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生态文明的根本在于回归“实际导向的问题意识”

　　这个宏观现实问题显示，中国按西方模式推行城市化的前提不存在，只能走生态文明之路。中国曾追随西方现代化文明但欠缺“殖民化”的历史条件；经济方面，中国遭遇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商业资本三大过剩，恶化全球过剩；社会方面，从小资国家的全民积累向大资异化和内部集团占有的社会结构复杂变化。因此中国不可能再追随西方的模式推行一般意义的城市化。

　　自2009年以来，中国工业经济下滑、私人债务率上升，这个过程就是生产过剩导致实体经济下滑，实体经济下滑同时资金大量释出、进入虚拟经济，因此“脱实向虚”是中国进入金融资本阶段的客观过程。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几乎每次“三中全会”都在应对危机。每届领导人接手政权，都要面对经济危机的挑战，中国的政治周期和经济周期实际上是同步的。原本“朱温十五年”应是在生产过剩下走向大萧条；它之所以产生一个比较长的上升周期，就是因为这十五年主要是靠投资拉动的。这个投资拉动，从消极角度来说，是用长期过剩来掩盖短期过剩，1998-2002年靠国债投资拉动，到2008-2012年还是靠国债投资拉动！然而，现在投资拉动已经是强弩之末，趋于无效。

　　在这种情况之下，应变消极为积极，即：不能再靠投资拉动，而得真正意义地推进生态文明。

七、供给侧改革必须谨慎应对资本下乡

　　三大资本过剩表现在农业上的是：过剩产业资本进入资源性农业，导致农民作为生产者的收益大幅下降、农业严重污染、越是商品化程度高的农业产品越是生产过剩，这就是产业资本进入农业的客观结果；而商业资本过剩进入农业，导致农业多环节的商业恶性竞争，于是掺杂使假、伪劣横行；过剩金融资本则是要占有超过平均收益率的收益，造成农村高利贷借“小贷公司”的名义大行其道。

　　殷鉴不远，摧毁民国实体小农经济的，不是地主剥削，而是工商业资本下乡和金融资本下乡。

　　1998年，当我们发生因东亚金融风波而导致外需下降、出现国内第一次生产过剩的时候，有38家大型工商企业联名提案要求工商企业进入农业，其实就是要求资本下乡。面对“产供销一体化”的产业化经营趋势，我们曾经在政策报告中提出，一方面“推进农业产业化，形成产业链，来增加农业收益”是可行的，但另一方面，检验这个农业产业化政策成败的唯一标准，不是看产业是否增加收益，而是看这个产业的第一生产者是否得到了平均收益率。世界上所有资本化农业，都是资本收益提高，而生产方收益下降。如果中国要搞农业产业化，就得要防止这样的事情，要让生产者得到平均收益率，这本来是中国的农业政策内在的基本要求。

　　但结果是，我们走的是跟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的路，生产者收益不升反降。这就是今天为什么农民收入上不去的原因。如果认为产业化能提高农民收入，但世界范围的产业化都没有提高农民收入的先例可循。

　　资本下乡造成的另一个问题就是食品严重不安全，中国大量食品不安全事件都发生在1998年资本下乡以后。

　　农业是一种多重风险集中的经营领域，有自然风险、市场风险、社会风险，等等。资本下乡追求产业化经营只打算承担一种风险，即市场风险，从未考虑自然风险与社会风险，教科书理论也从未指明。当资本真的进入农业，多重风险叠加，往往就无法应对了。

　　譬如农业的社会风险方面，外部投资主体入乡，面对的是一个资源已被分散占有的小农社会，这就导致社会成本从交易费用来产生，因交易对象数量过多而无法交易。很多企业无法应对这种社会风险，就是因为他完全不了解农村、不了解农民，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置这种资源完全分散占有条件下的所谓规模经营。而农业项目建议书全都没有计算社会成本，只计算市场风险，只考虑规模化带来的回报，因此今天，在推进农业产业化十几年之后，中国不仅出现了严重的食品不安全，还出现了严重的农业污染，以及严重的产业化农业负债。

　　我国农业金融不安全中间有一部分没有被提及的，就是越产业化农业，越没有计算社会风险，其结果越导致经营无法进行。

　　中国已成为农业产出率最高的国家，亩均产出是非洲的2倍以上，但是很少有人计算中国现在这样一种生产方式下的严重污染。供给侧改革，是农业全面过剩下的农业供给侧改革。中国现在连粮食都是过剩的，对应的就是粮食质量问题和直接损失。粮食过剩却不能降价，否则农民将选择不耕种，但同时又导致走私进口，所以在粮食问题上中国存在着非常复杂的困境。农业的增长并不意味着安全，农业的增长导致的过剩反而意味着严重的不安全。

　　这些都教科书之外的问题，是学科化发问无视于真实问题。要求学科创新，正是因为从西方教科书搬来的理论，解释不了也解决不了中国实际上面临的问题。

八、乡建新趋势：市民下乡

　　而在今天的“新土改”背景下，可能带来的结构变化是不同于资本下乡的“市民下乡”。“四至界定+三权分置”实现了集体保留所有权；农户固化使用权，可以继承或作股，有利于农民变现资产，并且主要以租赁方式变现资产；进入市场交易转让的是由农户自主支配的经营权。通俗解释，就是把农民手上的土地权证变成和城市住房产权具有同样内涵的权证。如果对比此前的“资本下乡+地方政府亲资本=资本通过政府与村集体交易，直接占用农民土地引发大量冲突”，那么新土改后，农户拥有四至清楚的土地及房产的使用权证，可以直接与市民或内外部投资者进行有法律保障的经营权租赁交易；可以全部或部分转让。这就为农村资源性资产货币化交易构成增值空间，带动中小投资人下乡与农民结合做组合投资。

　　所以，现在的新土改、三证的概念有利于市民下乡。

　　中国正在发生重大改变，这个改变就是谁都要下乡。

　　于是，今天中国出现过剩资本下乡和市民下乡并存。二者都在“要素再定价”规律之下推进资源资本化，是否引发社会冲突导致投资失败，取决于各自与农民的结合方式。亦即，社会成本和社会风险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导致任何方式——无论是市民下乡还是资本下乡——的投资失败。

　　城市中产阶级下乡，在乡土社会中寻找第二居所、第三居所，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趋势。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中产阶级人群，现在是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村小资产阶级互相结合，这个结合的积极意义在于防止农村被大资本剥夺；如果结合得好，他们就能有机地整合成一个利益群体，但若结合得不好，那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与混乱，这便取决于我们用什么样的乡村建设制度去做安排和引导。

九、结论：生态文明——回归“实际导向的问题意识”

　　农业自身内在具有自然过程与经济过程高度结合的特征，在世界近代通过殖民化推进工业化的资本文明史中，农业内在特质不可能被根除，遂客观分化为三个异质性很强的不同类型：一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前殖民地国家（美加澳为代表）的大农场农业，因彻底殖民化造成资源广大的客观条件而得以实现农业规模化和资本化，对应的则是公司化和产业化的农业政策。二是“莱茵模式”的前殖民主义宗主国（欧盟为代表）的中小农场农业，因欧洲人口增长绝对值大于移出人口绝对值而致使资源愈益有限，只能农业资本化与生态化相结合，并且60%农场由兼业化中产阶级市民经营。遂导致一方面其农业既不能为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也没有自由市场体制下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与农业生态化高度相关的绿色社会运动从欧洲兴起。三是未被西方彻底殖民化的原住民为主的“东亚模式”的传统小农经济国家（日韩为代表）的农户经济，因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而唯有在国家战略目标之下的政府介入甚至干预，通过对农村人口全覆盖的普惠制的综合性合作社体系，来实现社会资源资本化，还得以维持工业化原始积累时期的三农的稳定。

　　中国乃至整个亚洲作为原住民社会，进入不了大农场农业。大农场农业是在殖民地条件下产生的，而不是靠市场交易形成，是殖民地条件下的宗主国大举消灭原住民，不承认原住民的财产权力，只向外来移民颁发土地证，使移民者占有原住民资产形成大农场农业。所以，今天世界上的大农场农业国家，美国、加拿大、巴西、澳大利亚，全部是殖民地国家。

　　今天中国的农业理论，认为中国只要推进产权私有化，就能通过市场交易形成规模化，有了规模化我们就能有竞争力。这套理论表面逻辑通，却完全忽略大农场农业的历史条件，完全没考虑到中国是一个原住民国家。当今，东亚社会都是小农农业，类似日本不仅是原住民而且是单一民族国家，尽管非常现代化，也几乎不可能形成教科书想象的大农场农业。真实世界是，城市化、工业化并不意味着就导致农业的规模化、现代化。在农业领域中没有普世价值，世界三大类农业领域中的不同经验，以及基于不同经验所形成的制度体系，其特殊性甚于普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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