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整全性文化哲学的现代价值必须以古希腊，尤其欧洲近代观念体系作参照,既要承认其形而上学，对存在与本质求索精神有所敬重，也要对其偏执一端，主客二元论和单边主义保持警惕。总结其生发的地理、物候和人文成因，碎片化，促狭的地缘区位肯定缺少大中华文明的开阔境界，不可能涵养周流六虚，万物相生相克，和合共存的天下主义世界观。也难怪，前者基于数学与字母符号编程，一神教，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语音建构的思维系统，其认知必然被形式逻辑强迫锚定，并受制于概念定义事实，形式决定内容等，非此即彼的主观唯心，或唯理主义限制，故其对世界的理解总是无法摆脱对抗性，竞争性敌我意识，分而不合的宰制性关系伦理等源出小国寡民，城邦主义局限而不能大开大合，兼容并包，以致不能尊重他者文化和政治主权，学会与世界和平相处。
观其文化哲学，由于重思维与存在的一致性，不仅导致居高临下的西方中心主义而广受质疑和批判，还使其受困于理性经济人，政治文化上的利己主义，以及社会关系中“囚徒困境” 而不能自拨！反之，中国学问则长于以物取象，举凡教理学说,无论如何玄妙究竟,也得契入人情事故,发乎本真心向，据其妙法参验外缘一切社会难题,也即不拘话语音色,文化族群殊异,而是常以智慧观自性,置诸境相而不生妄念,惟其不偏不执、积极参与人生事务,才能现身说法以求得圆融具足,从而消解周遭五浊困厄。缘乎此，中国文化一向主张求大同，存小异，经验事实与人心彼此关联，相得益彰，主观见之于客观，循天理致良知，因缘和合，主张整全性普度众生，照应周全。如是以故，中土文明遵循的是意境、章法和非逻辑排列组合的天理良心，秉持的是不对世界存在作价值判断和真理见证，强调的是理一分殊，和而不同，美美与共。
所以，学者粱漱溟认为，中国哲学乃“早熟”之智，文化次第上讲天时、地利与人和，追求的是“和实生物，一统多元”，所思所虑旨在学问与人情事理交感会通，以达成意义系统与伦常得失互济互惠，欣欣向荣。因此，有学者总结说，西方关注思维与存在的一致性，从而形成晶体状，以上凌下的强控制等级社会结构，东方则倾向于存在与价值和合并育，终至演化为分散型，守望相助的弱关系自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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