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苏建 王鹏翔：中国乡村治理精英与乡村振兴

　　针对这一现象，2012年后中共提出的“全面从严治党”，是“再组织化”的理性选择，中共通过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来进行农村组织制度的再造，以期推动新时期的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在中共对农村进行组织再造中，以“驻村第一书记”为代表的嵌入型治理精英作为首选方案，笔者将从“驻村第一书记”的视角出发，探究乡村社会“再组织化”的途径，并试图提出乡村社会组织化升级的体系。

　　1.组织衔接

　　“驻村第一书记”旨在通过国家权威向乡村社会介入来解决新时代农村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资源短缺、政策短缺等现实问题。在这项制度安排中，“驻村第一书记”作为嵌入型的乡村治理精英被赋予了四项重要的职能，即组织建设、脱贫攻坚、服务人民和推动乡村治理。组织建设作为其中一项基础性的职能，应当以此为主线贯穿其余四项职能的发挥，以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从“驻村第一书记”权威合法性的来源看，“驻村第一书记”在组织方面所具有的优势不仅仅应该体现在推动乡村正式组织的巩固与发展上，更为重要的是在于依托党组织的力量衔接乡村社会中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见图8），创新乡村社会的组织模式，实现乡村组织的升级。中国乡村社会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特定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交往方式、认知水平，使得非正式组织在乡村社会中仍然发挥一定的影响，作为驻村“第一书记”充分认识到非正式组织在乡村治理过程中的积极作用，通过发挥正式组织的内部组织能量来激活乡村社会中非正式组织（诸如：农业合作社、红白喜事会等）的组织能量，并挖掘各类乡村协会。

　　2.体系重构

　　国家对“驻村第一书记”机制有正式的考核机制、奖惩机制、退出机制等，依托这些机制，可以重构乡村组织体系，并为之提供相应的实践空间。如前所述，经过市场经济30年的冲击，农村社会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农村遇到的最大困境就是“缺人”。“驻村第一书记”的进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些问题，并推动乡村社会人才梯队的构建与交互。在这一过程中既要注重正式组织中人才的培育，保障正式组织高质量延续，同时也要注重非正式组织中能人的培育，使非正式组织中的能人能够成为正式组织源源不断的力量补给。从本质上看，这一组织体系重构对推动乡村振兴也有深远影响。

四、结语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农村社会三种治理精英如何发挥作用成为一个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长老型乡村治理精英”因思维模式比较传统，自身的能力和素质已经无法适应当前乡村社会发展的需求。“制度型乡村治理精英”出于对个人利益的维护，不愿为乡村的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做出相应的努力，阻碍了一些有发展条件的乡村地区的转型之路。相比于前两种“内生型乡村治理精英”，“能人型乡村治理精英”因其曾在市场经济下带领村民致富，因此，“能人型乡村治理精英”将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契机中有更多的表现。

　　当前，中国正面临乡村振兴战略的新课题，如何实现乡村振兴中的组织再造成为政学两界关心的话题。从组织化的视角认为两者有效衔接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做出努力：第一，将选派“嵌入型乡村治理精英”作为一项长效性制度安排与培育“内生型能人乡村治理精英”相结合，是乡村振兴发展的有效途径。第二，“嵌入型乡村治理精英”与“内生型乡村治理精英”之间互动的基础是乡村社会内部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的有效衔接，并依据组织的升级构建适应乡村振兴发展的组织体系。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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