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晓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路径选择与突破重点

　　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引起了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提出这样全新的战略构想，无疑是极具针对性的，值得深入思考。

一、为什么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显而易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应只是基于我国城乡差别仍然较大，农业和农村发展严重滞后于城市，这些问题虽然存在并且不容忽视，但究本质看，上述矛盾是长期存在的老问题，并非现在才凸显和更加尖锐的。相反，在整个宏观经济下行的压力仍在持续加大的严峻形势之下，我国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堪称“一枝独秀”,不仅现代农业的整体水平在持续提升，农民人均收入增速持续快于城镇居民，而且新农村建设的强度和力度前所未有，减贫规模和成果不断创造奇迹。这些基本事实表明，中国的农业和农村总体上是持续发展的，在此背景下基于现实问题导向提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说明农业和农村在持续发展的过程中患上了急需诊治的疾病，“乡村病”的日益加重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正在侵蚀改革以来在“三农”领域付出艰辛努力所取得的巨大成效，影响和削弱农业农村自身的发展能力，而且还将不可避免地产生不利的全局性影响，危及到中国经济社会的整体性稳定。

　　就现实看，下述突出的“乡村病”虽然是发展中的问题但的确值得高度重视：

　　一是要素非农化。土地、劳动力、资金等基本生产要素持续大规模由乡到城单向流动，一方面，粗放的土地城市化虽有所遏制但矛盾仍然突岀，耕地大规模减少的矛盾不仅表现在数量上，同时表现在质量上，高速工业化、城市化推进中所吞噬的主要是最肥沃的良田沃土，对农业现实生产能力的损害极为严重。另一方面，农业劳动力特别是素质相对较高的青壮年仍然主要是离乡进城的就业选择，严重失衡的劳动力流动方式依然未能逆转，这一发展态势事实上是在从根本上损伤现代农业的发展根基。此外，当前农村资金总体短缺，金融抑制的矛盾依然尖锐，农民获得金融服务仍然十分困难。几乎所有农村金融机构都是存贷差，农村稀缺资金仍然大规模外部流失。

　　二是劳动力老龄化。由于主要受人口外部非均衡流动的影响，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比城市更为突出，未富先老的矛盾十分尖锐。目前大多数农村区域实际务农的劳动力平均年龄高达60岁左右，劳动力老龄化矛盾加剧不仅直接带来因供给不足而不断推高农业人工成本，而且促使老龄化的农村家庭由多种经营向单一经营转变，为自食而种地引致商品经济向自给经济倒退，结果是农业的兼业化和粗放化不断发展，“谁来种地”成为普遍性的突出矛盾。还值得关注的是，农业劳动力老龄化进一步拉低了农业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对农业技能培训产生不良影响。而自给性的农业生产取向使老龄劳动力缺乏有效技术需求，对采用新技术、新品种持保守态度，“如何种地”同样成为普遍面临的严峻挑战。

　　三是农村空心化。农村空心化是一个由农村人口过度外部流失引起的农村整体经济社会功能综合退化的过程。其典型表现形式是农村人口急剧减少，农村住房大量空置，农村公共服务有效需求显著降低，乡村社会治理水平同步下降，部分自然村落出现总体性衰败甚至消亡现象。如果从宏观的历史发展趋势审视，因农村人口减少造成部分村庄衰落是一个现代化进程中的共同趋势，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国经济转型发展必然经历的阵痛和付出的代价，但合理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应当是必须力求使阵痛期更短和所付代价更小，假如任由“空心化”无限制地恶性扩展，必然产生不利于农业和农村稳定发展的负面影响。短期内农村人口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的过度流失，将直接导致土地经营粗放化，进而不仅形成农业产业升级的障碍，甚至还会产生向自给性农业的倒退。此外，在人口非均衡流动的背景之下，“空心化”带来的并非单纯只是农民数量减少的问题，而是同时伴随着着严重的农村内部社会结构失衡矛盾的加剧。老龄化、妇孺化与空心化相互交织，造成农村普遍的家庭撕裂，社区邻里互助传统削弱、优秀乡村文明衰减，农村社会结构稳定性遭受破坏，社会治理面临巨大挑战。

　　四是环境污损化。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是付出了巨大的生态代价的，而且对农业和农村领域的影响同样十分严重。我国农村不仅水土流失面积仍然在扩大，土地荒漠化的矛盾十分尖锐。特别是环境污染已经成为最为严重的问题：其一是废弃物的污染，我国农膜的回收率和秸秆还田率都很低，农膜不能降解直接危害土壤结构，秸秆大规模焚烧则造成严重的大气污染，同时，目前规模化养殖业的快速扩张使农村面临的面源污染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尤为严重，而且治理难度不断加大。其二是生活污染，过去很多农村的生活用水排放后可以自然消解，但是现在大量使用的洗衣粉、消毒液等不加任何处理后进入沟渠、耕地，造成日趋严重的水体和耕地污染。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农村生活垃圾数量激增，其中绝大部分仍未加任何处理，成为导致农村环境恶化的又一重要根源。其三是投入品的污染。我国农业增长过度依赖化肥、农药的格局总体上仍未扭转，投入量大，利用率低，大量直接进入水体和土壤，致使农村环境污损矛盾日趋加重。农村生态环境的红灯的全面拉亮，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危及到了农民自身的基本生存。而且使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矛盾持续加剧，这一现实问题已十分严峻。

　　事实上，上述“乡村病”虽然表征突出并且在一些方面还表现为有所加重的趋势，但总体上是显性的，来自社会的基本认识是相对一致的。除此之外，还有三方面的现实性严峻挑战尤需高度关注：

　　第一，不均衡发展。就产业看，现代农业的总体水平虽有较大幅度提升，但极为显著地表现出较大的地域差异。在城市郊区、农业基础生产条件优越和交通相对便捷区域，各种现代农业模式正以相当快的速度扩张性规模增长，而在偏远的传统农区，农业结构的转型提升不仅没有实质性进展，而且许多区域还存在向自给性生产方式退化的逆向调整特征，由于缺乏劳动力和产业支持政策缺失，这些区域相当部分农户家庭又被动地回归到低投入、低产出的传统小农经济模式。正因如此，当前我国事实上面临着一些地区现代农业加快发展与另一些区域传统的精耕细作农业趋于衰落两种趋势并存的严峻现实，农业产业发展的区域失衡矛盾十分突出。

　　就区域看,农村内部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同样十分严重。如上所述，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部分农村人口不断离开，部分自然村落逐步趋于消失，这是城镇化发展的不可逆的内在规律，是一个世界性的共同现象，中国不可能是一个例外。但问题的关键是即便部分人离开了，土地不能荒芜、产业不能萎缩、留守人口的经济收入和公共服务水平不能降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证明，农村人口减少并非注定逃不脱乡村衰退的厄运，人口数量持续减少的同时同样可以保持乡村稳定并完成现代化过程。但我国现在面对的严峻现实是，在许多地区特别是区位条件差和交通不便的偏远农村，伴随人口外流的是乡村全面性的深度衰退，村庄空心化与土地荒芜、粗放经营、产业萎缩在同一区域同时发生，在空间上完全重叠，与相对发达区域新农村建设所实现的深刻变化构成巨大反差。

　　毫无疑问，农村内部严重的产业和区域发展双重失衡的严峻现实，尽管具有阶段性发展特征的内在必然性，但当这种失衡超过合理限度而对全局性稳定增长过程构成威胁时，就必然地成为需要及时解决的紧迫性重大问题。因此，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绝不能仍然单纯是选择性的锦上添花，进而继续加重农村内部业已严重发展的失衡现象。相反，乡村振兴应更加关注产业发展滞后和乡村衰退严重的重心区，突岀重点，弥补短版，雪中送炭。

　　第二，短期化增长。虽然我国现代农业在原有基础上实现了长足发展，但由于相应的制度缺失，缺乏完备的约束机制，产业发展过程中的短期化仍是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对许多地方政府而言，仍然习惯于运用非市场手段直接干预农业产业发展过程，求大求快，规模偏好，不仅加剧供需脱节矛盾，而且构成助长为追求产业发展短期利益不惜拼资源、拼环境行为广泛存在的重要诱因。而对各类生产者而言，由于缺乏有效的约束和监管机制，在利益最大化驱动之下，许多方面短期化行为更是无以复加地恶性发展，主要靠化肥、农药增加产量，大量使用膨大素、瘦肉精等增加收入。正因如此，尽管近年来我国现代农业在产业结构优化、生产规模扩大和装备水平提升等重要方面成效显著，但的确不能过度满足于已有的进展，总体上还缺乏稳定的长效化产业发展机制，由此诱发的农产品质量不安全和农村环境恶化，无疑是农业短期化行为蔓延酿成的两大恶果，也是当前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破解的关键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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