件之一。这些体系建设的一次性投资、外部效应和规模经济都很大。为了避免市场发育因这些硬件设施的欠缺而受阻，政府在这些领域负有直接投资和发展的责任，在必要时也可以开放、鼓励民间在这些领域的投资。另外，从表面上看，商品交易是商品从一个所有者转移到另一个所有者手中，而货币则和商品成反方向的流动。但是，商品交易的本质是所有权的交换，所以只有在所有权界定清楚、交易的合同得到法律的保障的情况下商品交易才能顺利进行。在现实生活当中，一些地方政府干预粮食等大宗农产品流通的情形时有发生，这实际上是对农民生产的农产品所有权的直接侵犯，不仅使农产品在地区之间调剂余缺的成本大大增加，而且使地区之间的产业结构变动和比较优势的发挥遇到很大的障碍。以法律的方式界定各种生产要素和商品的所有权，以法律的方式来保障所有权和交易合同，也是政府在发育市场、促进商品和要素流通方面无可旁贷的责任。

　　其次，市场的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生产的盲目性造成的。信息越充分，生产决策就越准确，市场的风险就越小。而且，消费和需求结构的变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准确预测的。但收集和处理这方面信息的外部效应很大，即一方面它的一次性投资很大，另一方面所得信息又可以以供给的边际成本为零的方式让众多农民分享。这些信息由各个分散的农户自己来处理，显然缺乏经济合理性，所以政府在这方面也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透过广播、电视、互联网定期或不定期地发布商情预报，指导农业生产，以减少农民生产经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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