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奇：乡村振兴的本质是小农户的振兴

　　乡村振兴作为建设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战略已深入人心。对于如何振兴，研究文章可谓汗牛充栋，但为谁振兴，却少有论及，偶有篇什亦语焉不详。在各类经营主体大举进入乡村参与建设的背景下，弄清楚谁是最重要的利益主体，尤其关键。做大蛋糕是方法论、技术论问题， 分好蛋糕则是认识论、价值论问题。“ 为了谁”的问题应是我们一切工作必须把准的核心目标。那种“富了老板、穷了老乡”的振兴决不是我们的追求，当然各类参与者都应在参与过程中获益，这是参与动力，但小农户作为乡村社会群体最大、涉及最广、最基层的利益单元，理应是最重要的利益主体、价值主体。简言之，乡村振兴本质上就是小农户的振兴。

　　人多地少的资源约束、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城市化工业化的滞后发展，以及文化、制度、经济要素等诸多方面的影响，长期形成了中国以小农户为主体的乡村社会结构。目前参与耕地承包的农户高达2.3亿户，就农业的经营主体而言，美国是230万户， 英国是23万户，我国恰是美国的100倍，英国的1000倍。改革开放40年来，尽管我们采取各类措施，大力度地推进土地流转，但时至今日，只有30%的农户参与了流转，且不少农户不是全部而是部分流转，仍有70%的农户耕种着自己的承包地。随着城市就业压力增大，一些农民返乡或创业或重操旧业已屡见不鲜。小农户数量众多且长期存在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乡村要振兴，作为社会主体结构的小农户无疑是重中之重。没有小农户的振兴，便没有乡村的振兴。解决好小农户与现代化的衔接、与大市场的衔接、与产业链的衔接、与社会组织的衔接、与龙头企业的衔接以及与城镇化的衔接等诸多方面的突出矛盾，是乡村振兴在制度建设方面必须面对的课题、必须回答的问题。

　　十九大报告在党的历史上首提“小农户”问题，要落实好中央提出的“ 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战略部署，紧紧围绕小农户做文章是关键。乡村产业的振兴，农民就业充分不充分是一个重要衡量标准，那种没有农民参与的产业振兴不是我们所要的振兴。一户七八亩承包地只有兼业才能增收的现实，需要我们为小农户广开就地就近从事二三产业的第三就业空间。在城市就业趋于饱和的背景下， 只有乡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农民足不出乡即可充分就业的产业振兴，才是真正的产业兴旺。乡村人才的振兴，需要培养两支队伍，一个是“一懂两爱”的干部队伍，另一个就是“一懂一爱”的农民队伍。而要懂农业爱农村只能是农村生农村长，从小在乡土环境中摸爬滚打、真正有乡土情结的农村走出去又走回来的青年。要把一个在城里生城里长的人培养成懂农业爱农村的新型农民，那可能近似神话。

　　乡村文化振兴，应重点抓好家与乡两个层面：家训家风与乡规民约的建构。乡风文明的基础在于家风文明， 家训是有言之教，家风是无言之教，良好的家教是乡村文化的基因，是乡风文明的基础。柴米油盐酱醋茶是物质需求，琴棋书画诗文花是精神需求， 这些多以家户为传承单元。乡村生态振兴，生态环境的保护关键在村户，只有生于斯、长于斯，以本土为生存依托的人才会对生态环境保护真正做到有效监督， 调动小农户的积极性比任何古今中外最严厉的惩戒措施都管用。乡村组织振兴，小农户不论与现代化、与产业链，还是与大市场衔接，都必须组织起来。否则，一盘散沙， 任何衔接都难以实现。

　　“为了谁”的问题是核心问题。这个问题模糊，我们的制度供给很可能南辕北辙。只有明白需求方与供给方有着不一样的思维，我们的政策目标才能使二者统一。一位女士花大价钱买了一套香奈儿服装，穿了几次洗一下却掉色了，找客服询问，客服回答我们设计时就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一般买这种衣服穿几次就扔了。还有一位女士花几千元买了一双高档皮鞋，穿几天鞋子就坏了，怒找客服，客服悠悠地解释， 我们设计的这鞋不是走路的，地摊上50元一双就可以走几百上千里。这与乡村发展中一些现象异曲同工，农户需要一个可放置简单农具、房前屋后种瓜种菜的小院，却让他搬上高层建筑。农户需要旱涝保收的农田水利设施，却把钱集中去建高科技农业园，结果大田仍旧怕旱涝，园区一直都亏损。在乡村振兴从理论到实践难以估量的方法论中，正应了赫拉利《今日简史》中的名言：“你可能感受对了困境，但你可能关心错了问题。”我们由此延伸思维：你可能找对了方法，但你可能瞄错了对象。小农户是乡村社会最庞大的利益群体，是乡村振兴的主力、主体，也是最直接的受益者。在各类利益主体参与乡村建设的角逐中，小农户势单力薄，他们的积极性不能挫伤，他们的利益必须保障，这是乡村振兴的原动力，也是乡村振兴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应成为我们一切政策设计的初心。小农户也是国与家、官与民、公与私实现最佳利益平衡的关键点，只有把握好这个关键点，探索出切实可行的平衡术， 建立起公开公平公正的合理利益平衡机制，乡村振兴才得以顺利推进、可持续发展。

　　作者：刘奇，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中国农经学会副会长，中国农村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首席专家。

　　来源：《中国发展观察》2018年第19-20期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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