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谁的乡村建设——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前提

　　针对当前全国各级地方政府集中财力打造新农村建设示范点大都打造得不佳的情况，规划建筑界乃至艺术界和社会各界也介入到新农村建设示范点的建设中来。其基本路径是由地方政府花钱买服务，让有关机构和个人来协助地方政府打造新农村建设示范点。这方面走在全国前列的是由李昌平和孙君所主持的中国乡村建设院。

　　中国乡村建设院打造的一个典型是河南信阳市的郝堂村。通过李昌平团队的打造，郝堂村的乡村建设具有了品质与品位，其中最重要的是，通过李昌平团队的打造，郝堂村具有了对城市人的吸引力，目前每年到郝堂村游览的人数已达数十万人，郝堂村村民因此可以通过诸如农家乐等来获利。李昌平团队打造的郝堂村于是成为对城市人有吸引力、又可以让本村人获利的一个典范。而且，李昌平团队通过引入村庄内置金融将郝堂村组织起来，在获利的同时又有良好的治理。

　　郝堂村的建设经验就是，地方政府出资进行新农村建设，李昌平团队通过制度设计、规划设计和建筑设计，让地方政府所花费的财政资源变成了一个具有活力、品质与品位，能吸引城市人来休闲，又能为本村人提供就业等获利机会的新农村，这样的新农村就比由地方政府通过财政投入所堆砌起来的、活力不足、难以持续、缺乏品位的新农村有了天壤之别。

　　也因此，全国各地地方政府在打造新农村建设示范点时，就愿意请李昌平团队来进行打造。地方政府购买服务，李昌平团队获得收入，同时将地方政府花费巨大财力打造的新农村建设示范点，打造出品位与活力。当然，地方政府也不只是购买李昌平团队的服务，而是向各种规划、建筑、艺术设计团队或个人购买服务，以打造出好的新农村建设示范点；从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地方政府也养活了若干诸如李昌平一类的乡村建设团队。

　　不过，地方政府打造的新农村建设示范点，无论个案多么成功，其最大问题都在于难以复制，这就极大地限制了示范点的意义。而李昌平团队通过制度、规划、建筑等设计，让地方政府打造示范点具有了活力、品质和品位，已经达到了一种政府主导的乡村建设的极限。

　　城市中产阶级的乡村乌托邦

因为对城市异化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拥挤的环境、远离自然的空间等的不满，城市中产阶级向往农村与自然亲密接触的环境，希望在农村中有一个亲密熟人社会的关系，并且有良好的基础设施。他们倾心于农村“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方式，物质生活不一定很富裕，自由支配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闲暇却十分重要。蓝天碧水、鸟语花香、风花雪月，没有城市的喧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没有城市的冷漠，没有城市的雾霾。

　　长久生活在城市中的城里人应该都有一个农村梦，这个农村梦所要补偿的是他们在城市所缺乏的，一般城市人只是利用闲暇到农村去休闲，与大自然有一个接触；一些比较理想的中产阶级已经开始投身到农村寻找乌托邦的事业中，比较典型的是文化学者欧宁等人在皖南进行的碧山建设计划。

　　城市中产阶级希望到农村休闲，甚至有人直接到农村进行乌托邦式的乡村建设，这些都是无妨的。宁愿收入少一点也要到农村享受与自然的亲密接触，或有能力保持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两地生活，这都是每个人可以自由选择的，就像选择到名山大川旅游一样，只要你愿意花费时间和金钱。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完成，整个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到更高阶段，在城市的人就一定有更加强烈的“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乡村生活梦，且城市人有经济能力实现这样一个梦想。所有在城市生活的人都有机会到农村去体验自然，享受生活。

　　不过，当前中国仍处在快速城市化的阶段，中产阶级的乡村生活梦想看起来还有点昂贵，只能由自己支付成本，若他们支付不起成本，也许只能成为他们的梦呓。事实是，国家财政资源还远未充足到要支持城市中产阶级实现乡村梦想的地步。

　　反过来，由于进城农民能否在城市体面安居下来还有不确定性，进城失败的农民还要返回农村，为了保证农民的返乡权，当前国家采取了限制城市人到农村买农民宅基地盖房的政策。因为国家担心，一旦允许城市人到农村买房，农民卖掉房子和宅基地进城失败后，就失去了返回农村的可能。对到农村买房的城市人来讲，他们在农村买房可能只是为了每年有几周时间到农村看星星、看月亮，而对进城失败的农民来讲，他们却可能是失去最后的退路与基本保障。

　　为大多数农民进行保底的乡村建设

　　其实，最为重要的、真正需要重视的、必须作为战略的、唯一正确的乡村建设，我认为是保底式的乡村建设。所谓保底，就是保住农民进行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的最低底线，维持住农村最基本的生产生活秩序。在快速城市化的时期，农村人财物大量流入城市，农村出现空心化和变得萧条，农村原有的秩序难以保持，国家通过自上而下的资源转移进入农村，对于维护农村基本秩序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保底的乡村建设与前三种乡村建设是完全不同的，因为这样一种乡村建设并不指望农村比城市更好，而只是要保证还没有能力或不愿进城的数以亿计的农民，仍然可以在农村生活得下去，让进城失败的农民还能够退得回来。留在农村生活的农民，他们的生活预期不如城市中产阶级，但农村生活可以与土地结合起来，有基本的生产生活秩序，有熟人社会，有自己的住房，生活在这样的农村其实比城市贫民窟要强得多，漂泊的城市生活远不如身心安顿的农村生活。

　　因此，保底的乡村建设就有两个十分重要的方面：一是必须照顾到绝大部分农村，尤其是一般的普通农村；二是以维持农村基本的生产生活秩序为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国家财政支农资源如何下乡就大有讲究。有一种说法是国家资源下乡不能撒胡椒面，不然就看不到资源下乡的效果，主张集中国家有限财政资源打造新农村建设示范点、高标准建设新农村。在某种意义上，国家资源下乡还是撒胡椒面好，因为撒胡椒面可以让所有村庄都受益。

　　当然，如何撒胡椒面是有讲究的，国家资源下乡变成单纯的慈善就没有意义了。国家资源下乡与农民组织能力的提高必须要结合起来：要研究国家资源下乡提高农民组织能力的途径与办法，要充分利用中国农村集体所有制和村社制度中既有的组织资源，要充分利用农村“中坚农民”与“负担不重的人”的力量，等等。这方面可以做的文章很多。

　　以上四种乡村建设，只有保底这样一种乡村建设才是当前国家应当重点支持的乡村建设，才是为绝大多数农民提供保障和福利的乡村建设。其余三种乡村建设不是国家的责任，国家政策更不要将这些乡村建设纳入支持日程上去。这涉及根本的问题，即乡村建设到底是为了谁？为谁的乡村建设才是正义的？

　　在现阶段，只有为占农村绝大多数人口的普通农民进行的乡村建设才是正义的。当前农业获利空间有限，农村获利空间有限，中国经济增长以及获利机会主要在城市，所以包括农民要获得更多收益，就必须要进城务工经商。农民要想富裕，当前最好的办法是进城去寻找机会；而正是大部农民进城去了，才会留下有限的农业和农村的获利机会，为仍然留守农村的农民增加获利空间。

　　在城市化的背景下，农村人财物流入城市，农村开始空心化和变得萧条，导致农村基本生产生活秩序难以维系。而当前阶段仍然有6亿多农村人口生活在农村，且进城2亿多农民工还要依托农村和农业，因为他们的父母或子女还在农村，他们进城失败的话，还要返回农村。

　　而通过国家资源下乡，以及各种制度设计来保持农村基本生产生活秩序，让中国最广大的农民仍然能够在农村安居乐业，就使得农民进，可以到城市获利；退，可以回到农村生产生活。城市就业机会多、获利空间大，就有更多农民进城并在城市体面安居；城市就业机会减少、获利空间小，就有更多农民留在农村安居。

　　又正是因为通过国家推动保底的乡村建设，农民在农村的生产生活没有破产，农民就不会作为流民流落在城市；反过来倒是，如果城市遇到经济周期导致大量失业，失业的农民工就可以回到家乡暂避。因此，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危机，农村都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

　　反过来，如果农村失去了保底的生产生活秩序，他们流落到城市，一旦出现经济周期和农民工的大量失业，这就意味着有大量家庭面临挨饿的危险。而大量流落在城市没有稳定就业的农民群体，一定会在每次危机中成为加剧危机的关键力量和转化危机的根本力量，经济周期可能变成社会骚乱，社会骚乱可能变成政治动荡，等等。看一看当前世界上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历史，这一点应该是十分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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