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乡村振兴战略与中国的百年乡村振兴实践

　　2）国家进场：乡村革命派的彻底变革

　　在地方良绅和知识分子开展乡建运动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根据地，也开辟了乡村建设试验田，期间的尝试和举措，为推进建国后的新中国农村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掌政权，从此，在乡村建设的场域中，国家正式进场。中国共产党有能力，也有情怀，担当了彻底变革乡村的领导角色。通过领导广大农民围绕土地所有制的革命性探索，走出了一条彻底改变乡村社会，彻底改变城乡关系的农村建设之路。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确立的是农民土地私有制。 195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明确规定实行农民土地私有制，大大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快速恢复。1953年开始，“一化三改”完成，又开始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农民在国家动员下，不断交出土地所有权，相继加入了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将农村从个体经济，改造成社会主义集体经济。1958年，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实现人民公社化，农村土地制度完全变成了集体所有。由于农业生产水平一直无法满足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所需，必须在生产关系上做出突破。1983年中央下发文件，指出联产承包制是“农民的伟大创造”，人民公社解体，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成为我国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项基本制度，得以确立。生产关系的变革，使得农业生产力得到快速发展。同时，通过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促进农工商综合发展，大大提高了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

回顾建国后一直持续的“没有乡建派的乡村建设”运动，国家主导成为明显特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有别于民间自发的乡建派。中国共产党以革命派的角色，带领农民围绕土地所有制，进行了一系列乡村社会的彻底改革。民间自发的乡建派乡村建设，其形式大多是“孤岛”式的探索，并没有形成相对稳定的社会组织和持久的影响力。国家进场后没有乡建派的乡村建设，由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角色的乡村革命派，对农村社会和城乡关系进行了彻底变革，一方面建立起一个以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乡村社会，另一方面推动了农业支持城市和工业发展的国家工业化。

从“汲取”到“给予”：国家主导的新农村建设

　　国家进场后，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和城乡交换关系，都在国家主导之下。通过模仿苏联的“国内外市场相隔离条件下不同经济成分间的不等价交换”，农业和农村为国家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带来了汲取性的制度安排。国家工业化和地方工业化相继完成后，反哺性的新农村建设，自2005年开始实行。通过“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新农村建设调整了国民分配关系，加大了公共财政支持三农的力度，增强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了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使得农村面貌焕然一新。

　　1）从农村汲取：为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

　　以1953年国家对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制度为发端，农业开始担负为国家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的历史使命。农业为工业发展，至少提供了如下五类贡献。一般归纳为农业的五大贡献：（1）食品贡献，指农业为城市产业工人为中心的非农业部门人口提供粮食和其他食物。（2）原料贡献，指农业为食品加工、烟草、纺织、制革等工业部门提供原材料。（3）市场贡献，指农民通过购买工业部门生产的诸如化肥、农业机械等生产资料，以及日常生活用工业消费品，从而为工业部门提供广阔的农村市场。（4）要素贡献，指农村的土地、资本（农业税、工农产品剪刀差、资金净流出）、劳动力和企业家才能这四种生产要素，通过各种方式向城市和工业部门转移。（5）外汇贡献，是指通过以农产品为主的初级产品出口，为经济发展提供紧缺的外汇。通过这五类贡献，国家汲取了农业剩余，支援了城市和工业发展。

　　到2005年，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降至12.4%，农业为工业提供原始积累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同时，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保持9%以上，GDP实现18万亿元，国家财政收入突破3万亿元，工业反哺农业的条件已基本成熟。④汲取性的城乡二元结构，严重制约着农业和农村发展，必须要进行战略转变。

　　2）向农村给予：以工补农以城带乡

　　工业反哺农业 城市支持农村，这一方向性的战略转变，终于到来。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任务，提出三农工作“重中之重”的战略思想，制定了“多予、少取、放活”的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重要方针，并提出了新农村建设的基本要求：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涉及到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方方面面，与乡建派侧重于文化教育，革命派侧重于农村土地制度变革，建国后侧重于发展农业生产提取农业剩余相比，大大拓展了农村建设的内涵和外延。

　　新农村建设以改革国民收入分配关系为前提。2005年全国各省市基本取消了农业税费，地方因此减少的收入由中央财政进行转移支付，同时，对农民实行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农资综合补贴以及退耕还林补贴。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实现财政支农。与此同时，政府大力推进农村教育、卫生等社会服务，2007年起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全部免除了学杂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自2003年试点以来，迅速覆盖了大部分农村居民。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中央财政加大投入，逐步完善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体现在方方面面，包括村庄自来水管建设和电网改造，村庄垃圾搜集，沼气、秸秆发电、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建设，广播电视和互联网建设，公路村村通、电话村村通、金融网点村村通等。以上建设均得到了中央财政的专项支持，财政支农投入每年呈现增量趋势。要补齐农村短板，不但需要财政总量投入增加，更需要人均财政投入超过城市中的人均投入，这样农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才能缩小与城市的差距，进而赶上甚至超越城市。

　　虽然国家对农村的支持保护力度逐年增大，但不容忽视的是，农村依然呈现衰败态势，农民收入与城市收入差距的绝对额一直在扩大，农村的优质教育、医疗服务水平依然很低，农村空心化老龄化趋势一直在加剧，农业现代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信息化和城镇化。乡村振兴不仅仅是维持现状，而是要全面振兴。舍弃农村的城市繁荣，只是表面的不可持续的繁荣，放弃农民后的市民小康，也不是中华民族的全面小康。⑤因此，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超越与冲刺： “两个百年”目标下的乡村振兴道路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国解决三农问题的新起点，对中国农村改革发展有重要意义。从新农村建设到乡村振兴战略，20字总要求的变化，两种表述并不是断裂关系，而是一种继承和超越，是顺应中国乡村社会在新时代现实发展需求的理论概括。报告提出的城乡融合发展，也较之前统筹城乡、城乡一体化更进一步。同时，报告也重申了农业现代化，是四化同步中的最大短板。在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方面，明确改革方向是强调和落实集体所有权，因地制宜推进制度创新。在农村产权改革方面，明晰改革方向为壮大集体经济，聚焦农村经营性资产的改革，进而增加农民收入。从农工商一体化，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农民在农业领域创新的机会不断增多，新业态的发展空间广阔。⑥

　　1）三大超越与三大出路：城乡融合、产业振兴与四化同步

　　中国最大的发展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从十六大到十九大的15年之间，中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39.1%发展到57.4%。中国城乡发展理论的核心也随之发生了三次重要转变，即从统筹城乡发展，到城乡一体化发展，再到城乡融合发展。这样的转变，顺应了解决“三农”问题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体现出城乡之间呈现出内在的融合渗透的关系，标着中国在进一步集成创新过去五年的三农工作的基础上，继承了过去三十多年的农业创新。⑦因此，城乡发展的新旧表述之间存在着理论上的深层次继承关系。在新时期的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关键是通过推动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构建城市和农村命运共同体的创新路径。由此，面对农村发展的不平衡，城乡融合发展成为破解不平衡的核心路径。

　　中国最大的发展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产业兴则百业兴，从生产发展升级为产业兴旺，说明乡村振兴战略将农村产业振兴作为其最主要的政策实施要点。产业兴旺，侧重于突出农村的产业多样化的融合发展。新农村建设中的生产发展，更多是强调农业和粮食的发展。这一政策表述的重要变化，顺应了新时代全面决胜小康社会的大背景。产业融合发展，一方面有利于直接增加农民收入，另一方面，产业链条的拉长意味着农民在农业领域创业、创新的机会就越来越多，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空间就越来越广阔。在这个过程中，新时代的农村产业振兴必将超越第一产业本身，创造出一二三产业融合的新业态，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重要的支撑。由此，面对农村发展的不充分，产业振兴成为破解不充分的核心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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