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乡村振兴战略与中国的百年乡村振兴实践

　　摘要：中国近百年的乡村振兴实践，始于20世纪初民间自发的乡村建设派围绕文化和教育进行农村建设的尝试，兴于国家进场后中国共产党带领农民围绕土地所有制进行的变革，盛于国家主导下开展的新农村建设对农村从“汲取”到“给予”，成于新时期的乡村振兴战略。破解新时代的新矛盾，亟待补齐农业农村发展滞后这块短板，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城乡融合、产业振兴和四化同步将有效解决农村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不同步状态，走出中国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十九大报告强调，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发展中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之间的发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的不充分；最大的不同步，是农业农村现代化，滞后于城镇化、工业化和信息化。破解新时代的新矛盾，亟待补齐农业农村发展滞后这块短板，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作为国家战略，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构建实施系统工程的整体框架，必须考虑到历史和现代的联系、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本文将从乡村振兴实践的三阶段演进，来探究乡村振兴战略的百年演变，回顾历史、凝聚共识、展望未来，探寻新时代中国特色的乡村振兴道路。

乡村振兴的“中国之谜”

　　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特定时期，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体现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继若干个“中国之谜”之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将再为世界增添一个现代化进程中，同步实现乡村振兴的“中国之谜”.

　　中国发展道路迥异于西方，已经带给了世界若干个“中国之谜”，如科技应用的“李约瑟之谜”，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韦伯疑问” “高财政赤字和高货币供给量的同时保持价格稳定的现象”的“麦金农之谜”，以及Preston提出的股市表现的“中国之谜”，周立、冯辉和董玄提出的农村金融滞后于中国发展的“中国之谜”。诸多“中国之谜”，来源于西方的理论和经验不能有效解释中国发展实际。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将再一次走出农村发展的中国特色道路，为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普遍衰落，提出有力回应，并有望打破现代化进程中乡村衰退这一“铁律”，凸显和进一步增强中国的四个自信。

百年乡村振兴实践的三个阶段

　　现代化进程同时伴随乡村凋敝，是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步入工业化和城市化中期加速阶段的中国，也出现了明显的城乡差距过大、乡村治理失序等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现象。直面中国社会新矛盾，积极回应时代新挑战，需要立足中国基本实践，近百年来的中国乡村发展，在现实与历史错综复杂的互动进程中不断演进，大体经过“乡村建设-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三个阶段：

　　民国时期前后，大批地方乡绅与知识分子积极投身于乡村建设，探索地方自治与乡村自救之道。根据国民政府的统计，民国初期的乡村建设机构有600多个，各类的乡村建设试验区有1000多个，但此时的建设实践主要集中于文化教育方面，对于农村发展的复兴效果并不明显。与这些乡建派的乡村建设实践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开启了没有乡建派的乡村革命实践，彻底改变了乡村内部的社会结构，通过领导广大农民围绕土地所有制的一系列革命，先后实践了农民土地私有制、合作化、人民公社、包产到户等不同时期的土地所有和经营形式，在农村进行农田水利建设、基础公共设施建设、提供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显著提高了农业生产与农民生活水平。

　　2005年，从国家层面开启的新农村建设，是中国乡村发展的新阶段。面对全球化的新形势，这一波乡村振兴的尝试已经不再局限于乡村，而是在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全面部署下，动员更广泛的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新农村建设提出了“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总要求，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加快农村要素市场建设，深化农村产权综合改革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点任务。在农村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建立完善上，取得了决定性进展。

　　2017年11月，由十九大开启的乡村振兴战略，在前两个阶段的基础上，进行全面超越。乡村振兴被第一次提升为国家战略，而且成为国家七大战略中的惟一一项新战略。乡村振兴战略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总要求，在各方面对新农村建设进行提档升级。通过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体现了优先发展、精准定位、突出矛盾这三大特点。在全面决胜建成小康社会的新时代，重点解决三大问题：最大的发展不平衡，即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发展不充分，即农村发展不充分；最大的不同步，即农业农村发展滞后于城镇化、工业化和信息化，成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最大发展短板。振兴乡村，成为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关键节点。

从民间自发到国家进场：乡村建设派和乡村革命派的乡村建设

　　20世纪初的乡村建设运动，发轫于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被卷入世界市场体系中。外有西方列强和帝国主义压榨中国农民、手工业者和民族工商业，内有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各类军阀的连年混战，同时中国开始进入工业化原始积累阶段，加大了对农业和农村的榨取，在多方“抽血”式的破坏中，中国传统的农村经济和小农乡土社会频临崩溃。面对这一现状，为了挽救乡村挽救社会挽救国家，民间开始自发进行乡村建设，首先是以各地良绅和知识分子为主的乡建派的乡村建设实践，后来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革命派的土地革命实践。

　　1）民间自发：乡村建设派的乡村建设实践

　　乡村建设可以追溯到1904年米春明、米迪刚父子在河北定县的“翟城实验”。被认为拉开了乡绅探索本地地方自治和乡村自救的序幕。①米氏父子以翟城村为示范，发动民众成立自治组织，为本地村民制定村规民约、兴办新式教育并积极发展当地经济，一系列的举措改善了翟城村的面貌，为村一级的农村建设和乡村自救，趟开了一条新路。同时，清末状元张謇作为实业家，则在其家乡南通进行了县一级的乡村建设探索。地方“良绅”在不同范围内自发进行的挽救乡村的实践经验，无疑是宝贵的探索，为之后轰轰烈烈的百年乡村振兴实践迈出了第一步。但不容忽视的是，在传统“皇权不下县”的政治格局下，乡绅代表着本地的统治者阶层，有着自身的阶级利益，其挽救乡村的行动除了基于爱国救国心之外，也不可避免是为了维护自己作为权贵阶层的统治基础。因此，阶层与利益的局限性，使得地方“良绅”并不是推动乡村建设运动最佳领袖。②

　　到了20世纪20年代-30年代，民间的乡村建设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据统计，当时服务于乡村建设的机构有600多个，各类的乡村建设试验区有1000多个，其中最有名的是梁漱溟的邹平模式、晏阳初的定县模式和卢作孚的北碚模式，都是由知识分子和实业家主导发起的乡村建设运动，比乡绅主导的乡村建设实践更加注重文化和教育。

　　梁漱溟认为，乡村建设除了消极地救济乡村之外，还要积极地创造新文化，所谓乡村建设，就是从中国旧文化里转变出一个新文化来。因此，在实践上，除了引入优良农业品种、发展先进农业技术、建立金融流通组织等技术层面的尝试外，梁漱溟把乡村建设的中心放在了农民教育上，包括培养农民的团体组织精神、启发农民的智慧、革除农民的生活陋习等。晏阳初的定县模式经验主要体现在“四大教育”和“三大方式”上，四大教育分别是文艺、生计、卫生和公民四大教育计划，三大方式分别是学校式教育、社会式教育和家庭式教育，不难看出，晏阳初非常注重对农民的教育，在这一点上与梁漱溟十分相似。卢作孚的北碚模式，在注重对农民的教育的之外，更加重视经济建设，因地制宜地在北碚发展了矿业和纺织业，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知识分子和实业家主导的乡村建设实践，更多注重文化和教育，这与知识分子代表社会中的“教化”权力角色相契合。知识分子在当地开展翔实深入的调研，怀着知识报国和改造社会的情怀，践行着对农民的“教化”，在各地试验区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知识分子群体是参与乡村建设运动最长久、最持之以恒的力量，无论是民国时期、建国后还是当下，各类知识分子都在积极推动乡村建设实践。但是，知识分子推动的乡村建设运动，只能建立在既有知识框架下，对乡村问题作出判定，进而开出药方，再身体力行为乡村“疗伤”，固然能取得一定成绩，但知识分子推动的乡村建设运动，后来被梁漱溟承认是“自己运动、乡村不动”，由外到内的“疗伤”也许并未精准治疗在病灶上。原因可能在于知识分子并非生发于乡村，对农民关心的最本质的问题没有精准把握，或者即使能够把握到，也因没有能力整合当地政治、经济资源而无法做出切实的行动。③因此，囿于认知和能力的局限性，知识分子也并非领导乡村建设运动的最佳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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