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生态文明的根本在于回归“实际导向的问题意识”

一、导言：批判“学科化理论导向问题”，回归“实际导向的问题意识”

　　2000年以来，我参与了海外一些进步学者关于批判政策学（Critical Policy Studies）的讨论。批判政策学是一个从人文视角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政策体系做分析、比较、归类研究的一个新兴的交叉学科。这个前后有近20年了，我和科研团队在总结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八次危机》的理论部分，开始在原有的交叉学科创新的基础之上，把批判政策学升级到批判政治经济学，试图使批判政策学的学说进一步成为学科发展的指导思想。

　　当前，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的教学研究仍依赖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我个人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斯大林主义改造过的学说，他结合俄国革命提出的解释体系，未必符合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我曾想尝试针对性地提出一个新的学科——批判政治经济学——但鉴于目前还比较零散、不够系统，因此决定从学科创新的企图，退回到具体的实际问题上：将创新性观点融入具体问题探讨，并且讨论的问题是从实际出发的“实际导向的问题意识”，而不是学科出发的“学科化理论导向问题”。如果没有大量的“实际导向的问题意识”，不在这些实际问题的讨论过程中去逐渐形成相关范畴之间的逻辑建构，而直接进入已经被意识形态化的学科讨论，将是事倍功半甚或没有意义的知识生产。

　　然而，从实际出发的发问，其困难在于：当发问者不代表主流意识形态时，问题本身便很难被人们正常理解，亦即，学科的既有意识形态桎梏往往正好是认识实际问题的知识阻碍。如果把这种“意识形态化的学科发问”凌驾于真实问题之上。那么，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主体如何发问，如何回归“实际导向的问题意识”，便涉及到我们如何看待西方冷战意识形态所形成的学科表达。概而言之，希望大家从这个问题意识的解析中，释放和重构乡村建设理论的内容、出处和理解方式。

二、从中国实际反思国际贫困标准：比较贫困vs.绝对贫困

　　国内有些知识分子在理解和分析中国贫困率时，往往直接套用“人均日收入2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也许他们不了解这个数值是为“绝对贫困”（extreme poverty）。然而，这些人按此标准质疑中国贫困率数据的合理性或真实性的时候，却未从实际问题出发对在中国采用国际贫困标准提出质疑。

　　中国为什么不适用“人均日收入2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因为中国是一个两次完成了土改的国家。通过1950年和1980年的两次土改，中国已经完成了农村社会的主要财产——土地的平均占有，这就事实上导致中国不存在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绝对贫困，而只有现金收入能力低造成的“比较贫困”（comparative poverty）。

　　当一个国家的农民几乎全部都分得土地，便都是小土地所有者成分，除了灾年一般都能够满足自己家庭的基本生存需要，亦即，在生存状态下没有贫困，但仍然有部分人处于“比较贫困”状态——即很多农民的现金收入能力低，小农家庭难以支持现代化教育、现代化医疗等必须的现金支付。尤其是当城市医疗市场价格决定农村医疗价格、城市教育市场价格决定农村教育价格的时候，农民的现金开支势必大幅度增长，农民通过农业资源利用能够满足自身基本生存需要的同时，却不能通过农业收入去支付这些现代化市场定价的开支，于是就出现了相对贫困，即真实发生的“因病致贫”和“因学致贫”。

　　不仅中国不适用国际贫困标准，整个东亚社会都因完成了土地改革、人均分配了土地，而不存在国际给定的贫困标准。东亚历史上叫做“儒家文化圈”，15世纪之前整个东亚通用中文，15世纪以后随着西方殖民者进入，东亚各国开始形成自己的文字，比如朝鲜的窗格文字、越南的欧式拼音文字。儒家文化圈作为一个农业社会，长期以来都是“耕者有其田”，历朝历代叫“均田免赋”。若按冷战意识形态把土地改革定义为“共产革命”，那么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早已完成不知多少次“共产革命”；若把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所提出的共产主义当作是普世的共产主义，那早在 2500多年前的孔夫子跟他的团队思想创新提出的中国《礼运大同篇》就已有比“共产党宣言”更像“共产党宣言”的天下为公的理念；若认为共产主义本源于马克思，那不如认为源于孔夫子，何况共产主义实践在中国历史上已不知实践过多少次。

　　为什么绝对贫困不存在于东亚社会，而存在于南亚社会？印度农民因为没地、农村没进行过土地改革，至少三分之一以上农民是绝对贫困。绝对贫困存在于拉丁美洲，是因为拉丁美洲是大农场制度，而大农场制度造成农村人口失去土地、流向城市形成城市贫民窟。今天世界上其他地区为什么一定采用“人均日收入2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这是因为“人均日收入2美元”意味着城市贫民窟人口必须依靠现金开支才能够生存，这是一个以货币来衡量的贫困标准。这个贫困标准之下的妇女、儿童、老人等所有问题——便是殖民地的、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在不能推进土地改革的条件下，所形成的一套关于贫困的话语。

　　对于东亚社会而言，既然农民在农村依托现有生存条件能够生存，又为何要照搬国际贫困标准？我们在联合国讨论会上，若中国人也照搬这套话语来讨论中国问题，那便不是我们中国人在世界上建立话语权的做法。

三、绝对贫困与粮食不安全都不是生产问题，而是金融资本过剩的冲击

　　墨西哥学者认为，墨西哥的贫困标准应是“人均日收入4美元”，因为墨西哥的劳动力已经有三分之一流向美国，它的参照系是美国劳动力市场所决定的劳动力价格。墨西哥从一个有着2千种玉米品种的玉米原产地国家，变成玉米进口国。这个过程就是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后，三分之一劳动力流向美国，劳动力被市场化，劳动力价格提升，农民收入提高，但反而使劳动力不能在本国农业上投入，导致农业产出下降，于是从美国进口玉米以满足墨西哥这个以玉米为主食的国家的粮食需求，劳动力打工赚的钱刚好支付不种地、进口粮食的开支。这一过程导致贫困人口必须按进口粮食价格来支付粮食消费，也就导致贫困人口得把国际上通行的“日均收入2美元”的贫困标准上调到“日均收入4美元”才能买得起进口粮食。当一个国家的粮食消费更多地变成对粮食进口的依赖的时候，这个国家也就失去了粮食安全。

　　大家对粮食安全的惯性思维是农业经济学的投入产出、供给需求。但在金融资本主义阶段，粮食价格波动实际上对应思考的本来是国家乃至世界的粮食安全问题。因为，每当粮食价格大幅上升，就会导致相当多的穷国出现严重的粮食不安全，这种粮食不安全不是因为粮食减产或供给不足。

　　联合国粮农组织早在2005年就已经做出过研究，全世界范围内如果以农业产出折算成干物质（按人均健康所需卡路里计算），过剩比重大约在三分之一左右，因此今天的粮食安全根本上看，不是生产不足的问题。那么，为什么会在农业生产过剩条件下仍然出现粮食安全问题？按现在的学科理论研究框架，这个问题找不到对应的理论基础。若不是从实际问题导向来探讨这些问题，就没有理论创新的可能性。

　　今天的问题是，在金融资本主义阶段金融全面过剩导致的多空投机炒作，直接造成世界的粮食安全问题。

　　今天在世界粮食期货市场上做粮食投资的，50%以上不是那些追求粮食价格相对稳定的交割商，而是在期货市场上为赚取投机收益、专门做多空炒作的投资商。因此，必然导致在全球金融资本过剩的条件下，过量的流动性流进粮食期货，导致粮食价格的大起大落。每一次粮价被金融流动性推高，都会导致那些低收入、高负债，却在粮食进口上依存度过高的发展中国家，出现严重的粮食不安全。

　　所以，如果把这个现象看成一个问题意识来讨论，便会发现北非的“颜色革命”几乎都是金融危机爆发后，过量的金融流动性冲进国际粮食期货市场，从而导致粮食进口依存度过高的北非国家纷纷出现食物供给严重不足，这时候饥民上街，于是就有了随之而来的“广场运动”、“颜色革命”。当华尔街危机爆发之后，本来是沿着地中海的一圈国家全都发生危机，地中海北岸的欧洲五国、南欧国家的危机，就被称为“经济危机”，而地中海南岸的那些北非国家，则被称为“颜色革命”，这依然是冷战意识形态的价值判断。

四、供给侧改革是中国对过剩危机的因应政策

　　中国理论界对当前已经发生的相对贫困、粮食安全等问题，缺乏对具体事实的讨论，没有形成问题意识。我们只有弄清根源在哪，才有建立问题意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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