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亚林：庙堂君汲汲于水中望月式乡愁，江湖者惶惶于孤魂野鬼式城愁——兼与李昌平、贺雪峰、熊万胜商榷

　　2013年12月12日至13日，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对当代中国推进城镇化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基本原则、重点任务以及主要着力点进行了全面阐述，并对城镇建设的定位提出了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要求，特别强调了“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重要性。自此，一个承载了千百年来中国乡村美好田园风光、慢生活节奏式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式共同体精神的“乡愁”概念，被诗意般泛化在历经建国后近七十年的城乡区隔与分治，如今步入大流动大变动大转型时代的中国人的心头，成为一个念兹在兹的梦想和挂牵。

　　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该方案以建设美丽中国为目标，以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为核心，要求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树立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加快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至此，一个萦绕在人们心头的“乡愁”概念，以“山水田园综合体”的“生命共同体”方式，通过系统的理念创新、机制创新与制度创新，进入到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乃至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建设的整体布局之中。

　　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同志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报告中，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要求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工业化。“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一方面是应对长期城乡区隔与分治的矛盾而导致的城市发展快、乡村发展慢“二元发展困境”，另一方面是通过城乡融合发展的途径，通过城市群中国与区域中国的方式统筹推进当代中国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从终极意义上寻求有效化解“乡愁”与“城愁”的发展之道。

高流动性与“无根化”：大转型时代当代中国城乡治理的制度与价值困境

　　当代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典型特征是改革开放以来用了不到40年的时间，走过了现代西方发达国家要数百年才能走过的现代化历程，并在2010年成功地在经济总量上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无疑是大转型时代当代中国最值得称道的成就之一。然而，由于当代中国目前拥有近14亿庞大的人口基数，如果以人均GDP来核算的话，还不到一万美元，相对于美国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要落后很多，且中国的排名一下子要掉下去很多，基本维持在世界各国排名七八十位的位置。而且，按照中国自己制定的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800元标准计算，截至2014年中国尚有7017万贫困人口。据最新的统计资料，截至2016年底，全国有农村低保对象2635.3万户、4586.5万人，城市低保对象855.3万户、1480.2万人，农村低保平均标准是3744.0 元/人·年，城市低保平均标准是5935.2 元/人·年，即全国城乡有6000万人尚处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境地。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当代中国不仅城乡间存在巨大的发展差距，而且城市社会与乡村社会内部各自也存在发展不平衡问题；我们不仅要高度关注乡村社会的脱贫问题，而且要高度关注城市社会的贫困问题。贫困问题只是当代中国城乡治理众多困境中的一大表征，而隐藏在其背后的是大转型时代因城乡区隔与分治的制度设计与收入分配的阶层固化特质，让“何处栖身”与“何以安身”成为当代中国城乡治理的“阿喀琉斯之踵”。

　　1．何处栖身：高流动性社会的制度困境

　　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当代中国开始实行市场经济体制，通过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推动整个国家经济体制的转型。但是，早在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就开始的改革开放进程所形成的经济发展格局，却是以从东到西、从沿海向内陆梯次转移的不平衡发展为特征的。与此同时，建国后为推动重工业引领的国家工业化进程，通过获取农业剩余来促进工业体系的资源调配制度以及严格限制迁徙的户籍制度，均出现了松动状况。通过家庭联产责任制和乡镇企业制度而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广大农民工，开始在市场机制的牵引下出现了“孔雀东南飞”的状况。

　　这种状况在21世纪头十年达到了一个高峰，其直接后果是2011年居住在城镇的人口比例达到51.3%，首次超过了居住在乡村的人口比例，且过了50%这一标志线。当代中国开始进入到城市中国时代。但是，在这51.3%的城镇人口中，真正享有户籍的不足35%，而在城镇工作的约2.3亿流动的农民工中（2016年最新统计数据，农民工人数达2.8亿，其中外出农民工1.7亿，本地农民工1.1亿），有房比例低于1%。

　　如今，近3亿农民工如候鸟般来回穿梭在当代中国的东中部大中城市与中西部广大农村之间，难以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等待遇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保障性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成为高流动性社会的一大主要特征。按照《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的规划，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2016年底大陆总人口13.8亿，按照此目标测算将有8.28亿人口生活在城镇以上的城市体系之中，而真正融入城市体系的人口为6.21亿。这意味着广义上还有5.52亿人口生活在乡村，以及7.59亿仍然无法真正享有与城市相等的较高公共服务水平。

　　2．何以安身：无根化社会的价值困境

　　乡愁未解，城愁又添。在城乡区隔与分治的内生性矛盾尚未得到有效化解的大转型时代，当代中国又以前所未有的全面进入城市中国与城市群中国的新姿态，用一种历时性与共时性交织的“共在方式”，将多年“摊大饼”式城市发展所累积的城市治理难题，以及由乡向城的人员流动与工作迁移所引发的公共服务供给滞后难题，推到了人们面前，进而暴露了当代中国“压缩式”现代化发展道路兼具发展图景与治理困境的双重特质。

　　然而，由数千年农耕文明与宗法社会孕育的中国文化传统之一，就是“安土重迁”。东汉·班固《汉书·元帝纪》将“安土重迁”与人性、人情相连：“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正因为不愿“背井离乡”，正因为要“叶落归根”，中国古代乡村社会特别看重以“日出日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为主要生产方式，以“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国泰民安、政通人和”为主要需求观的家族共同体开枝散叶的生命意义建构。

　　但是，千百年来形成的所有这些看上去很“坚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在高流动性社会面前，仿佛一夜间不再存在，整个社会充斥着非世俗化意义上的即时化行乐方式，进而导致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精神的韧性特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其中，在乡村社会，因为青壮劳动力长期进城务工不归，妇孺老人成为留守乡村社会的主力，乡村社会的空心化和老龄化日趋严重，乡村社会变成了弱者不得不留守的“一元社会”。在城市社会，一方面拥有城市户口的居民因城市的快速扩张，遭遇不断攀升的房价、生活成本、交通环境拥挤、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供给不均与工作压力的综合挤压，成为失去精神信仰的为生活而战的“奔波族”；另一方面拥有城市暂住证的外来务工人员与较高学历的高级打工者，既无法享受到均等化的城市公共服务，又无法融入已成为“他者”聚居的城市社会，成为失去精神寄托的为生活而战的“谋生者”，城市社会变成了“本地人”与“异乡人”聚集的“二元社会”。大转型时代，城市无以为成为千千万万的居住者的“安身立命之所”，自然也就变成了一座座冷冰冰的“心无所寄、心无所安”的无根化社会。

新型城镇化：中国人乡愁与城愁舒解的双向交融平台

　　由高流动性的制度困境与无根化社会的价值困境所折射的，是混合着乡愁与城愁的思绪在大转型中国的普遍滋长：居住在城市的城里人一方面享有较高的公共服务水平仍嫌不够，另一方面难以忍受日益高涨的生活压力与环境压力，期待过着与山水为伴的诗意田园生活；居住在乡村的农村人不得不逃离看上去诗意十足实则公共服务水平低下、发展机会甚少，却被城里人幻想为天堂的乡村生活。如何看待乡愁与城愁的实质？如何让乡愁与城愁在大转型的中国能够找到融通之处？

　　1．乡愁与城愁的内涵及其特征比较

　　何谓乡愁？传统意义上的乡愁是指建立乡村社会农耕文明、宗法社会基础之上的，以人与土地关系为连接纽带的祖先崇敬与鬼神敬畏，以及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社会价值体系，集生产生活生存生态生命“五生”功能于一体的共同体情感。它包括三层内涵：围绕土地而构筑的物质家园；围绕生命意义而构筑的精神家园；围绕代际传承而构筑的血脉家园。建立在人与土地关系基础之上的物质家园、精神家园、血脉家园的交织，就构成了乡愁的基本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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