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文虎：中国农村人口问题与中国可持续发展

　　由人类社会与环境组成的世界系统在基本层面上可以概括为三种生产——物质生产、人的生产和环境生产——的联系，[1]（见图1）。三大生产呈环状结构，物质流在它们之间的畅通程度决定着世界系统的和谐程度，进而决定着人类社会是否可持续发展。

　　另外，由于我国农村人口的基数太大，虽然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下降，但绝对数量仍一直在上升，见图2.与此同时，作为农业生产最基本生产要素的耕地在我国快速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不断减少。从1978—1998年，我国耕地面积减少了441.55万hm[2]，而同期中国农村人口却增加1.164亿，农村人均耕地面积由0.124hm[2]下降到0.10hm[2].

　　显然，伴随我国农村人口数量问题的是农村的人与自然资源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如果继续扩展下去，将使我国世代以土地为生的农民逐渐丧失生存依托，而我国的城市化与工业化又不可能及时吸收那么多从农村中转移出来的人口，这将对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构成莫大的威胁。退一步说，即使我们想通过开荒造田来缓释这一矛盾，也是无济于事的，因为我国现存的宜农荒地已经不到3500万hm[2]了。

　　（2）人口素质。人的素质具有明显的时代性特征，在不同历史时期，人口素质的内涵、要求及规格不同。在工业文明时代，农民的素质应该包括文化素质、综合科技技能以及敏锐的商品意识与市场观念、创新的精神、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道德观念、参与市场竞争所必备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等等；就是说工业文明要求农民成为“复合型”的全才，既懂技术又懂经营管理，既善于积累知识，又具有大胆实践的勇气和能力。这对于中国绝大多数农民而言，已经几乎是“奢望”。然而工业文明还不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终结，相应于即将到来的环境文明时代，农民的素质中还要增加天人和谐的环境保护意识和少生优育的人口意识等。

　　目前，我国农民的文化素质和科技素质都不容乐观。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2年我国农村劳动力文盲、半文盲占7.59％，小学文化程度的占30.63％，初中程度的占49.33％，高中程度的占9.81％，中专程度的占2.09％，大专以上的仅占0.56％。而且地区之间的差异较大，西部地区以小学以下文化程度为主，其中小学文化程度占33.10％，文盲、半文盲率超过16％。再看科技素质，目前我国平均2000多个农业劳动力才有1名农业技术推广人员，而发达国家平均不足400人就有1名；1999年，我国农科学院在校学生总计17.6万人，平均每一万农业人口中只有两名大学生，而发达国家90年代初期平均每一万农业人口中拥有的农业大学的在校生，美国为200多人，加拿大为100多人，日本为50多人。[3]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种植业、养殖业和畜牧业对农民文化素质、科技素质的要求在不断提高；同样，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益完善，市场营销、市场预测和产品开发等方面的能力也以较高的文化素质为前提。显然，我国农民文化、科技素质的现状是不能满足这一方面要求的。由于文化科技素质低，我国多数农村仍然采用以大量消耗资源为代价的粗放式、浅层次的传统生产技术进行农业生产，致使效率、效益低下，经济增长缓慢，农民的收入也相对下降。一些生态本来就很脆弱的地区，形成了“越垦越穷，越穷越垦”的恶性循环局面。

　　不可否认，中国农业文明时期的传统文化大量积淀在农村人口中，其中不乏一些优良的传统，如勤劳、俭朴、注重经验以及安天而守常道、自在而不失创造性等等。但同时农业文明的保守性又使得农民素质滞后于“工业文明”以及即将到来的“环境文明”的要求。中国农民数千年来以一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固定方式生产生活，逐渐养成了墨守成规的生活习惯，形成了相当稳固的文化观念，无论是地理上的迁徙，或是职业角色的变更，对于农民来说都是难以接受和难以适应的。长期的乡村社区生活方式形成的村落意识抵制文化交流，排斥外来进步因素，禁锢了农民的思想。致使中国很多农民都缺少与市场经济要求相符合的敢于创新的精神、敏锐的商品意识、质量观念、法律意识、法制观念等。

　　（3）人口的构成与分布。人口构成包括自然构成和社会经济构成。从人口的自然构成来看，我国农村已经进入老年型社会。根据《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2年我国有7.72亿农民（不包括1964年以后的新建制镇人口），其中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有6305.7万人，占农村总人口比重的8.1％，超过联合国规定的老年型社会7％的标准；0～14岁年龄段有1.82亿人，占农村总人口比重的23.5％，老少比大大超出了30％以上的规定。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我国农村是在经济欠发达背景下进入老年社会的，也就是说农村人口的自然构成已经成为我国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

　　人口的社会经济构成是与人们的生产方式包括对资源的利用方式有关。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到2002年，中国乡村劳动力中有近70％的乡村劳动力在从事初级农产品的生产活动，仅有1.65亿人从事非农产业，占乡村劳动力总量的34％。这种职业构成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农民收入增长极其缓慢。1997年以来初级农产品价格持续低迷，农民实际纯收入人均增长4.6％，比上年回落了4.4个百分点，1998、1999、2000年持续走低，到200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只增长了2.1％。2001、2002年虽然实现了恢复性增长，但仍然保持在4.6％的较低水平。

　　1.3中国农村的生存方式

　　这里，生存方式指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人群的组织方式。

　　（1）生产方式。我们在这里所说的生产方式是指人类将自然界中的物质转换为可被人类直接使用的产品的方式。具体到农村来说，就是指利用土地获取生物资源，然后经过加工转变为商品的方式。传统的农村生产方式以解决自身温饱为主要目的，完成于田间。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生产的主要目的已不是为满足农民自己生活的需求，而是以市场交换为主要目的。为了增加农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能力，获得最大收益，就必须对农产品进行深度加工，增加农产品的科技含量与附加值。于是农村中的农业生产系统也就扩展为获取、加工、流通、销售的全过程。但在目前，我国广大农村中的主要生产方式仍局限于“获取生物资源”这一个基础环节上，最多有一点初级加工。而可获得高附加值的加工、流通、销售环节都被排除在农村生产方式之外，因而农业生产所形成的财富大多不能进入农村，更到不了农民手里。

　　（2）人群组织方式。人群组织方式指的是人在物质和非物质活动中结成的秩序化关系，其中生产单元是人群组织方式的基础内容。农村人口数量增长导致的农业资源相对稀缺以及家庭联产承包下的“均田制”决定了农业生产的基本单元还是“农户”。农户分散小规模经营的格局与农产品流通大市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一方面，分散的农户生产不利于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另一方面，分散的农户生产难以获得银行的资金支持，也难以抵挡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最后，凭借一家一户的力量，农业生产的管理和技术无法更上一层楼。这些矛盾严重制约农民收入的提高和农村经济的发展。由此可见，我们必须十分重视组织创新在解决三农问题中的重要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很多地区的农民已经出现了一种主动寻求合作的要求，而且在某些地方已经出现了不同类别的农民组织，比如各类协会、研究会、促进会等等。许多地方政府出于服务农民、获取利润的双重考虑，也开始积极地参与到各类农民组织中。新成长起来的农村经济合作组织都有一个统一的基本框架：龙头企业＋基地＋农户，但由于龙头企业的性质不同，以及与农户的连接方式不同，又构成了不同的组织形式。

　　（3）生活方式。生活方式通常的理解是：人除了进行必要的物质生产活动外其余的时间都在做什么？以怎样的方式去做？意即社会生活中具有代表性的、可以概括日常生活全貌的若干方面，以及社会分层间日常生活面貌的差异的抽象。

　　能概括农村人口日常生活全貌的代表性方面很多，比如生活消费的走向、生活时间的分割、生活目标的寻绎、生活交往的转轨等等。其中生活消费的水平与方式是生活方式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和体现，农民对生活方式的选择与变更，突出表现在他们的生活消费的变革及其走向上，其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更新，演示着生活方式的新旧交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和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见图3（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3》）、表。2（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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