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三农问题与我国农村的未来发展

　　三、加速科技和体制创新，增强竞争力，迎接入世的挑战，实现农业持续、稳定发展

　　如果我国经济在未来三十年保持快速的增长，对农业将产生两个挑战：一是在农村就业和农业生产结构调整中，我国的农业能否生产足够多的粮食来养活自己；二是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能否不断提高农业技术水平，引进新产品，并改进现有品种的质量，使农业结构调整能够伴随经济增长顺利进行。

　　根据历史经验和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一般认为粮食产量增长能够超出人口增长一个百分点就是了不起的成就。如果以此为目标，并假定到2030年人口达到16亿的水平，那么，从现在到2030年，平均每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81%，粮食产量每年的增长率目标应为1.8％，到2030年粮食产量应比现在高70％。在耕地增加的余地很小的情况下，我国未来能否增产这么多粮食的关键在于单产能否不断提高。提高单产的途径有两个：一是增加农业投入；二是技术进步。但是如果技术水平保持不变，增加要素投入的边际生产力会下降，这一途径潜力有限。所以，满足我国粮食需求的增加主要必须依赖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其实，本世纪以来世界粮食生产的增长主要依靠的就是技术进步导致的单产提高，我国从1960年代以来粮食增产也同样是有赖于此。

　　在1991—1993年间，笔者曾经领导一个研究小组就我国粮食作物单产提高的潜力在全国各地市进行了大规模的实证研究。根据调查，我国现在水稻、小麦和玉米的大田最高单产和大田实际平均单产的差额约为实际单产水平的1.5—3.5倍，这个差距代表在作物品种现有光合作用的水平下可以挖掘的潜力。这项调查又发现，如果我国政府对粮食科研给予足够支持，有一半的潜力可以用传统育种的方法改进作物品种来实现。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粮食生产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自1959-1961三年自然灾害以后，我国政府就特别重视粮食科研，而且在许多方面居于世界前列。1966年国际水稻研究所开发出半矮杆水稻品种，标志着绿色革命的开始，而我国在1964年就开发并推广了同类品种，并且于1976年开始推广种植杂交水稻，直到1990年代初我国仍是世界上唯一大面积生产杂交水稻的国家。所以，只要给予粮食科研足够的重视，依靠传统育种的方法挖掘现有最高单产水平和实际单产水平之间的潜力，就应该能达到每年增产1.8％，实现在2030比现在增产70％的目标。如果考虑今后几十年的科技进步，尤其，生物技术在育种上的运用，只要政府给予粮食科研足够的支持，我国一定有能力生产足够的粮食来养活自己。

　　当然，从经济合理性考虑，达到百分之百的粮食自给自足并不是最佳选择。粮食是耕地密集型产品，我国恰是个耕地稀缺的国家，发挥比较优势，将劳动力更多地用于生产劳动密集的工业制成品和农作物，通过国际贸易适量换取耕地密集型的粮食产品，这样更有利于改进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加入WTO 为此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

　　为了提高农产品附加价值和与进口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需要加快建立适应现代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农产品市场营销体系，将我国农业生产上的比较优势转化为市场竞争优势。在这方面，政府需要做的是出面组织建立和执行农产品质量、卫生安全标准体系，为广大农民和农产品市场经营者树立明确的努力方向。目前农民对国际市场和外国农产品的质量标准、包装要求、卫生检疫要求等情况并不了解，这些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的性质，即使在国外也属于政府各相关部门负责组织实施的管理职责，所以并不是直接的农业保护或补贴，也符合WTO 规则。只要广大农民有了明确的努力方向，加上全国统一大市场建立所提供的机会，他们自然会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一样，打赢加入WTO 这场战役，将我国农业发展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在改进品种、质量的农业科研上，除了提高我国自己的能力外，我们还可以加大农业的国际合作，从发达国家或地区引进先进农业技术和品种。在这方面和我国台湾省的合作值得特别重视，我国大陆地区农业科研不足之处正是我国台湾省农业科研体系的长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两岸农业科研体系在这方面合作的空间很大。台湾农业在1960年代以后随着台湾经济的快速发展，农业部门也跟着进行了重大的结构调整。大米和甘蔗两大类传统农产品生产相对萎缩，并保持净进口态势，而蔬菜、水果、花卉等园艺作物和水产养殖的生产则依靠农业科研部门和推广体系的卓越成绩和农民素质的提高而大幅度增加，并保持了一定的出口竞争力。但是，目前随着台湾经济的发展，劳动力价格的不断提高，劳动力密集型农产品的竞争力在台湾正在逐渐丧失。加入WTO 以后，大陆农业可以与台湾开展分工合作，鼓励台湾农民到大陆来投资，将品种、技术转移过来，以加快大陆本身的农业现代化进程。这既有利于台湾的农民，有利于大陆的农民，也有利于两岸的和平统一。

　　四、发展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创造就业机会，加速农民就业结构的调整

　　农村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调整的前提是非农产业大发展，能够不断创造出大量非农就业机会，不断将农业劳动力吸纳到非农就业岗位，不断降低农业就业比重和数量。上述机制是务农农民的收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不断提高的前提，因此，“三农”问题的解决还有赖于“三农”之外的非农产业的发展。加入WTO 以后，政府不再能够给予某一个产业直接的补贴，非农产业的大发展必须是这些产业具备很强的市场竞争能力，这就要求这些产业符合我国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的比较优势都将是劳动密集型产业。

　　在讨论迎接加入WTO 的挑战时，在国内理论界和实践部门有一种广为流传的信念，认为中国应该重点发展资金密集、技术尖端的大企业，只有这样才有实力与外国企业展开竞争，否则民族工业就会在市场竞争中败北。实际上，一国产业的竞争力主要取决于其产品的成本，成本越低的产业竞争力自然就越强。而一个产业的成本高低主要取决于其是否利用了本国的比较优势，比较优势又是由一国的要素禀赋决定的。我国现阶段的要素禀赋是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稀缺，因此，具备比较优势的行业和产业区段具有劳动力密集的特征。如果我们举全国之力发展资金密集型的大企业，必然需要继续人为压低资本价格，并采取种种行政措施保护资本密集型企业免受市场竞争挤压，结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无法完成，国民经济的发展也将出现种种困难而“欲速不达”。

　　相反，遵循比较优势发展起来的产业因为成本低廉而具有相当强的市场竞争力，因此不需要政府的特殊保护。由于这种产业竞争力强，因而盈利能力强，经济剩余多，资本积累速度快，由此导致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快，资本在我国将逐渐由相对稀缺转变为相对富裕，劳动力反而日益显得稀缺起来。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动将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具有竞争力的产业越来越带有资本密集、技术先进的特征，中国就能够以“小步快走”的方式赶超发达国家。

　　任何产业和企业的发展都需要有灵活的金融市场的支持。我国目前的金融体系存在许多问题，加入WID 以后，我国金融业即将对外资开放，面临的竞争将非常激烈，金融业的改革刻不容缓。当前的要务除了解决国有银行的巨额不良贷款，消除资本市场存在的问题外，最重要的是确立金融改革的方向。

　　金融体系的功能主要在于动员资金和配置资金，而动员资金的功能其实从属于配置资金的功能，因为资金配置得好，经济的效率高，经济中的剩余就会多，可动员的资金就多，而且，资金配置得好，资金的回报率高，储蓄意愿就会高，在经济剩余中用来作为积累的比例也就多，这样，资金动员的效率就高。资金配置的效率取决于在经济中最具竞争力的产业和企业是否能够得到最好的金融服务。

　　我国现阶段最具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保证这些企业的融资需求应该成为我国当前金融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对中小企业来说，最合适的融资方式是以中小银行为中介的间接融资，而这正是我国金融体系中最欠缺的一块。这种格局不改变，中小企业的金融需求就很难得到满足，中小企业的发展有障碍，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不会很顺畅，速度就会减缓，所以发展中小银行，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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