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亚林：庙堂君汲汲于水中望月式乡愁，江湖者惶惶于孤魂野鬼式城愁——兼与李昌平、贺雪峰、熊万胜商榷

　　随着人类社会从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再向信息社会的历史性演进，人类日益从繁重的土地劳作中解放出来，乡村社会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逐渐被规模化机械化的大生产方式替代，乡村社会人与土地的关系随之发生革命性变革，人们不再依赖于土地来建构人生的意义和生活的意义，土地所赋予人类特殊的终极价值不得不让位于城市生活所独有的“神圣、安全、繁忙”三大价值；与此同时，依土地而生的乡村聚居村落与慢节奏式生活方式，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日显凋零与衰落，“故园依稀在梦中”；又因20世纪70年代末至21世纪10年代施行的计划生育政策而催生的少子化家庭模式，让热衷于大家族人丁兴旺与血脉传承的中国人失去了精神上的最后“庇护所”。人们眼力所见的只是“与已无关式陌生景观”时，乡愁的泛滥便不可阻遏地发生了，故乡也就成为回不去的追忆，成为当代中国人无以脱逃的宿命。

　　所谓城愁，是指城市这种奠基在人类文明历史进程中，并集神圣、安全、繁忙“三位一体”普遍价值、生产生活生存生态生命“五生一脉”共同体于一身的理想优良生活形态，在当代中国城市发展遭遇各种城市病的侵扰，“市民—农民”二元结构问题尚未化解又遭遇“本地人—外来人”新二元结构问题叠加，城市包容性价值难以建构等诸多问题的连番冲击，产生了诸如碎片化、原子化的生存特征以及失去情感共同体支撑、游荡在都市里、没有精神皈依的“异乡客”式“孤魂野鬼”心灵状态。

　　在当下中国，如果说乡愁是一种回不去的生存状态与精神寄托，那么城愁则是一种不得不忍受的生活日常与精神荒漠，因为现代城市生活既创造了乡村社会无法提供的且满足人们各种欲求的高度物质文明与丰富文化产品，又在割裂着城市各类组织、各色人等、各种事务、各个价值的内在连接与一体化进程，将人间、人世、人生、人性、人心共同置放于无根的漂泊风尘中，其结果必然是“乡愁未除、城愁又添”。

如果用公共服务水平、共同体精神、发展机会与吸引力四大维度来对乡愁与城愁的核心构成要素做个对比的话，可以看出乡愁呈现“三弱一强”的发展格局，而城愁则呈现“三强一弱”的发展格局。而且，有一点还值得特别注意的地方，相对于难以捉摸的共同体精神，公共服务水平、发展机会和吸引力却是实打实的能够符合“生不过百年”的普通人的理性选择标准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2.新型城镇化建设：乡愁与城愁舒解的互动型战略平台

　　从上述对乡愁与城愁的形成机理、基本内涵与比较特征来看，一方面我们可以发现这两种思绪的形成视角不一样，乡愁是站在城市视角看农村，而城愁则是站在城市看城市，其后果自然不一，即乡愁忽视乡村问题所在，忽视所居城市的真正价值，而城愁又夸大城市问题所在，夸大对乡村田园风光的向往；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发现这两种思绪的解决思路却高度交融在一起，并且呈现出一种高度互动的特征，即乡愁的最终解决出路在城市，城愁的最终解决出路也在城市，乡村只是乡愁与城愁解决的战略纵深保障而已。当然，这种统筹乡愁与城愁舒解的城市，在当代中国表现为“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全面登场。

　　新型城镇化战略不仅是推进中国工业化发展的必由之路，而且是统筹舒解乡愁与城愁的新型战略平台。2014年3月，《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正式发布。在这一事关乡愁与城愁舒解的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中，党和政府将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优化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格局、提高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与公共服务水平、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改革完善城镇化发展体制机制等，作为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的基本内容与根本手段来对待。

　　新型城镇化建设作为统筹舒解乡愁与城愁的一种新型战略平台，其根本价值在于作为城市群主体形态的无数重要战略支点的小城镇，不仅可以作为连接城市与乡村的“过渡地带”、城市市场和农村市场的“结合地带”、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格局的“支点地带”，而且可以作为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农民从农村经由小城镇到小中大城市的“出得去”、从大中小城市经由小城镇回到农村的“回得来”、从农村到小城镇再由小城镇回到农村且来回穿梭的“留得下”的“混合地带”，作为城市优质均等化公共服务水平和农村生活意义世界与精神家园的“复合功能地带”，作为现代化物质表征的外在城市空间形态和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内在发展价值的“有机统一地带”，以及作为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逐步进入成熟阶段之后舒解城市发展压力，建构乡村美好生活，形成城乡均衡发展的“城乡高度一体化地带”等。

　　这种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深层次意义还在于，它可以通过城市生活方式带动乡村生活方式的更新，将高水平的公共服务体系从城市社会向乡村社会全面拓展和延伸，并有机吸收长久以来形成的乡村社会生活方式中的低碳与生态成分，进而构建中国人能够安身立命的新型生活方式；可以通过推动文化在城乡之间、需求供给之间、资源事业产业之间、设施技术之间、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古今之间的有机流动，复兴乡村与城市之间的联系，将乡村社会优秀文化基因全面挖掘和承继，推动工业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融与互动，构建中国人“心有所寄、心有所安”的新型心灵秩序；可以通过城市发展资源向乡村社会的输入与重组，推动城市社会与乡村社会的公共服务水平、发展资源与共同体精神的互惠互利与一体化进程，建构城市中国时代中国人与中华民族发展的“一体化”“有根化”“有情化”“有诗意”的新境界！

以城市群/区域中国统筹城市中国与乡村中国融合发展进程：乡愁与城愁的有效化解之道

　　《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12期发表了在复旦大都市治理研究中心召开的“第一届复旦大学城乡治理论坛——保守还是进取：当代中国乡村建设出路大讨论”研究会上，双方观点代表性人物贺雪峰、李昌平的《谁的乡村建设——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前提》和《中国乡村复兴的背景、意义与方法——来自行动者的思考和实践》两篇文章。熊万胜、刘炳辉在对二人的观点进行评析的基础上，也在同期刊物上发表了《乡村振兴视野下的“李昌平-贺雪峰争论”》一文。

　　改造了的乡村集体发展之路。这是一种基于乡村建设自身视角的比较积极进取的观点，但是，综合而言，李昌平认为要实现乡村复兴，首先要解决乡村内生动力不足问题，即如何建设和增强农民及其组织的主体性。重建农民与乡村组织的主体性的出路，在于通过恢复、充实和激活土地集体所有制，以及完善村社制度，从而重振村社。通过多年的亲身实践，李昌平提出了从土地、组织、金融、社保和文化五大方面，以村社内置金融为切入点，重走经过其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即忘记了60%的村庄陷入“空心化”的现实，忘记了乡村集体发展的“资源与能力”双重约束下发展可能遭遇到的“天花板效应”。

　　贺雪峰则在坚持长期一贯的“乡村建设是现代化建设的蓄水池与稳定器”观点的基础上，对国家资源下乡背景下差异性极大的乡村建设模式进行了分类，如为农民在农村生产生活实施保底的乡村建设、由地方政府打造的新农村建设示范点、满足城市中产阶级乡愁的乡村建设、借城市中产阶级乡愁来赚钱的乡村建设。贺雪峰特别强调了当前乡村建设的重点应该是，为一般农业地区农民提供基本生产生活秩序的保底。同样，这也是一种主要基于乡村建设自身视角并稍微兼顾城市视角的比较消极保守的观点，过于低估了顶层设计、整体推动、主动作为的积极作用。

　　熊万胜等的观点则是在二人观点上的一种调和，一方面肯定了“李昌平-贺雪峰争论”背后凸显的是中国乡村发展的自主性问题，只不过李昌平更倾向于基于集体的自主发展，贺雪峰更倾向于基于个体家庭的自主发展；另一方面提出了在乡村整体对城市呈现依附式发展的背景下，通过构建新型的集体经济组织、新型的家庭经营模式、新的集体或家庭经营业态，创造以“分散突围”为标志的乡村自主多元发展新路径。但熊万胜等的观点，仍然脱离不了基于乡村建设的自身视角，其分散突围的自主多元发展模式多少有点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的无奈感觉。

　　在笔者看来，经过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持续探索以及诸多经验教训的熏陶，在乡村建设问题上，执政党和政府已经逐步形成了如下几点鲜明的共识：

　　一是城市化是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主要发展动力，城市群中国是未来几十年中国发展的主导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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