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遭疫情冲击，中国如何“危中寻机”？

    对全球价值链冲击的主要渠道

    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 GVC）是当代国际生产体系最显著的特征，它使生产、贸易、服务与投资融入“一体化综合体”，各国经济之间的相互依存与联系由此也变得日益紧密。

    全球价值链区别于传统生产模式的重要特征就是产品与服务的“多国制造”与“要素分工”，包括中间品的工序切片化（表现为产品）和任务分割（表现为服务），由此形成大量中间品（包括原材料、半成品、零部件和服务外包等）在全球范围内的跨境流动。数据显示，进入21世纪以来，中间品贸易占全球贸易的比重平均约为60%，在经济一体化程度最高的欧洲其比重甚至高达80%。因此，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价值链的冲击主要是通过各国之间中间品贸易的渠道展开的。

    由于中间品的跨境流动会导致国际生产与贸易的重复计算问题，因此近年来国际经济学家建构了一套日益完善与成熟的全球价值链核算框架来更加准确地测度国际生产与贸易的增加值（区别于总值）。这主要包括对出口总额的增加值分解、从生产角度对GDP的增加值分解、从使用角度对最终产品的增加值分解。它们成为分析全球生产与国际贸易受到外部冲击的重要方法工具。

    以从生产角度对GDP的增加值分解为例，全球或一国的GDP可被分解为纯国内生产、传统贸易生产、简单GVC和复杂GVC四个部分。其中，“纯国内生产”指用于生产被本国市场吸收的最终品（包括产品与服务）的增加值，“传统贸易生产”指用于生产出口最终品的增加值，“简单GVC”指用于生产出口中间品（一次跨境，被外国市场直接吸收）的增加值，“复杂GVC”指用于生产出口中间品（至少两次跨境，出口到外国市场后又返回本国，或出口到第三国）的增加值。简单GVC和复杂GVC之和构成了中间品出口的增加值部分，简称GVC增加值，它表示了中间产品与服务的国际贸易的影响。GVC增加值占GDP的比率为“前向参与度”，表示一国向全球出口提供中间品的程度，其值越高表明它在供给角度对全球价值链的依赖程度越大。类似地，从使用角度也可将最终产品的增加值分解为上述四个部分，GVC增加值占GDP的比率为“后向参与度”，表示一国从全球进口需求中间品的程度，其值越高表明它在需求角度对全球价值链的依赖程度越大。

    以上全球价值链核算为分析新冠肺炎疫情的贸易冲击提供了分析工具与框架，在传统贸易（最终品）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将造成国际需求冲击与国内供给冲击，在GVC贸易（中间品）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将造成国际需求冲击（即前向关联）与国际供给冲击（即后向关联）。不同国家与行业受到的冲击影响取决于它们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深度与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

    对全球价值链造成三方面影响

    首先是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价值链的总体影响。

    根据对外经贸大学全球价值链数据来源的计算，2017年全球GDP中GVC增加值比例为13%。根据IMF等国际经济组织的预测，在新冠肺炎疫情2020年上半年得到控制的假设（情景1）下，全球经济预期增长率将下调0.5％，而在2020年全年流行的假设（情景2）下，全球经济预期增长率将下调1.5％。由此，新冠肺炎疫情将导致全球GVC出口附加值下降0.065%（情景1）-0.195%（情景2）。类似地，经测算2017年中国GDP中GVC增加值比例为8%。结合IMF等国际经济组织和McKinsey的预测，在情景1和2下，中国经济预期增长率将分别下调1.32％和2.18％，由此，新冠肺炎疫情将导致中国GVC出口附加值下降0.106%（情景1）-0.174%（情景2）。如果进一步结合中间品出口增加值占总出口的比例（2017年全球和中国分别为58%和44%），基于上述情景假设，全球和中国的出口总额将分别下降0.11-0.34%和0.24-0.39%，这些下降来自中间品形式的全球价值链贸易。

    其次是新冠肺炎疫情将对不同行业和国家的全球价值链的影响。

    根据世界银行2019年《世界发展报告》的研究，总的来说，技术与知识密集度越高的行业或国家由于GVC后向参与度大于前向参与度，因此受全球价值链供给冲击的影响就越大。

    由此，对制造型行业（尤其是高端与复杂制造）和国家（如中国、日本、德国、韩国等），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以中间品供给冲击（后向关联）为主，对资源型行业和国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中东地区）以中间品需求冲击（前向关联）为主，而对创新型行业和国家（如美国、英国等）来说则两种冲击兼而有之。

    最后是对全球主要区域价值链网络的影响。

    当前，全球价值链网络中形成以中国、德国、美国为中心的亚洲、欧洲、北美洲三大区域价值链。由世界银行、WTO和OECD等国际组织联合发布的《全球价值链报告》分析指出，从中间品供给角度（前向关联）看，中国和美国是简单GVC的中心国家，而美国和德国是复杂GVC的中心国家。从中间品需求角度（后向关联）看，美国和德国分别是简单GVC和复杂GVC的中心国家。因此，区域价值链中心国的疫情救治与防控尤为关键，否则将会通过中间品贸易关联机制严重影响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尤其对于东亚地区来说，中国既是中间品的主要提供者，也是中间品的主要需求者，因此，中国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和逐步复工生产对稳定亚洲的供应链体系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应对政策与措施

    第一，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与恶化，不但需要各国采取有力的救治与防控措施，更需要国家之间的紧密合作。

    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看，中、美、德由于处在中间品供给与需求的中心，其疫情发展形势最为关键，其次是日、英、法、韩，再次是意、荷、加等国。而从目前的情况看，意、美、德等国的疫情状况岌岌可危，急需采取坚决而有力的措施。

    第二，经济救助与稳定，特别是金融与货币政策是非常必要的宏观药剂，有助于克服恐慌预期，防止病毒危机演化成为金融危机。

    就像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时，果断的金融救助与稳定计划是防止全球价值链断裂的重要举措，尚有财政空间的国家还可以通过减税与扩大支出与转移支付的方式帮助企业（特别是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中小企业）渡过难关。

    第三，削减贸易壁垒、实施贸易便利化和降低贸易成本可以有力地抵消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价值链的负面影响。要避免过度限制与反应，更要警惕对传染病的隔离与封锁加剧逆全球化倾向。疫情已经造成许多国家之间关境关闭、停航或货运延迟，致使贸易中断或禁止，同时物流运费提高导致贸易成本上升，部分国家还借此机会实施贸易保护主义，这将严重损害全球价值链体系。

    第四，要加强发挥数字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在疫情期间，各国的经验表明数字贸易与电子商务为维持基本生产、消费与贸易发挥了极其重要而独特的作用。

    可以预见，新冠肺炎疫情将进一步刺激和促进数字经济产业的发展，尤其是全球价值链中服务形式的跨境贸易在未来将可能获得巨大的增长。

    第五，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使供应链风险管理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跨国公司在重新规划与思考未来的库存管理、物流运输规划、供应商多元化、上下游产能协调等战略与商业方案，从而增强供应链的韧性，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带来的新挑战。在这方面，虽然有一些关于中国的价值链替代或国际转移的担忧，但营商环境的不断优化、在创新基础上国内供应链的发展以及近期所出台的稳外资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仍使我们有理由坚信中国将继续保持在全球与区域价值链中的核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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