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旭东：乡土如何触碰旅游——一种文化转型视角下乡村振兴人类学的新发展

　　内容提要：从文化转型的视角来看，基于乡土社会的开放性而非封闭性，城乡互动呈现出依循着“城—乡—城”与“乡—城—乡”两种模式的钟摆运动，这两种摆动之中的农轴和工轴相互交叉，便成了一种纺锤体模式的交互作用的图形，两个轴向各自形态运行的结果就可能会出现二者之间种种接触或触碰。基于旅游消费业而有的一种文化转型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发生，成为乡土旅游发展的新场域。乡土和旅游这两个有着其各自存在和发生背景的社会文化要素，在此一点上发生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触碰。只有通过这种城乡之间的直接触碰，且这种触碰的原理基于城乡之摆的摆动而发挥出一种接触的效应，城和乡、新和旧、钢筋水泥和青山绿水之间才能发生一种新的交叉，创造和转化出一种新鲜感，乡土和旅游这两个社会文化的要素才能有所沟通以及各自都有所创造性的转化。

　　关 键 词：乡土旅游；触碰机制；城乡关系；文化转型；乡村振兴

　　项目基金：中国人民大学2019年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支持项目：“乡愁中国的文化转型：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路径和模式研究”。

　　作者简介：赵旭东(1965- )，男，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

　　主持人语：乡村旅游是一个新的发展潮流，它在中国乡村大地上逐渐蔓延开来，搅动的是整个城乡关系的旧格局，开启的则可能是一个乡村振兴的新领域，勾画的是未来理想中国的大发展。此时此刻，越来越多的城里人想要离开城市去到乡村游玩，切实要去触碰乡村，感受那里作为青山碧水的自然，而乡村的人也好客地打开了家门，迎接从城市里来的陌生游客。但说到底，城与乡之间实际上相互也并不那么陌生，有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如果从家谱上朝前数上三代，自然也就都是农民家庭的出身了。所以，城乡之间的关系在中国文化里并不是一种陌生的关系，陌生的可能倒是很多现代人内心之中所拥有的一种莫名其妙的城市优越感和独特感。但随着城市自身发展问题的层出不穷，乡村则成为了城市之人获得乡愁的理想之地。恰在此时，城乡之间发生了一种根本性的触碰，农工之间也随之发生了一种深度的交流。由此，乡村生活的本土文化逻辑才真正直接触碰到了城市的离土文化的逻辑，在一种相互的寻找之中，乡村振兴和发展的希望无形之中映衬在了晨曦的曙光之中，令人心生一种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赵旭东

　　中国乡村曾经被研究者理解为一种封闭的而不与外界相沟通的世界，它是自给自足的，因此是缺少一种开放性的。这种片面理解在当下中国日益兴起的乡村旅游，也就是在城市之人闲暇时间远足到城郊乡村之中去的那种极为热烈的激情中被彻底的颠覆掉了。换言之，乡村中国从来都不是封闭的，它随时都是开放着的，而且是向任何的有益于其自身发展的向度和空间敞开着并开放着的，它甚至比城市的任何一处空间都更为开放。这样一种乡村的敞开性和开放性，根本上是基于一种城乡之间的相互触碰机制而展开的，由此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新旧乡村的转变和自身的发展，在这方面，乡土中国触碰到的乡土旅游将会是一次人类学家观察中国社会与文化转型的难得机会和场域空间。

　　一、城乡互依与城乡之摆

　　从传统意义上而言，基于村庄的乡土景观是一种相对静态的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展现。人黏在土地上，受到了土地的束缚。①但同时，乡土生活又并非是单一性的，至少乡土经济并非完全是凭靠土地的收成，去营造一种纯粹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在中国乡土生活的世界之中，真正存在着的是一种农工相辅的生计和生活，而在这生计和生活的背后，一种“不饥不寒的小康”便是其作为核心价值的乡土生活的理想追求。②

　　而从乡土生活去看城市生活，那只是一种并非劳作于农田之上的人们闲居消费之地，他们的根还是植入在各自所归属的乡土之中的，因为有这样的一种“根”的意识，这个文化里就会不遗余力地塑造出一种不断要去固化“落叶归根”景况的那种回归乡土社会生活的美好想象，由此而保证了一种“生于斯，长于斯”，最后又能够“回归于斯”的生命循环。因此，应该清楚的是，城乡之间并不是相互分离开的，而是相互可以依赖和关联在一起的。

　　在这一点上，首先便是乡离不开城，否则，乡土生活之中大量的物产以及农闲时期手工劳作之物便无法真正得到更多城市之人的使用、消费，乃至于消耗或侈靡地耗费掉[1]。与此同时，城也为乡村人口提供了各种非农的工作机会以及农业之外的经济收入，即农民所谓的“闲钱”收入。反过来，城也离不开乡，城是依赖于乡而存在的，城市之人的生活基础必然要建立在一种乡村的资源供应之上。同时，乡土之民在农闲之时成群结队地往城里去，无形之中又给城市的发展带去了大量廉价的劳动力，支撑起完全落户于城市之人的日常生活、生产和消费。与此同时，在今天而言，更为重要的则是，城市充裕而剩余下来的经济、社会与文化资源，都会通过一种“下乡”的方式而进入到乡土之地的农村社区，在那里得到了一种吸收、转化以及自我提升。

　　因此，可以进一步去设想，在城乡之间，要想有一种合乎秩序的交流存在，必然是有着某一种类似钟摆摆动的交流形态，即在摆动之中的一种动态平衡体系的存在，这可以用来暗指那种城乡交流的往复运动。③并且，总体而言，这种体系尽管是属于一种动态平衡的，但根本上还属于是一种结构性静态的，也就是从大处着眼是不会有什么太多逸出轨道的结构变异可言，或者说平衡不大容易随意发生改变，而在此之中生活之人，最多也只能是对此做一种两个摆动的极端之间的相互性适应和自我改变。

　　如果我们再去细分，可以有两种城乡摆动模式的发生，其中一种便是从乡到城再到乡的水平轴关系的摆动模式存在，或我们可以名之为“农轴”的在水平面的那种摆动，不妨称之为乡摆模式，即“乡—城—乡”模式；另外一种则是从城到乡再到城的垂直关系的摆动存在，我们可以名之为“工轴”的垂直性摆动，不妨称之为城摆模式，即“城—乡—城”模式。在这两种摆动之中的农轴和工轴相互交叉便成了一种纺锤体模式的交互作用的图形(参见图1)。

　　图1 乡摆与城摆

　　这里，首先便发生了一种城乡之间的“触碰”(encounter)，也就是“农”遭遇到了“工”，反之也是一样，“工”遭遇到了“农”，也就是工农之间因为有触碰而发生了一种交叉。说到底，这根本算是一种城乡之间本有关系的在一种新语境之下的触碰，由城去触碰乡，或者反过来，由乡再去触碰城，而农与工这二者之间必然是有一种相互性需求的存在，即一种彼此互惠共生关系的构建，否则这种触碰也便极为难于发生。应该清楚，一个遥远而完全自我封闭的乡村，和一个同样遥远而同样完全自我封闭的城市这两者，从理论意义上而言，都必然是不可能真实存在的，也就是在人类交往的现实世界中，不可能有所谓“桃花源”或“乌托邦”的存在。因此，触碰和交叉才是社会和文化之间存在的真实。

　　基于上述这样的一种城乡之间的互依和互动，传统的乡土中国便在城乡之间形成了一种彼此有一种需求和相互依赖的互惠循环。因此，从一种更为实质性的意义上而言，“乡”在这里意味着“农”，而“城”则意味着“工”，至少城是指非农的，但农未必就是非工。甚至可以说，在乡土中国的独特空间之中，农和工之间恰恰发生了一种并接和共存。实际而言，这里的“工”一定并非单单是指城市工业的，而是指与“农”相对而言的各种“非农”的行业，它们跟城市相关联，但并非完全都存在于城市之中，而是城乡共存的，并且是为乡村所必需的。从传统的手工业到现代服务业、现代机器工业以及最新的信息技术产业都可算作一种传统“工”的范畴，或者都可以在“工”这个概念之下得到涵盖和容阔。并且，在传统乡土中国社会之中，一种“农”接触并触碰到了“工”“农”的生活才有一种活力和富足的可能，而单靠“农”自身是无法使自己旱涝保收地富裕起来的，在农业社会的生产之中，生活的根本是要在农工之间做一种资源的分配的，有此才真正可以出现一种农工之间的触碰，进而才可能会出现一种农轴和工轴各自乡摆和城摆的摆动之间的相互交叉。

　　从根本上而言，农业所带来的是一个围绕着温饱线上下的一种生活，单单依靠农业，必然是存在着一定的年度风险性和不确定性的，换言之，是一多半要靠天来吃饭的。这种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就要求农业社会里的人若想富足得一种衣食无忧，便要有一种非农行业的额外收入来做一种补充才可以，如此才会实现一种小农经济的韧性与可持续的生存。与此同时，农闲时期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的剩余，又使得工业的生产便有了一种充足的劳动力供应，而城市之中各种形式的手工、机器乃至工厂化的经营，才可能真正有一种连续运转的发生。很显然，现代纯粹意义上以工厂劳动为单一工作或职业的所谓“工人阶级”的形成，大约是在工业化世界以后基于一种劳动密集型的工厂生产而实现的[2]。但无一例外的，传统农业则是属于一种小农经济的，是一家一户的作坊式的生产，不会是大规模人力集中的并坐落于大城市之中的工厂化的生产。不过，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这种大工厂、大工业被挤入到乡村社会空间中去的生产模式，也在一些靠近城市的乡村地域社会中正在发生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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