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山：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

　　2018年, 农业部决定调减南方双季稻产区籼稻以及东北寒地井灌稻, 调减总额将达1 000万亩以上, 同时还将继续压减非优势区籽粒玉米品种, 如“镰刀弯”籽粒玉米。在继续调减无效供给的同时, 农业部提出增加优质绿色农产品供给, 随着高品质农产品的需求持续增加, 强力借势发展强筋弱筋小麦、优质水稻、“双低”油菜、优质食用大豆、高糖高产甘蔗和高品质棉花等, 同时要因地制宜地发展诸如“青贮玉米”等种类的高品质饲草, 推动农牧结合, 搭建粮经饲三元构架[8]。

　　据报道, 我国当前高品质强筋小麦的生产能力仅在250万—450万吨, 但需求总量高达600万—800万吨, 巨大的供需缺口只能依赖进口, 且依照我国种植状况, 优质强筋小麦分布区相对集中, 种植面积匮乏, 要满足需求压力仍然巨大。

在种植业结构调整中, 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应循序渐进, 农民根据市场价格信号调整生产结构或者转产都需要时间, 包括整个产业的产前、产中和产后供应链培育、产业上下游的完整支撑以及成熟的产业模式形成都不可能一蹴而就, 都需要一个逐渐的过程, 我们应保证该阶段的顺利过渡。同时应注意完善政策引导、技术支持、信息发布和营销服务等相关配套措施, 从而使我国粮食产业的创新和粮食政策的调整平稳推进[9]。尤其要注意, 不要通过运动式、自上而下地用政策来强力逼迫农民调结构。例如, 某省制定了《关于调整优化2018年玉米种植结构的实施方案》文件提出:“尊重农民意愿原则。通过规划指导、信息引导、政策扶持, 合理安排作物品种结构。尊重农民意愿和经营自主权, 搞好服务和引导示范, 不搞强迫命令, 不搞一刀切, 充分调动各类生产经营主体积极性。”但所附的调整计划表明确提出2018年比2017年减少的玉米具体种植面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并分解到各市区。紧接着该省政府办公厅发布了《关于打赢种植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攻坚战的通知》, 提出:“省农委将根据有关要求和季节, 分阶段进行组织对各地检查督促。各市州也要加大督查力度, 确保玉米种植结构调整任务圆满完成。对任务完成得较好的地区和个人, 要大张旗鼓地表彰宣传;对工作不力、作风浮躁、完不成任务的, 将进行通报批评。”此后网上热传一份当地某村发布的《调整玉米种植结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 , 《通知》提出:根据省州市关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文件要求, 结合本村实际情况, 研究决定在村内多处地点、四岔路公路沿线及公路景区看得到的地方都不许种植玉米, 若在以上区域种植玉米被通报或处罚, 将免去该户三年的合作医疗补贴, 同时于当年不得享受相应国家惠民政策。此后由于该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发《通知》并未向镇政府备案, 下发的《通知》已停止执行。但这个事件却引发我们深思。据说, 村里经测算, 种植玉米每亩收入约为800元, 种植中药材每亩收入约为2 000元。村里决定发动群众减种经济价值低的玉米, 改种中药材等经济价值较高的农作物, 形成产业品牌, 打造“一村一品”。这是明明白白的好事, 为什么农民还要被强力推着去做呢?在实践中, 农民种植玉米, 如果价格低, 卖掉折本, 他们可以选择不卖, 用玉米喂猪, 再出售毛猪;如果猪肉价格也低, 他们可以留着自己吃。而如果种植中药材, 一旦价格低迷, 他们无法处理, 只能砸在手里。

　　历史上多少次农业战略性结构调整, 农民听从政府的指令, 改种各种经济作物, 但市场需求不掌握, 销售渠道不畅通, 结果是:“你也调, 我也调, 调来调去卖不掉”。种玉米恰好是传统小农在他们面对外部约束条件下采取的理性选择。只能是通过示范效应, 让农民看到实惠, 耐心引导他们逐步调整结构, 而不是运动式的强迫命令。

　　笔者前面谈到, 专业合作社带头人、种养专业大户、农业企业家、公司化农场主和家庭农场主等经营主体及大量从事粮食生产的小规模农户正在经受改革的阵痛, 承担改革的成本。但也有调查指出, 粮食改革导致的玉米价格波动下调, 在初期可能对普通农户有一定的不利影响, 但是对种粮大户和合作社来说反而是有利的。这是因为, 玉米价格下行会带来土地成本的下降, 农民就更偏向把自己的土地托管或流转给种粮大户, 这样一来即使玉米价格下降了, 也照样能激发种粮者的生产潜力。价格由市场决定, 企业自行收购, 优质优价, 对玉米品质有着不同的要求, 生产者只有想方设法改善品质、提高产量才能获得更高的报酬, 正因为此才能激励种粮大户比过去更为重视包括从种子筛选到种植改良在内的多个生产环节[5]。这无疑是一种积极的迹象, 说明市场化导向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 但要让这种迹象普遍化, 成为主流, 还是要有一个过程。

　　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重申:“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保障粮食安全和种粮农民利益不受损一直是我国农业政策的基础。今后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将成为粮食安全工作的着眼点, 同时大力提升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 强化农业技术创新, 保障粮食生产潜能, 确保急用粮时能够产得出、供得上。另外, 要改革和完善农产品的保护支持体系, 首先, 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 推进粮食收储制度改革和主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其次, 要进行政策扶持措施的创新, 保障种粮农民利益不受损或少受损, 缩短他们经受的改革阵痛期, 分摊他们承担的改革成本。保障种粮农民利益不受损政策细则的出台与顺利实施, 关系着调整完善和深入拓展粮食安全政策的工作是否成功, 也是今后政策具体实行的难点和关键[10]。

五、国际农产品贸易摩擦新形势对我国农业及粮食安全的影响

　　我国是全球食用植物油和大豆进口量最多的国家, 其中, 豆油、棕榈油和菜籽油的进口总量占全球食用植物油贸易总量的18%, 大豆的进口量占全球大豆贸易总量的50%以上。2008年的数据显示, 当年全国大豆总产量达1 550万吨, 其中油用大豆产量为550吨左右, 食用大豆产量为1 000万吨左右, 而进口大豆量约为3 740万吨, 可以看出国产大豆产量不到进口大豆量的一半, 且进口大豆基本全部做榨油之用。再从区域分布来看, 我国食用大豆全部集中在关内种植, 东北地区主要种植油用大豆, 而沿海地区则主要使用进口大豆压榨豆油。可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 进口大豆与国产大豆呈现出异质属性, 主要的竞争存在于进口大豆和东北油用大豆二者之间。据2009年数据, 我国仅大豆就进口了4 255万吨, 到2010年大豆进口量达到了5 480万吨, 如果全部改为本土种植, 按照每亩140千克的产量计算, 需要大约4亿亩的播种面积, 相当于全部小麦的种植面积[11]。

　　2015年, 我国进口大豆8 391.3万吨, 进口金额339.8亿美元。其中, 从巴西进口3 820.5万吨, 进口金额155.5亿美元;从美国进口3 417.1万吨, 进口金额137.7亿美元;从阿根廷进口801.4万吨, 进口金额32.3亿美元。三国合计8 039万吨, 占进口量的95.8%[12]。2016年, 国内大豆产量比上年增加115万吨。2017年, 我国进口大豆9 552.6万吨, 再次刷新大豆进口量的历史记录。为当年大豆产量的6.6倍, 大豆自给率约为13.2%[13]。

　　近期在中美贸易摩擦中, 我国把美国大豆加入了加征25%关税的进口商品名单。在这之前, 我国有关部门已经未雨绸缪, 主动调整农业生产结构, 加强对国内大豆生产的扶持力度。

　　2018年4月底, 黑龙江省农委下发了大豆和玉米生产者2018年的补贴标准, 如果农户种植玉米, 每亩地可以得到不足100元的补贴, 但种植大豆的农户, 每亩地的补贴超过200元, 如果农地轮作, 原来种植玉米现在改种大豆, 则每亩地还能再加150元作为轮作补贴。大豆每亩地达到了150千克, 土质好的地块, 高产的都能达到每亩地200千克。

　　根据国家的统一部署, 2018年, 河南省将积极恢复和提升大豆种植生产, 计划增加优质大豆种植面积50万亩。相关记者采访了新型农场主代表刘新全, 他在种植大豆之前认真进行市场调研, 主动咨询了相关农业部门后才选择了相应的大豆品种。比如, 2017年他选择了“郑豆196”和“商豆1310”, 这些品种都是高蛋白大豆, 受到市场欢迎。其种植面积2 000亩, 平均亩产200千克左右, 按照当前市场价格, 最高卖到2元/千克, 每亩大豆的收益比玉米高约200元。而且在管理方面, 大豆的施肥和防止病虫害工作比玉米少1—2次, 其种和收的过程能全部实现机械化。同时, 大豆的根茎具有固氮功能, 可以提升地力、改善土壤质量。省农业厅已经发布通知, 各地应以高效、高产、优质、生态、绿色作为种植目标, 选择适合本地种植的优质高产高蛋白大豆品种, 展开良法良种配套工作和农艺农机融合工作, 着重推广夏大豆节本增效、生态免耕的高产栽培技术, 不断提升种植大豆的经济效益。

　　2018年6月底,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实施〈亚洲-太平洋贸易协定〉第二修正案协定税率的通知》。7月起我国将对原产于以孟加拉国、印度、老挝、韩国和斯里兰卡为代表的亚太贸易协定国家进口大豆关税税率从3%调降至零, 实际上, 上述国家并不是全球范围内主要的大豆出口国, 也不是我国大豆进口的主要来源方[14], 该做法主要表明我国试图将大豆进口来源多样化的一种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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