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兴：可持续生存式发展：强健新生的生态文明道路

　　污染之于工业文明，主要来源于生产和生活两个领域。生活领域的主要污染源有三：一是废物、垃圾；二是汽车尾气；三是噪音。生产领域的最大污染源主要有二：一是生产使用化石化能源，尤其是煤炭，排放高碳及其它温室气体。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8)的数据,从1978年到2007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从57144万吨标准煤增加到265583万吨标准煤,增长了3．5倍。但是,其中煤炭消费所占比重最高,1978年为70．7%,2007年仍占69．5%,其间,煤炭消费比例一度甚至更高。二是生产有毒化学产品，比如农药，2005年生产首次突破百万吨大关，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的农药生产大国；2006年全国化学农药原药累计产量达129．6万吨，同比增长20．2%；2009年1-11月，中国化学农药制造行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007．683亿元，实现累计利润总额66．1亿元。通过这组数据可以看到，有毒化学产品的生产及其使用，已经全社会化，它构成了社会的最大污染源。

　　从最终根源讲，一切污染都来源于人为。人为造成的污染，超过了自然世界的自净容量，它需要重建社会自净能力，以抑制、降低或消除污染。重建社会自净能力，就是重建城市社会自净力实施体系和农村社会自净化力实施体系。相对地讲，重建城市社会自净力实施体系更迫切，因为在今天，许多的农村问题都变成了城市问题，而许多的城市问题最终又成为了农村问题。前者如农业人口的城市化，带来城市自净力的急剧下降以及丧失。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8)的数据,从1978年到2007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由17．92%增加到44．94%。快速推进的城镇化,导致城镇住房、交通以及其他各种基础设施建设的大量增加,能源资源消费也迅速增长,由此使得城市成为巨大的温室气体排放源。后者如城市的污染和由此生成的各种流行性疾病，如果得不到有效的自净，最终通过空气、气候、雨水、江河流水以及巨大流动的人口，而流向农村，使农村社会自净力不堪重负。所以，首先并且应该重点构建城市社会自净力实施体系，并以此促进农村社会自净力实施体系的全面构建。

　　恢复失律气候----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态环境生境化的协调指标：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态环境原本就是一个整体，重建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态环境生境化的最终努力，是实现二者的生境化协调（即共互互生）。促使自然生态环境与社会生态环境之生境化协调的根本评价指标，是恢复失律的气候，使气候生境化运行。

　　我们已经改变了大气，一直是我们正在使天气发生着改变，由于天气的改变，我们已经使地球上的每一个景点都变为人工的和虚假的。我们使自然丧失了它固有的独立性，这使自然在根本上失去它的了这一意义。自然的独立性是它的意义，如果失去了这一意义，一切都将不复存在。

　　我们终结了自然的大气，于是便终结了自然的气候，尔后又改变了森林的边界。

　　客观地看，气候之所以具有改变世界及其一切的功能，在于气候由气温决定，推动气温形成与变化的首要因素是地球温度：地球温度基本上是由地球辐射平衡决定---地球对太阳辐射的吸收与气候系统向外的地球红外辐射接近抵销，气候达至稳定态。但在臭氧层变稀的状况下，太阳辐射增强，与气候系统向外的地球红外辐射之间形成非平衡状态，地球温度就会升高，从而影响气温，改变气候。其次是水蒸气，它是自然中最丰富的微量气体，它吸收大部分红外光谱的地球辐射，是地球对太阳辐射的吸收与气候系统向外的地球红外辐射之间是否能接近或达到动态平衡水平的重要指标；其三是二氧化碳，它对地球温度和气候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它们在大气中的浓度以及这些浓度的变化速率。

　　概言之，水蒸气的循环畅通程度、速度和二氧化碳在大气中的浓度、速率，改变着地球温度，并从而改变了气候。具体地讲，气候的改变，首先改变的是大气气温和地表温度，从而产生出温室效应。气候的改变，同时也改变了地球结构和存在状态，其最突出的变化就是冰川后退，海水轻微而缓慢上升，海平面不断扩张，陆地一点点在消隐、缩小。地球生物圈的生存空间一天天变窄。气候的改变，也改变了降雨，包括降雨的方式、降雨的过程和降雨的范围，降雨的频度和强度。进一步讲，降雨乃空气、阳光、水三者互动做功的杰作。空气乃因自然自身律动而弥漫与充盈，并且无所不在。空气始终朝着由热向冷、由密向疏方向流动，地球上的一切生物，当然包括人，都必须遵循其流动方向。阳光乃太阳这颗巨大恒星运行所散发的热能。太阳以其内部的热核聚变，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并以电磁波形式不断地向外辐射。这些源源不断的能量不仅构成太阳系光热的主要源泉，也成为地球能量的主要供给者，地球上的一切生物、植物、微生物都从它那里吸收热能与光照。太阳热能决定着气候冷暖度，也决定着水的潮气与蒸发相循环的运行速度。水连接起天与地、宇宙与生命的共生与互生链条：水以太阳提供的能量为天然动力，在大气圈（云、雨）―岩石圈（土壤）―生物圈（动物、植物、微生物）―水圈（地表水、地下水）之间循环生成。地表水、土壤中的水分和生物体中的水分受到阳光照射，温度升高，由液态水变成水蒸汽散发到大气中，水蒸汽在高空冷却后凝结为小水滴变成云，水滴增大到空气托不住时，就变成雨落回地面，这是水在大气圈中的收支平衡过程。今天，由空气、阳光、水三者协调营运的自然生态链条，却被用现代科技武装起来的人类行为所扭曲甚至断裂。因为人类通过对地球石化燃料资源的全面开发和深度运用，人为排放高碳，制造了热能、废气，使宇宙太空的臭氧层变稀，太阳热能辐射地球表面强度提高，水在大气中的收支平衡被强行打破，大气候由此被改变，从而导致了整个自然生态链条的破损或断裂。自然生态链条一旦发生改变，又反过来推动和促进了气候的改变。当一切都在都在悄然而倔强地发生着改变时，灾变必然如洪水猛兽般袭来，人类世界秩序被迫改变。

　　所以，在地球充满高危风险、人类生存承受绵绵灾疫的当代社会，要根本上恢复地球承载力和社会自净力，则必须改变气候的失律状况，从根本上恢复气候的生境化运行，这是生态环境生境化重建的根本条件，亦是生态文明社会的最终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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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可持续生存：生态文明的实践途径

　　恢复地球承载力、社会自净力，促进气候生境化，构成了建设生境化生态文明社会的根本任务。围绕此三大任务而开辟唯一正确的实践道路，只能是可持续生存式发展，而不是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观的实质 “可持续发展”一语产生于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研讨会，在此会上共同界定“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是缔造一个健康和富生机的环境上人类所享有的权利。1980年，国际自然保护同盟(the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举行世界保护战略会议，制定出台《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其《大纲》指出“必须研究自然的、社会的、生态的、经济的以及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的基本关系，以确保全球的可持续发展。”1981年，美国农业科学家布朗（Lester R. Brown）出版《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提出以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资源基础和开发再生能源来实现可持续发展。1987年，世界环境及发展委员会所发表的布伦特兰报告书《我们共同的未来》将其定义为“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1992年6月，联合国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等文件。随后，中国政府编制了《中国21世纪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白皮书》，首次把可持续发展战略纳入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远规划。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把可持续发展战略确定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 的战略，2003年发布《中国21世纪初可持续发展行动纲要》，明确规定其指导思想是“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主线，以经济发展为核心，以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为根本出发点，以科技和体制创新为突破口，坚持不懈地全面推进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协调，不断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竞争力，为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其总体发展目标是“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经济结构调整取得显著成效，人口总量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明显改善，资源利用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概括20世纪70年代以来所流行的各种庞杂的可持续发展观，有三个共同的核心理念：一是其可持续发展观仍然是以保持人类中心地位为价值前提的发展观和发展模式：“从最纯粹的意义上讲，可持续性包含对伦理规范的信奉。这些规范包括：保持生物的生存、维护后代人的权利、并使担当起将这些权利充分纳入政策和行动考虑中的制度得以延续下去。”（O’Piordan,1988）、“可持续性发展旨在让我们在特定时期内完整无缺地留下我们继承的、包括自然环境资产在内的总财产。我们应当把我们当前享受的、蕴藏着潜在福利机会的同等的资本传给我们的后代。（Winpenny,1991） ；第二，可持续发展仍然是“以经济发展为核心”，所贯穿的仍然是惟经济增长模式：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BCSD）指出：可持续性要求持久的经济增长。并宣称“为了改善穷人的生活，为了支撑增长的人口，以及最终稳定人口水平，世界所有地区的经济增长都是必要的。” ；第三，可持续发展仍然是以满足人的需要、尤其是以满足人的物质需要为目标追求，继续张扬工业文明的物质幸福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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