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俊峰：中国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问题回顾与展望

　　能源、环境和气候变化(以下简称能源、环境和气候)问题是伴随着工业文明的进步而发生和发展的。尤其是研究气候变化问题,需要追溯全球工业化的整个进程,才能厘清不同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历史责任。因此研究中国的能源、环境和气候问题,也必须从研究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入手。本文以中国的工业化发生和发展的四个阶段为时间坐标,分析了中国能源、环境和气候问题发生和发展的历史进程和政策演变。

　　1　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与能源、环境和气候问题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萌芽阶段(1861—1949年)。此阶段重要的工业化行动主要包括清朝政府时代的洋务运动、中华民国初期军阀割据时代的地区工业化运动,以及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工业建设。这一时期历时近90年,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时进时退、起起伏伏,一直没有改变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这一历史状况。第二阶段是初步工业化阶段(1949—1976年)。此阶段我国工业化进程不断前行,直到1976年基本完成了中国工业化的初级阶段,其标志是我国初步建成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工业增加值稳定地超过了农业,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第三阶段是中国工业化快速发展的阶段(1977—2012年)。在这一阶段中国开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发展路线,全力推进工业化的进程。到2012年底,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基本完成,其基本标志是,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制造大国,已经成为全球主要工业制成品的供应中心,也是全球工业产业链的中心环节。第四阶段是中国的后工业化阶段(2013年至21世纪中叶)。这一阶段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为标志,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进入收尾阶段或者后工业化阶段,工业化有了新的属性:工业的现代化是国家全面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工业的高质量转型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转型的重要内容,控制工业过程的各种污染物排放成为促使生态环境质量根本好转的首要任务。尽早实现工业过程的二氧化碳排放达峰,进而实现工业过程的“近零排放”成为应对气候变化、实现低排放发展的重要任务。不同的时期和阶段,中国能源、环境和气候的问题有着根本性的差异。

　　1.1　工业化萌芽阶段(1861—1949年)的能源、环境和气候问题

　　如果说以瓦特发明蒸汽机为标志,人类开始进入了工业文明的新阶段,那么到今天为止,已经经历了250年的发展历程。中国的工业化萌芽的第一个高潮,应该从1860年的洋务运动开始算起。洋务运动可以称作中国的工业化萌芽,不仅开创了中国工业化的先河,也为中国的工业化积累了经验和人才,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即使是工业化萌芽阶段,也需要能源的支撑。1871年开平煤矿建成投产;1882年7月26日上海电光公司所属的乍浦路电灯厂开始发电,点亮了上海外滩第一盏路灯,这些都是中国现代能源工业的萌芽。同期,中国的铁路建设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京张铁路、京汉铁路和津浦铁路等也都在清朝的后期建成通车,不仅方便了人们的出行,也对能源运输,特别是煤炭运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工业化萌芽的第二个高潮出现在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建立之初。全国虽然出现了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但各地军阀利用军事割据实现了经济独立，都在努力兴办工业、开发矿山、发展经济,尤其是在广东、云南、四川、湖南、湖北、山西和东北三省都形成了一批自成体系的工业基础,国民政府实际控制的苏浙沪地区也成为中国民族工业的重要摇篮。时至今日,苏浙沪地区也是我国工业发展的重心。在此期间建成且至今还有强大生命力的还有湘潭电机、抚顺露天煤矿、延长油田、玉门油田等。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工业受到了极大摧残,但是并没有中断。当时的国民政府实施了工业转移,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将在沿海地区已经初具规模的工业设施部分搬迁至西南大后方。抗日根据地也发展了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支持了全面抗战。不论是洋务运动还是民国初期军阀割据时代的工业化进程,都因国内动乱和外强入侵的严重干扰,一直没有形成相对完整和独立的工业体系。一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仍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农业国家,工业只是这个国家的点缀。根据1952年我国发布的一份统计资料分析,当时中国农业占GDP的比重高达82%,工业的比重还不到5%。当时中国煤炭消费量还不到3000万吨,石油生产量只有20多万吨,人均商品能源消费量仅为36千克标煤。发电量只有42亿千瓦时,人均用电量只有7千瓦时,不及当时世界平均水平的1%。当时的能源消费对生态环境以及气候形成的影响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1.2　工业化初级阶段(1949—1976年)的能源、环境和气候问题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百废待兴,恢复生产和生活秩序都需要发展经济和供应能源,两者都需要工业化水平的支撑。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拉开了新中国工业化的序幕,其目标是通过156个大型工业项目以及与之相配套的900多项辅助工程,建立新中国的重工业、国防工业和能源工业基础,初步建成国家的工业经济体系和与之相配套的能源供应体系。这些在当时看来可以称之为“巨无霸”的大工程,实际施工建成了150项。其包括军事工业企业44个;冶金工业企业20个,其中钢铁工业企业7个、有色金属工业企业11个;化学工业企业7个;机械加工企业24个;能源工业企业52个,其中煤炭工业企业和电力工业企业各25个、石油工业企业2个;轻工业企业和医药工业企业3个。该项计划在中国工业发展和能源发展中的历史地位是不容抹杀的。通过规划项目的建设和运行,我国不仅初步建成了门类齐全、体系完整的工业体系,还为我国大规模的工业化积累了经验,培养了大批人才。新中国中央政府的工业部门、重要企业的第一代掌门人和第一代中国工程院院士大都有参与156项大型工程建设的背景。“156项工程”半数以上在东北三省,这也奠定了东北三省在我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经过5年的建设,我国的工业生产能力获得了极大的提高。按照当时的需要量,钢材的自给率已达86%,机械设备的自给率60%以上。我国的工程技术力量、工业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也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一五”时期的工业赢得了高速度的发展,到1959年建国十周年时,我国钢产量由世界第26位升至第7位;煤、油产量从第9位升至第3位;发电量由第25位升至第11位。

　　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的工业化进程不全是“156工程”那样的成功,由于先后被各种因素所干扰,其进展并不顺利。即使如此,我国的工业化进程也没有被打断。1964年开始中国迅速发起“大三线”和“小三线”建设,将具有“防御性国防特色”的重工业重心由沿海向中西部转移,中东部省份的工业也向腹地纵深转移,实现了继抗日战争之后中国工业发展中心的再一次大转移,形成了西南、西北和中南地区一批重工业基地,建成了一批以“大三线”和“小三线”建设为基础的新型工业城市,诸如四川的绵阳、攀枝花和贵州的六盘水等。“大三线”和“小三线”建设从1964年至1978年历时14年,若包括1958—1964年前期调整时期的6年则共20年,其核心时间段为1964—1972年共计8年。横贯三个五年计划的“三线建设”中,国家在中西部地区主要是13个省和自治区投入了2000多亿元资金,涉及600多家企事业单位的重建、搬迁、合并,整个工程规模史无前例。几百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成千上万的民工的建设者来到祖国大西南、大西北的深山峡谷和大漠荒野,建起了星罗棋布的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同时也在中、东部山区等腹地建成了一批新型的工业化城镇。

　　总之,轰轰烈烈的156项重点工程和波澜壮阔的“大三线”“小三线”建设两项世纪工程,帮助中国完成了自身工业化的初级阶段。其标志是到1976年,我国工业附加值已经稳定地超过农业,成为支撑起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这一时期,能源、环境和气候之间的关系比较简单,国家的首要目标还是发展经济,满足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对能源的需求是问题的核心。当时国家把能源开发作为重中之重,针对我国贫油的问题,提出了以煤炭为基础、电力先行的发展思路,在电力行业中坚持“水火并举”。直到20世纪60年代发现大庆油田,石油开发成为国家能源供应的重要方面。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6年,虽经各种波折,但我国的能源供应状况有了极大的改善。到1976年,我国能源消费量已经达到4.7亿吨标煤,占全球能源消费量的5.5%。其中,煤炭消费量为3.3亿吨,是1949年的10多倍,占全球煤炭消费量的14.6%;石油消费量为7800万吨,是1949年的200多倍,占全球石油消费量的2.7%。化石能源消费排放的二氧化碳约为11.83亿吨,仅占全球排放量的6.9%,尤其是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只有1.2吨,仅相当于美国人均排放量的1/15,对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贡献也十分有限。因此,当时人们对能源、环境和气候问题的认识还不深,此类问题尚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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