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等：破解“三元悖论”：国家综合安全治理与乡村振兴战略

　　 历史比较来看，美元流动性由宽松转向紧缩导致其他国家经济危机的故事，在拉美也曾上演过。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石油价格陡增3倍。由于美国与欧佩克曾达成一项“不可改动”的协议，即美国接受欧佩克，欧佩克则同意以美元作为石油的惟一定价和交易货币[⑧]，遂使1970—1980年代产油国把大量“石油美元”存入美欧的大银行，造成欧洲货币市场流动性泛滥；之后又主要经由美国的银行借给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等拉美国家（被戏称为MBA贷款，分别是Mexico, Brazil, Argentina的首字母）。全球流动性泛滥下，大量低利率的贷款滚滚流入，许多投资项目完全没有基本的可行性论证。1981年美英联手启动金融自由化，美国货币政策紧缩，拉美国家随即陷入债务危机：MBA国家先后宣布无力偿债；紧接着汇率崩溃、资本疯狂外逃、政府破产、经济增长一落千丈。随后，美国政府－世界银行－IMF“三位一体”提出经济政治改革方案，危机国家必须接受债权国对其能源、基础设施等命脉产业的“整改”才有可能获得贷款展期、新增贷款或债务豁免（向松祚，2013）。

　　 这个“诱致性变迁”导致的危机过程确实体现了“路径依赖”，却因被核心国家学术界语焉不详的归纳为“拉美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而较少被讨论。

　　 （二）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内生性风险”不断深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解殖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普遍按照宗主国的现代化场景预设了自身追求现代化的伟大目标，但对现代化进程中的风险累积演化成危机的防范严重不足。

　　 发达国家的经验历程表明，人类在追求城市化、工业化、金融化的同时，也内生性地累积着高风险，“风险社会”特征渐趋深化。现在，这种情形也广泛地发生于发展中国家，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内生性风险。

　　 不同的是，发达国家主要靠对外转嫁成本来化解内生性风险的实际经验既极少被人讨论，也难以被发展中国家所复制；于是，发展中国家在风险爆发时由于更多的是被西方政治家和媒体冠以各种意识形态化的解读，致使那些本来就鹦鹉学舌的所谓智囊学者只会“帮着从自己口袋里抢钱的人数钱”，而政府也碍难构建本国的有效应对措施。

　　 内生性风险是任何国家、在任何体制下都必然随伴其发展过程而产生的系统性风险和特定性风险的总称。传统社会以资源型生存状态为主，风险的发生和应对方式也以低成本（张静，1999）、“分布式”手段为主；现代社会，一方面人类在不断制造风险，使风险源在数量和内容上都不断增多（田松，2012），另一方面，风险裂度随着工业文明中资本和人口的集聚效应而加大，风险不可确定性、不可预测性及不可控制性等特征不断强化。当风险在特定时空积聚，如果不能有效纾解，最终往往表现为破坏性的爆发。

　　 德国社会学家Urich Beck基于对工业社会现代性的反思提出了“风险社会”的概念，指出人类社会正经历着从传统工业社会向现代风险社会的转型，“风险社会至少是伴随着工业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

　　 Anthony Giddens认为，“各种后果都是现代化、技术化和经济化进程的极端化不断加剧所造成的后果。”从现在开始，我们更多地担心被制造出来的风险，即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外部风险所占的主要地位已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所取代（陈道银，2007）。

　　 Ralf G. Dahrendorf（2000）认为，工业社会的冲突具有显著的阶级性、群体性和普遍性。“应得权利”和“供给”及其辩证关系，孕育了现代社会各种矛盾和冲突的萌芽，现代社会中不同群体要求扩大供给和应得权利的要求“一般会导致矛盾与不和”，但“统治阶级总是对借助经济来避开问题感兴趣，而提出要求的阶级却偏爱采用政治的语言”。简单来说就是：不同阶级在诉求与回应上往往存在着经济与政治的错位，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倾向于“去政治化”，借助经济问题来避开问题的政治本质，而非统治地位的群体却倾向于将经济诉求“泛政治化”，因此工业社会的冲突被蒙上了一层复杂的色彩。

　　 以上机制的后果是，发展中国家非传统安全与政治安全的界限愈加模糊，联动效应日益凸显。

　　 从国家治理角度来看，现代风险社会的治理导致对国家机器的依赖加深，进而不断地上推社会治理成本。例如，在号称超级现代化的美国，被披露有超过800万人被国家监控，监狱人数不断增长：大约1/3的全球女性囚犯（成年和未成年）在美国；每十个儿童中就有一位儿童的父母至少一方在监狱服刑[⑨]。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引发的欧债危机及西亚、北非国家的街头政治，不仅缘于金融化经济泡沫破灭，也是内含高成本上推机制的西方现代政体累积国家负债而致（董筱丹等，2011）。

　　 三、中国安全风险的复合性与复杂性分析

　　 中国作为一个把“发展不充分不平衡”归纳成为新时代主要矛盾的国家，在应对全球化风险挑战的同时还需要面对现代化不断深化所带来的风险，需要统筹国际和国内、传统产业部门和现代金融部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等多个方面的安全风险挑战，而国际和国内、中央和地方、城市和农村、国家和社会、集体和个人等多个维度的关系，加剧了风险的复合性与应对风险挑战的复杂性（高俊、计晗、温铁军、董筱丹，2015）。

　　 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演变成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诱使中国发生输入型经济危机并产生连锁反应：

　　 首先，中国遭遇经济危机下全球市场萧条导致的出口陡降；其后，在美国、欧盟、日本相继采取量化宽松政策的影响下，中国随即承受双重代价：一方面原材料进口成本上涨，一方面出口需求仍旧萎靡，价格倒挂导致实体产业大规模陷入不景气，遂使追求盈利的资金从实体产业析出加剧实业萧条，2013年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2014年进入“下行期”；同期，西方国家进一步实行0利率的“超级量化宽松”政策，海外低成本资金进入国内，导致国内货币对冲增发占三分之二以上，加剧了金融脱实向虚，成为2015年发生股灾的基础性因素；股灾之后大量资金冲入房市，促使房价翻转式上涨，直到2017年国家推出“房住不炒”指导下的一系列调控政策才有缓解；2017年以来美元连续加息和中美贸易摩擦恶化，迫使大量资金撤离中国，加剧了资本市场的波动和实体产业萧条。在官方应对策略受制于意识形态化语境的困窘之中，地方债务压力下社会开支困难造成的群体性事件叠加了危机压力下民营企业倒闭及大量打工者失业，已经成为恶化“塔西佗陷阱”的网络热炒的敏感话题……

　　 在金融资本客观上已经成为全球竞争的主导力量的条件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基层社会之间出现了新“三元悖论”，加剧了国家安全风险局势的严峻性：

　　 中央政府因坚持集中体制不可推卸地承担着国家安全最终责任，追求国家综合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战略转型，因受制于利益集团和对地方政府的整合问题而碍难落地，其中，由国家政权“赋权”派生而成、却在追求流动性获利的本质驱动下脱实向虚异化于实体产业、并强调国际接轨的金融资本，事实上成为主要矛盾的主导方面。

　　 公司化地方政府延续着自工业化以来在资本极度稀缺条件下追求GDP而采取亲资本政策导向的发展主义运作方式，罔顾自身实际情况、几乎不计成本和风险的招商引资、追求产业资本向城镇集中带来的短期增长，一方面于规模化集中土地过程中在城乡基层制造了大量矛盾，另一方面形成严重的财政赤字，并通过地方债务平台等途径向国有金融系统转嫁，使之不断累积金融风险……不仅如此，还同时产生了大量的粮食不安全、生态环境恶化等隐患。

　　 基层社会被食品安全、金融安全、环境安全等问题困扰，中央政府一方面因坚持集中体制而在这些关涉全体国民安全的领域都要承担连带无限责任，但另一方面却过度依赖正规官本位执行系统而缺乏以社会高度组织化为基础的有效治理，遂致因利益集团掣肘以及与过度分散的生产经营主体和消费者之间交易成本过高问题，而难以在防范风险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温铁军等，2016）。

　　 历史比较来看，自近代追求工业化以来，中国就因为要从面广量大、高度分散的农村提取剩余完成资本原始积累而难以在中央—地方—基层三者之间同时达到利益满足，是谓“三元悖论”；今天，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但“三元悖论”不仅未破解，且在新形势下演变出更为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

　　 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由工业化转变为城镇化和金融化，并且金融“脱实向虚”趋势加重，“三元悖论”程度加剧，同时风险累积加速，关于塔西佗陷阱、灰犀牛、黑天鹅引爆“明斯基时刻”的社会热议几乎压过了官方政策的正面宣传；内外风险转化成危机的概率、频数和破坏性程度都在增加。

　　 四、国家综合安全治理与乡村振兴战略的相关性分析

　　 随着中国风险社会的特征日益显化，综合安全挑战日益严峻，如何应对“三元悖论”显得更加紧迫。

　　 （一）历史经验表明乡土中国可以弱化外部风险冲击

　　 从1949年至今，中国历次遭遇重大经济危机挑战时，都以乡村作为“软着陆”载体才能有效降低危机代价，农村因国家需要先后承担过货币池、资产池、劳动力池等多个重要角色（温铁军等，2013）。这不仅缘于农村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而内含生态文明内核，还因为农村经过土地改革和组织化建设的历练和洗礼，因土改消灭了农村内部阶级剥削而极大提高了内部化应对风险的能力，因组织化建设提高了国家对农村基层的动员能力，因此，乡村以其自然资源赋存和小农不计成本的劳动力投入，不仅向外输送了粮食等大量物资和大量剩余，还具有“海绵社会”的特征，可以大量吸纳风险——既可以吸纳增发货币平抑通胀，也可以吸收城市工业品下乡扩大内需，还可以直接接收数以千万计的城市失业群体以缓和社会震荡。

　　 以外，农村因经过土地改革和组织化建设的而实质性地完成了全民动员，在一定条件下，还能够在资本稀缺乃至中断时实现劳动力要素对资本要素的宏观替代，国家通过低成本动员劳动力参与国家建设，而得以重启经济增长引擎，这也是一般国家碍难形成的“中国特色”。

　　 因此，农村在一国工业化进程中可以发挥“风险吸纳”功能，而弱化城市随资本深化而产生的风险制造和风险深化机制，从而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能数次跳出“发展陷阱”的发展中国家。

　　 （二）当前形势下农村对于国家综合安全具有重要基础性保障作用

　　 从当前最紧迫的挑战来看，民族国家参与全球金融竞争中，金融是一个主要交锋领域，金融调控是一个基本工具，由国家政权向信用体系赋权从而进行信用扩张，维持国内经济稳定，恐怕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手段。但，货币增发也意味着提高国内资产的货币化程度，一般都会导致实体产业所需要的资源和要素成本提高，进而弱化中国这样的制造业国家在全球竞争中的成本优势，导致投资外流和产业空心化……

　　 除了核心国家可以向全球转嫁货币增发的制度成本以外，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如何参与全球金融竞争都是一场两难困境。中国的特殊机遇恰在于：可以利用农村来降低货币增发的总体制度成本。

　　 当前，乡村具备再次成为货币池（20世纪50年代初应对恶性通胀时是第一次）吸纳过剩货币的基础条件。

新时代中国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矛盾在乡村最为突出，表现之一就是乡村的货币化程度不充分、市场发育不充分、资源性资产定价不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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