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发展与韧力

中华文化是孤独的。

中国与其他文明之间的联系少，这是环境使然，并非文化选择。中国文化只能依靠自身的力量发展，逐步积累，独自前行。

因为对外学习机会较少，中国文化于是更加重视积累，强调历史总结，每每文化产生巨大进步，很少会对前阶段的文明成果彻底砸烂推翻，总是有继承有发展，用孔子的说法即“损益”。即使有改朝换代，即使有北方力量入侵，但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的中国历史文化的基本面貌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文明的延续性因而获得承认。

回望印度历史，常常因为外来文化导致本土文化的中断，而中国相对隔绝的外部环境，似乎为中国文明的延续性提供了某种保护。

中国古代历史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夏商周时代可以称为贵族时代，其政治、文化都由贵族主导。秦汉以后可以称作士大夫时代，无论是政治还是文化，士大夫发挥着核心功能。

中国与西方早期国家的历史有很大的相似性，比如夏商周的贵族时代，与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贵族很类似。从部落贵族发展出来的国家统治集团，依靠血缘关系维系统治，而贵族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都拥有无法比拟的特权。贵族内部也有等级划分，公侯伯子男的爵位系统标志着贵族内部的等级性。中国没有西方式的神庙组织，但中国有发达的宗法体系，在维护贵族体制上，发挥重要的功能。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贵族时代走上消亡之路。贵族时代的终结，并不意味着贵族时代的一切都化为灰烬，“损益”的历史发展规律在这个过程中充分发挥出来。

商鞅变法，把传统的贵族爵位体系创造性地改造为军功爵系统，不论出身，只要立下军功，就可以获得或晋升爵位。世卿世禄的历史走向没落，贵族教育的内容，如六艺之学，通过孔子这样的士人，传递到一般社会，现在通称之为“文化下移”运动。“有教无类”的教育原则，让以往的贵族文化转化为一般的社会文化。士人堀起，是因为他们是文化资源的掌握者。血缘不再是人才优劣的标准，尚贤成为各个思想流派的共同存主张。同时代的变法运动，在政治政上推动了土人取代贵族的变革。这个历史运动，直到汉武帝时期推广“察举制”，最终落实到系统的制度中设计之中。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政治意义，不仅在于各家各派努力推行自己的理论主张，也包括对君主制的推动。国家理论问题，比如君主定位、功能、价值等，全是各家争鸣的内容，就君主而言，这已经超出了士人为君主出力的范围。君主从贵族的一员，变成国家的首脑和主权化身，尤其是全民的利益代表，是各派思想家共同论证的结果，君主制最终发展为皇帝制度，不仅是政治实践的结果，也是各派思想家政治理论探索的结果。

政治与思想的互动，构成了春秋战国时期的重要篇章，国家不仅在制度上努力探索，思想理论也在塑造着政治制度。最终，通过“学而优则仕”的不断制度化，思想与政治实现对接这个过程，看起来是君主接受了某种思想理论的指导，本质上这是国家治理的意识形态化。秦始皇接受法家治理的思想，汉初看重黄老思想的价值，直到汉武帝时代“独尊儒术”，儒家作为中国意识形态的努力，终于获得落实。

对于国家而言，意识形态就是国家的政治伦理，不仅拥有帮助国家治理社会的功能，也有约束统治者、利用政治伦理对国家和政府进行监督和批评的功能。国家从野蛮进入文明，意识形态的获得是关键要素。在早期的野蛮国家时期，国家是合法的掠夺性利益集团，凡利益所在，从不考虑伦理问题。意识形态的存在，把国家的政策、制度以及政治行为列入评判对象，国家受到监督是一个侧面，批评使国家政策更富有弹性张力，这是另外一个侧面。这就可以理解，古代读书人在批评政府的时候，为什么会理直气壮。

《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作者，美国学者福山不清楚为什么中国的专制君主行为常常十分理性，就是因为他忽略了政治伦理的存在与功能。因为意识形态包含政治伦理成分，汉代以后虽然时有冲击，意识形态本身也有变化，但没有发生过根本性替代，从而保证了中国文化的核心政治观念从未发生动摇。这是中国历史连续性的重要表现，也成为支撑历史连续性的思想根据。

中国历史文化在独立的环境中，日积月累，顺序发展，逐渐形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贵族社会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四民”社会，“四民”即“土农工商”。社会呈现开放性，这不再是等级的组合，行业分工发挥主要作用。社会从原来贵族的等级社会进入平面化社会，社会的开放性是贵族社会无法比拟的。新的君主制，通过郡县制直接建立在编户齐民的社会秩序中，官员考核，乡举里选，努力摒弃血缘力量的渗透，所以福山认为，秦汉的制度在世界的范围看，最具“现代性”。士人在中国社会中功能特殊，但士人的基本特征在于对文化的掌握。士人并不是一个封闭的利益集团，在“士农工商”的“四民”概念中，士的人群外延最为模糊，士群体的流动性决定了这一特征。士群体的流动性与文官系统的流动性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在保持中国文化传统、维护国家统一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建设作用。

在世卿世禄的贵族制度被革除之后，流官体制建立起来，郡县制替代分封制，强化中央集权，抵御政治分裂的能力更强。中央集权体制与士人政治及士人文化相互协调，彼此支持。士人成为社会精英和政治、文化的主力承担者，他们也是新制度的倡导和推动的力量。春秋战国时期，士人主要通过推荐等方式进入政治领域，秦朝已经尝试利用博土官培养政治人才，用李斯更扩大的概念来说，叫做“以吏为师”。

汉初主要利用功臣集团支撑朝廷的政治，汉武帝时期终于推出了乡举里选的“察举制”。在道德没有问题的前提下，只要具备文化的能力，按照人口比例原则，士人就可以成为朝廷的命官。“学而优则仕”的说法，至此完成了制度化。

从汉代的察举制，到隋唐开始的科举制，是中国制度流动性最核心的体现，社会流动因此有了制度保证。汉武帝以后，读书人从小接受儒家思想教育，个人的道德人格、政治伦理、文化知识和技能，通过教育养成，最后在政治与社会中得到运用。他们是朝廷的官员，也是文化学者，以及政治体系和社会价值观系统的维护者和掌控者。有的士人，即使政治不得志，也能在文化的领域施展才华。

中国历史上存在改朝换代。旧朝代无法克服面对的危机，最终在内外交困中灭亡。取而代之的新朝，接受前朝的教训，调整政策，革新制度，从而铸造新的历史发展。改朝换代有损益、有扬弃，往往不是全盘否定前朝的一切，这是中国文明延续性的重要体现。

努力减少改朝换代过程中的破坏性，是传统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改朝换代成功之后，新政权迅速调整政策，变“马上打天下”为“马下坐天下”，这就是“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这从西汉初年确定下来的理论和政策，基本上得到历朝历代的遵行。如此叙述，平淡日常。

只有跟同时代的其他文化体系比较，才能发现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所在。在中国进入平民社会的时代，世界其他各国如欧洲一些国家、日本等，继续停留在贵族时代，等级的社会依然森严。贵族们拥有各个方面的垄断优势，他们是土地和农民的主人，他们世代掌控政治权力，接受教育是贵族拥有的特权，等等。武士是贵族社会的最低阶层，他们拥有武器，可以带领仆人去冒险。《堂・吉诃德》的故事就是武士阶层的文学化演出。

从古典时代的希腊、罗马，到欧洲中世纪，不同的贵族集团交换了岗位，但始终保持着贵族时代的基本特征。直到资产阶级崛起他们发动了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英国、法国都经过了革命的洗礼，封建贵族被推翻或者改造，欧洲进入近代。贵族时代，社会等级性严重，不平等就是等级社会的阴影。缺乏流动与开放，下层民众改变命运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在中国，因为社会是开放的，读书能够改变命运，察举、科举制度之下，一部二十四史，出身贫寒的成功者比比皆是。依靠个人努力获得人生的成功，这是古人可以实现的梦想，因为当时的人类社会，只有中国具备这样的社会和制度条件。

讨论中国文化的延续性问题，不仅注意外部环境，更要重视内部结构。一个文化体系，如果内部结构更优越，平等性强、开放性大，加之制度设计提供个人发展的机会，那就意味着社会动员和抗击外来打击的能力强大。社会成员尤其是核心力量，是否有稳定的文化自信心，也是一种精神力量的表达。古代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是理所当然，漫长的历史时期，这种自信心甚至演变为文化优越感。经过无数次历史考验，中国文化的特性依旧能够保持，风雨不动，这种自信愈发显得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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