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大一统时代的恢弘气势：为中国成为世界一等大国奠定了基础

　　秦汉时代（前221—220），是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国的文明已经对春秋战国以来的文明成果进行了总结融合，推动了中国文明走向成熟。环顾世界，西亚早已建立了庞大的波斯帝国，希腊也建立过横跨亚欧非的马其顿帝国。而印度也建立了摩揭陀帝国。而中国在秦汉时代的大一统，使得中国得以成为世界的一极，和印度、波斯、罗马同辉。

　　一，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专制国家建立

　　春秋战国，是一个群雄并起，战争连年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在春秋之前，整个国家是松散的，周朝内部拥有几百个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从春秋开始，这些诸侯国就开始了兼并，到了战国时代，就只剩下了七个强国，史称“战国七雄”。为了适应兼并战争的需求，各国在内部实行了大规模的政治体制改革，如废除世卿世禄制，建立了人才选拔制度；废除分封制，实行了郡县制；废除了礼乐制度，推行了法治；废除了国野制度，实行了兵役制度。其结果就是夏商周的贵族政治不断瓦解，而中央集权政治不断建立。
　　公元前221年，秦朝统一六国，建立了一个面积达300万平方公里的帝国。随后，在整个帝国内，一套从战国以来出现于秦国的政治体系开始在全国实行。在中央，秦始皇创立了皇帝制度，正式确立了君主专制；在行政上，比较完善的官僚体系——三公九卿制度确立起来；在地方，郡县制在全国推广。这些政治措施的形成，标志着中央集权和专制主义正式形成。
　　汉承秦制，汉朝的制度在继承秦朝的基础之上又有新的变化。但是总体上并未出秦之藩篱。如西汉初期推行了郡国并存制，但是后来又不断去削弱诸侯王侯的势力。东汉时期，郡县制发展成为了州郡县三级行政区。在中央，汉武帝为了限制以丞相为首的三公权力，重用尚书令、侍中、大将军等，形成了内外朝。东汉时期，尚书的权力不断扩大，成为了最高的行政机构，而三公却沦为了虚职。为了适应官僚体系的建立，官员来源的需求，西汉推行了察举制、征辟等选官制度。并在全国建设了教育系统，为国家培养人才。
　　集权和专制无疑是中国成为世界文明中心之一的一个政治基础，在此基础之上，中国拥有了集中全国之力修建大型的工程，应对大规模的自然灾害的能力。长城、阿房宫、秦始皇兵马俑就在这个时代修建起来。集权的建立，也为抵御外患和疆域扩大提供了条件。秦朝时期，曾北伐匈奴，南征百越。汉武帝时期，多次北伐匈奴，经营西域，吞并了南越、朝鲜、西南夷，将中国的疆域面积扩展到了近600万平方公里，成为了当时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
　　但是随着专制集权的建立，其弊端也开始暴露了出来。皇权过于集中，容易出现暴政、乱政和决策失误的情况。秦始皇、汉武帝、王莽等都是这个时代著名的暴君。同时，当皇帝年幼时，外戚和宦官就容易掌握君主，出现了外戚干政和宦官乱政的局面。在整个东汉后期，外戚和宦官专政长达100的多年，直接将东汉推向了灭亡的深远。同时，地方和中央的矛盾也无法永久解决。地方的豪强、官僚等势力不断做大，最终在农民起义的时候割据一方，导致帝国分崩离析。另外，强大集权力量也会影响经济的正常运行，如汉武帝推行的盐铁官营等政策，对商业造成了很大的打击。
　　二，精耕细作的农业在全国推广

　　春秋战国以来，随着铁农具、牛耕技术的运用和推广，中国的农业就开始进入了精耕细作的时代。同时，国家废除了井田制，推行了土地私有制。在秦朝统一后，秦始皇便将这种经济模式推广到了全国。农业是赋税、劳役的基础，国家统一后，就会在全国范围内清查土地，编户齐民（统计人口），以作为缴纳赋税和征兵的依据。《汉书·地理志》记载的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国的耕地面积和人口数据，这是中国第一次出现对土地面积和人口的准确记载。
　　国家统一，不仅推行了统一的经济制度和模式，集中力量修建大型的水利工程。汉武帝时期成功治理了黄河，保障了经济的安全。同时国家还用行政力量来推广先进的农耕技术，播种方式和生产工具。如汉武帝就曾命令西汉的农学家赵过推广耦犁、代田法。在整个汉代，铁犁牛耕在官员的“劝课农桑”精神的指导下，从黄河流域推广到了长江流域，继而又推广到了珠江流域。而之前，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还大量的村在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牛耕技术的推广到南方，无疑推动了南方的开发，为后来南方成为全国经济重心奠定了基础。
　　说道农业就不得不提到赋税和劳役。在秦汉时代，赋税分为口赋（人头税）、田租和杂税三种。在秦朝和汉武帝时期，全国的赋税负担较为沉重，成年人口赋为120钱，田租为收入的十分之一。在休养生息的时候，成年人口赋会减少为40钱，田租减少到三十分之一。秦汉时代的劳役制度也基本定型，一般15岁以后就开始服役，到20岁就可以服兵役，在休养生息的时代可以分别提到20岁和23岁。秦汉时代的赋税制度奠定了中国2000年的税后基础。
　　经济的统一不仅表现于农业，还表现在了工商业。秦朝统一后，下令全国实行了统一的半两钱，取消了战国混乱的货币，从此中国的货币形状就定型为了圆形方孔钱。秦始皇还统一全国的度量衡，取消了重重的关卡，这些措施无疑是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的。汉朝继续着秦朝的制度，如汉武帝在全国推行了五铢钱。国家的统一，有利于交通事业的发展。秦朝时期，通往全国的驰道建立了起来，汉朝，又开通路上和海上两条丝绸之路，中外经济和文化联系就空前紧密了起来。为了控制全国的经济，增加税收，汉武帝还推行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等经济措施，对严重制约了商业的正常发展，这也是中国比较典型的“重农抑商”政策之一。
　　货币统一

　　同时，秦汉时代的土地和人口的矛盾也已经完全暴露出来。由于人口不断增长，到了王朝后期，人均耕地会大量减少，人地矛盾变得十分棘手。同时，在重农抑商政策的引导下，商人、军人、官僚、贵族等上层人士纷纷将资金投资于土地，使自己成为了“地主”，于是土地的兼并就兴起。到了东汉时期，土地已经十分集中，出现了大土地制度的“庄园制度”。土地的高度集中和人均土地的减少，导致自耕农大量破产，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当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后，大量的农民就会铤而走险，发动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瓦解这个帝国的根基。在秦汉时代，就爆发了陈胜吴广、绿林赤眉和黄巾三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三，文化的融合

　　秦汉的文化无不显示大一统的恢弘气候。国家会通过强有力的集权来影响文化的发展。如秦朝统一后，接纳了“五德终始说”，进行了全面范围内的“改正朔，易服色”。秦朝将自己定性为“水”德，全颜色为黑，将汉武帝时期，也进行了同样的改革，确立汉朝为土德，服色为黄，并且征召全国天文学家制定全新的历法——《太初历》，成为了中国第一部完整的历法。
　　在思想上，从秦朝开始就进行了思想的统一。商鞅时期，就已经禁止儒家思想的传播。秦始皇时期，推行了“焚书坑儒”的政策，确立了法家的权威。西汉初期，道家黄老思想成为了治国的正统思想。从秦朝到汉初，儒家思想虽然备受打击，但是却在不断吸收百家的优秀成果，最终在董仲舒时期演变成为了新儒学。此后，儒学被确立了官方思想，一直沿袭到了近代。这里的儒学实际上已经综合了百家的学问，因而独尊儒术恰恰反映了文化的大融合。当然，大融合就不可避免使得儒学走向了神学化，使得谶纬大行其道，为佛教和道教的传播开了方便之门。
　　文化的融合也反应在了文学上。先秦时代，南方的楚辞文学发达，而北方的议论文和四言诗较为发达。秦汉之后，南北统一，文学风格不断交流，出现了恢弘气势的汉赋。汉赋丰辞缛藻，穷极声貌，大肆铺陈，其中的描述具有楚辞的优美，议论具有北方论文的气势，又不缺抒情之美，不愧为一代文学之冠冕。同时，国家还在中央设立乐府机构，负责采集、编辑民间的诗歌，以制作乐舞。乐府继承了诗经采风的传统，将全国的诗风、民情、歌舞汇集于朝堂之上，推动了中国文学、音乐和舞蹈等艺术的进步。
　　在科技上，秦朝时代的科技正式确立了在全世界的领先地位。在数学领域，人们总结了先秦以来的数学知识，编辑出了著名的《周牌算经》和《九章算术》，奠定了中国运用数学的基础。在天文学领域，出现了张衡等伟大的科学家，发明了浑天仪等先进的观测仪器，对月食和宇宙模型进行了合理的解释；在医学领域，人们同样总结了先秦的医术，著作了《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等医学巨著，出现了张仲景、华佗等一代神医。在生产技术方面，中国的钢铁冶炼、陶器制造、纺织技术等开始领先于世界。而此时中国的一项重要的发明就是造纸技术的出现，它大大加快了中国的文化传播。
　　文化的大一统推动了统一文化心理的形成，进而推动了民族的大融合。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境内还有华夏、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百越、巴蜀等民族存在。经过了战国到秦汉的文化交流，经济生活的统一，最终这些民族全部融合而形成了一个新的伟大民族——汉族。此后，中国就一直是一个以汉族为主导，多民族共同生存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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