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改革的最佳突破口何在?国家政治发展简报

政治改革的最佳突破口何在?国家政治发展简报 (试刊一)

国家政治发展简报（试刊一）

2010年9月10日

每周观察

辛子陵：和谐社会是动态的公平正义

　　维权运动是公民社会水到渠成的组织形式，是民主宪政的社会基础。和平请愿、非暴力主义是维权运动的特点。这是推动和平变革的伟大动力。其最终将汇合成为洪流，上升到改变制度的层面。坚持非暴力主义不是懦弱，是一种更宏大的抱负；不仅是策略，而且是对保存人类文明承担起社会责任。

　　许多人对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信心，认为权贵集团、地方诸侯、黑社会，势力太大，改革派斗不过他们。殊不知进行着不懈斗争的弱势群体数以亿计。一旦在中央和各级的领导下整合起来，就是一支攻无不克、坚无不摧的改天换地的政治力量。什么黑社会，什么地方诸侯，什么权贵集团，谁也阻挡不住政治体制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从制度上、法律上保护公民的利益不受侵犯，落实宪法第35条，保护公民而不是限制公民行使“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让公民有气有地方出，有话有地方讲，有冤有地方告，受了欺负能讨回公道，受了损失能得到赔偿，这才是以人为本，这才能建立起真正的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是动态的公平正义，而不是静态的鸦雀无声。

　　当前中国社会很脆弱，很危险，不知随机性的哪一天，不知偶然性的哪个事件，引起社会矛盾的总爆发。如果不是有组织的、有秩序的转型，可能不只是政权倒台，而是整个社会的大崩溃，天下大乱，成为无政府状态。贫富之间、官民之间积蓄了太多太深的仇恨，一旦发生社会崩溃，将是各地民众的全面暴乱，以及地方权势集团的残酷镇压。海外有人期待着出现内战局面，不希望看到这种形势缓解，指责米奇尼克误导了中国的自由派，甚至说米奇尼克访华是共产党使出来的“毒招”，温家宝重提政治体制改革是欺骗民众的缓兵之计。

　　这次温家宝没有放空炮，言出法随。国务院8月27日召开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强调依法行政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从理念到方式的革命性变化，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迈出的重要一步，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会开过了行动要跟上来。依法行政就要站在维权的弱势群体一边，倾听他们的呼声，了解他们的要求，代表他们的正当合法权益，协同有关政府部门，解决他们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自然就发现了造成这些问题的体制和制度上的缺陷和弊端，一点一滴地整改，建设法治政府和法治国家。正如温总理所言：“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

　　政治体制改革宏观上先解决党和人大的关系问题，微观上先解决各地维权运动百姓的切身利益问题。管住官员，关心百姓，这将是“胡温新政”最大的一个亮点。这也是百姓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最低要求，不是“挟泰山以超北海”办不到的事情，属于“为长者折枝”，只要肯作为就能办到。锦涛、家宝同志，珍惜你们最后两年的任期呀！

国情速览

〖动态解析〗

储建国：温总理讲了之后做什么？

本周选网专栏学者储建国就温总理讲话特别撰写深度分析文章《温总理讲了之后做什么？》，反响热烈，五天内点击率近万。文章分析认为：“呼喊改革的口号是没有用的，问题是改什么，如何改。现在是重定改革方向的时候，要将那种少数人掠夺式的改革变成多数人共享式的改革。”

储建国认为，“在‘民主’的旗号下，做什么是大有讲究的。重心可正可偏，雨点可大可小。中国人是最善于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政改热情被调动起来之后，结果可能是一切依然如故。”

就今后改革的内容，文章强调应从“基层自治、行政改革、党内民主、人大民主、言论自由、司法建设”等六个方面着手。

对此网友评议积极。有网友就认为，“如果党内有斗争、有分歧、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而且应该让它公开化、透明化，让老百姓了解并表明自己的态度，支持谁，反对谁。这对党内民主、和国家发展都是有好处的。在这里，我是支持温总理的。”

徐景安：不能继续走速度深圳的老路

近期著名学者徐景安接受香港商报采访时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怎么搞？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就是开放党禁、民主选举；开放报禁、言论自由。我觉得，这是把中国问题简单化了。改革的基本前提，就是达成共识。以政治改革作为切入点，既没有认知上的共识，更没有可操作的方案，看不到前景。对今天中国存在的问题，大体是有共识的，贫富拉大、腐败泛滥、生态破坏、道德下降，关健是找到改革的切入点。”

他强调，“发展中的问题要靠发展来解决，可是越发展问题越严重。这是因为发展第一，没有解决如何发展、为谁发展的问题。”

针对当前国家发展的情况，“中国需要新的理念革命，就是从追求“财富最大化”转变为“幸福最大化”，从而推动制度的创新和改革。深圳过去的成功，是顺应了当时我国转折的要求，这就是从政治为本位转向物质为本位。今天的中国面临从物本位向人本位的新转折，深圳需要提出新的价值口号，引领深圳从主要追求经济快速发展转向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

丁学良：中国只有老左派，没有新左派

近期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在《南方人物周刊》发表观点认为，“中国根本就没有新左派。新左派的首要主张就是人权大于主权，中国有这样的新左派吗？欧洲跟科索沃关系紧张时，很多西方新左派在后面鼓动，摇旗呐喊，说人权高于主权，结果北约就打起来，连带把中国大使馆也炸了。

　　前几天我在广州的一个论坛上就讲：中国现在只有年纪不老的老左派。新左派，很难当的。我当场就问，你们哪个是新左派？哪个敢站起来？国内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他们敢说人权大于主权？

　　新左派在西方，左手打本国政府，右手打本国大公司，两边不讨好。虽然他指的那条路未必现实，但他至少有那个勇气。而中国的新左派主要是抱政府大腿的，哪来的新左派啊!

人权高于主权之后，新左派的第二个主张就是民权高于国权、军权。只要民权与政权发生冲突，民权至上。”

同时，他还强调，“其实我不管他是什么主义、什么派，我反对他们打着借来的旗子去瞎骗人。……中国现在好些事情都是大家在集体骗人、蒙人，有能耐多骗一点，没能耐少骗一点，傻一点就是被骗的。”

对此，有网友评论认为，“喊主权高于人权的应该是民族主义者，国家主义者和文化保守主义者。其实中国没有西方那样的新左派是正常的，因为中国在近代遭受西方的欺负，所以当中国碰到西方时，有时中国的民族主义情趣强烈也属自然。西方新左派那样的观点对于目前的中国来说还是用不起的奢侈品。如果都象西方新左派那样，那只能招来西方对于中国主权的干涉，恐怕丁学良先生也不愿见到。”

〖共商国是〗

胡星斗：可控民主对于中国是个好东西

近期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公开其在人大代表法修正案草案研讨会上的发言稿，他主张中国可以尝试实行可控民主。

可控民主就是注重民主过程的可控，民主过程必须公开、有序，强调程序性，提倡室内民主，反对街头政治，也就是通过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礼堂、教室等发表竞选演说，反对在大街、广场等开放型的场所面对不确定人群发表政见，以免引起社会的混乱和暴力场面的出现；可控民主也是协商民主，鼓励政治协商，促进不同党派不同利益集团的平等对话与谈判，加强和改革人大与政协的作用。

他认为，中国实行可控民主的基本形式便是改革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这一过程中，人大代表的专职化或者部分专职化、人大代表的精简化及专业化、人大代表的个人调研、与选民的个人沟通等都变得十分重要，否定人大代表的专职化、否定人大代表的个人调研、否定人大代表工作室显然是一种反改革的行为。

章武生：政改最佳突破口当是司法体制改革

近日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章武生在《北京日报》发表题为《政治体制改革下一步的突破口是什么？》的文章，文中建言：

“目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佳突破口应当是司法体制改革。我们过去的不少改革措施收效不大，与忽视司法的价值是有密切关联的。现代社会本应处于重要位置的司法在我国长期处于政治系统的边缘。司法权这样一种保障现代国家和社会正常运作的重要权力也被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而这种忽略无疑是一个严重的失误。放眼世界历史，司法在政治发展中的价值已被很多国家的政治实践反复证明。任何政治系统的制度化和法制化过程都不可缺少它的司法结构和功能，并且，无论从理论抑或经验上来看，结构合理、功能正常的司法还构成了制度化和法治化的主导性力量。基于这样的认识，有学者提出了中国政治发展的理想模式即：经济发展——法制和司法改革——法治建设——自由权利与公民社会——民主选举——行政与政治革新——经济发展。在这个发展的“圆圈”中，司法改革处于基础和前提的地位，而司法改革的重点又是司法体制的改革。”

就此网友反映热烈，争议颇多，有人认为：“一切改革的最大阻力在党内，但是突破口却无法避开这个拦路虎。”赢得了不少认同。

〖治理史鉴〗

郑连根：特权阶层是怎样搞垮汉朝的

诸葛亮有言：“亲贤臣，远小人，此前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用现代眼光看，诸葛亮所说的“小人”，其实就是特权阶层，具体说就是外戚、宦官和腐败官僚。汉朝的最后垮掉，就是因为这些特权阶层一步步霸占了社会资源，并最终绑架了政权。

作为特权阶层的官僚体系在汉朝的大多数时间里都是一笔“负资产”，是啃噬人民的寄生虫。普通百姓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申，最后只好寻求“非法救济”——求游侠出面主持公道。游侠确实有“侠”的一面，但更多时候是一种破坏力量。在行侠仗义的同时，他们也杀人越货、强取豪夺，更重要的是，一个可以号令徒众的游侠经常会成为武装组织的头领，公然挑战政府和法律的权威。不少游侠后来就成了东汉末年军阀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李通，他“以侠闻于江、汝之间”，最后率领两千余家部众投奔了曹操，拜振威中郎将。东吴名将甘宁，原本也是游侠，曾“招合轻薄少年，为之渠帅”，“人与相逢，及属城长吏，接待隆厚者乃与交欢;不尔，即放所将夺其资货”。这样的游侠其实跟今人所说的黑社会毫无二致。

〖国际经验〗

刘铎：英国“大社会运动”

7月19日，英国首相卡梅伦在利物浦正式发起“大社会运动”，该运动计划将更多的权力和资金由政府下放给社区、社会组织和公众，以转变政府的管理方式，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和水平。英国政府将通过专门的“大社会银行”，把资金拨给社会组织，由它们向公众提供政府没有提供或者效果不佳的公共服务，获得资金的社会组织可以自主管理邮局、图书馆以及交通服务设施，制订住房建设计划，还能招聘志愿者为博物馆等公共机构服务。

卡梅伦发起的“大社会运动”，其实可以被视为一个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制创新，即在那些政府没有提供或者提供了但效果不佳的领域，政府把权力和资金下放给社区和社会组织，由后者来自我实施管理，自我提供服务。其实，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可以分为“基本内容”和“特殊内容”。所谓基本内容，即比较普遍化、同质化的管理和服务，比如人口登记、医疗、就业等，这些需要政府来提供；还有一些属于特殊内容，如社区范围的自我管理和公共服务，由于每个社区的具体情况不同，需求也不一样，这些更适合由社区和社会组织自我提供。

经典语录

〖民主法治〗

其实，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因为改革的方向大家都比较清楚，邓小平当时已经定下了改革的方向。但是改革的试验田选在什么地方，不必然会在深圳。当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选在深圳，除了毗邻香港外，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深圳只是一个荒芜的小渔村，它牺牲得起。如果改革成功了，它就是宝贝；如果改革不成功，就可以抛弃。今天的深圳经不起抛弃，万一出了问题，改革失败了，就会付出很大的代价，决策者应当有这方面的考虑。

——把脉深圳：下一步要敢闯政改关

体制内人与体制外人似乎取得了一个基本共识：政治体制无论改革与否都是一个死。体制内人选择了等死，体制外人选择了等着看体制内人死。这样的结果确实使人绝望。但是，如果体制外人与体制内人不谋求共识，尤其是不谋求民主的共识，体制内人死了，体制外人也好不了。因为双方都在一个诺亚方舟上。

——木然：发展民主需要体制内外共谋   作者专栏

政治体制改革宏观上先解决党和人大的关系问题，微观上先解决各地维权运动百姓的切身利益问题。管住官员，关心百姓，这将是“胡温新政”最大的一个亮点。这也是百姓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最低要求，不是“挟泰山以超北海”办不到的事情，属于“为长者折枝”，只要肯作为就能办到。锦涛、家宝同志，珍惜你们最后两年的任期呀！

——辛子陵：政治体制改革从何入手？

中国人也绝不愿意承认政治肮脏，反而把社会生活的全部希望都希望于国家，甚至希望统治者全能全为，德化天下。可惜的是，权力的肮脏并没有因此而改变，绝对的权力更是绝对地腐蚀人。它所起到的唯一作用是，利用美德或先进观念把肮脏的政治包裹起来，而不是像权力控制社会中那样，哪怕有一点肮脏与丑陋也要昭告天下。然而正是在这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包裹中，政治更有可能日益肮脏与腐化。最后很可能就像彻底腐烂的苹果一样，既无法对少量的肮脏加以剔除，也无法对其全盘加以改造，只有丢进历史的垃圾堆了！

——李开盛：政治是个脏东西

否定人大代表的专职化、否定人大代表的个人调研、否定人大代表工作室显然是一种反改革的行为。我们认为，任何人都无权将有利于发扬民主、建构和谐、完善现行制度的改革设为禁区，更无权把人民群众欢迎的改革扼杀在萌芽之中，无论谁都无权通过立法将人大制度永远定格为“花瓶”的形象。

——胡星斗：邓小平说：谁不改革谁下台    作者专栏

没有纳税人权利意识的全社会苏醒，财政制度改革就不可能起步，预算民主制度也不可能建立起来。

——韦森：唤醒国人纳税人权利意识

〖观点争鸣〗

新左派在西方，左手打本国政府，右手打本国大公司，两边不讨好。虽然他指的那条路未必现实，但他至少有那个勇气。而中国的新左派主要是抱政府大腿的，哪来的新左派啊!

——丁学良：中国只有老左派，没有新左派

到底谁是谁的“爹”？“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看起来好像“人民”是“我”的爹，可从现实中看，这辈分还差的挺远，远到“我”足以成为“人民”的爹。跌跌撞撞，人民的让出“爹”的宝座，让“儿子”坐上。奈何“儿子”是维稳的高手，而且为了自己“功成名就”而不惜“六亲不认”，悲哉。不知道“爹娘”何时能觉醒?

——李光：维稳，多少罪恶假汝以行！

经过多年的历练，他们见多识广，熟悉情况，洞悉问题，官场规则更是烂熟于胸，说“人才难得”并不为过，安排到人大政协做事，轻车熟路熟人熟事，政通人和，于公于私，可谓一举两得。

——高人：李荣融应该做个“忠臣”   作者专栏

放心吧，除了秦始皇和清朝外，也没有见过哪朝哪代怎样迫害文人和著书的人。如今朗朗乾坤，陕西和渭南的官员敢开这个先例？

——谢朝平：渭南封杀《大迁徙》前后

一但“严格”起来，微博就显得这么黄色和暴力。这么看来，喜欢上微博的人，思想也太“不健康”了。可是，微博不是这个时代最有知识，最有判别力的人在玩吗。如果他们是如此“不健康”，那么，不意味着我们这个社会，或者说我们这个民族的素质“不健康”吗。

——何三畏：我想学习一下“敏感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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