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生论语”四人谈--对高科技竞争的反思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经济学者翟玉忠
我有幸参与了中国社科院政治所副所长房宁先生《新帝*国主义时代与中国战略》一书的写作，记得当时房宁先生就指出，地球就那么大，资源就这么多，环境这么脆弱。国家之间，具体说就是中*美之间在生存与发展上矛盾是客观的。中国无法改变美*国的战略意图，中国无论多么“顺从”，美*国也不会将中国从竞争对手的名单上去除。为此房先生提出了三个“刻不容缓”：中国要刻不容缓地进行战略布局的调整，刻不容缓地进行战略产业重组和调整，刻不容缓地发展关键军事技术。”
美*国阿勒根尼自由文理学院副教授，历史学者伍国
目前的高科技公司出于自身商业利益的需要，竞相进入了技术不断提升， 产品不断升级换代的角逐，顾客也积极参与其中而不自知。现代社会虽然以“效率”为极重要的本质特征和目标，但有时效率未必带来日常生活需要的基本舒适。以社交媒体为例，人和人之间贵在相知和交流的愉悦，而相知的人在任何时代都能找到交流的办法，极端情况下“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也是有的。现在通过技术手段可以很便捷地把人拉到一起，但手写书信，往邮筒投递信件的乐趣今后更是越来越难于体验。在很多微信群里，三观不一致，谈不来的人永远都谈不来，而且彼此憎恶，徒增烦恼。这涉及到人际交流的深层核心内涵，不是技术进步能解决的问题。
以支付手段来看，国内媒体有时过度炒作移动支付，以及纸币消亡，扫码刷脸，旅游景点取消纸质票售票处，都造成一种不必要的技术焦虑。购买商品和服务是日常生活中的基本内容，是任何人，不论老人，儿童，弱势群体还是残障人士都需要行使的基本权利。如果把支付手段扭曲成了一种进步和发达下的技术特权，对于所有人来说是不公平的。目前的美国仍然掌握绝大多数核心科技，但在日常生活中，商店里购物支付时可以同时选用信用卡，借记卡，现金，移动支付，乃至最古老但很多老人仍然惯用的手写支票，火车站仍然人工检票，景点照常售纸质票，没有人会因为拿现金付款感到不便或过时。如何支付完全不会成为美国人以及在美国旅游的外国人的不便和包袱，因为服务本身以满足顾客需要为中心。一个成熟的现代社会应该首先是一个包容和满足不同群体需要的社会，而不是因片面追求技术进步而给人带来精神压力的社会。
另一些真正为弱势群体考虑的技术，比如公交车上车处可以自动升降让坐轮椅者上下车，自动门让坐轮椅者打开，各种无障碍设施等等其实都不需要特别的高科技就可以实现。当一辆公车要让老人，残疾人上下的时候，我们并不需要快，而是需要慢下来。我在国内坐公交车多次见到工作稍慢的人还没从后门下车，司机就启动开车，然后后面大呼小叫的情形，我就想，能不能慢一点，照顾人一点？这同样无关高科技。
北京新时代致公教育研究院院长，社会学者周鸿陵
在当今世界高科技已经深入的影响了人类发展。一方面高科技给人类发展带来了更多的便利，促进了文明的变迁，另一方面确实由于一些负面影响不得不使人类进反思。
第一 ，我们明明白白认识到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正如核能既能促进人类的发展，又可能毁灭人类一样。现在的高科技包括人工智能、基因编码也会有两面性，那种只看到高科技发展的一个方面是错误的，只强调一个方面而不重视另外一个方面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第二，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人类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生存发展，生存发展需要遵循的原则是趋利避害。高科技本身的两面性被迫使人类在做最终选择时候，不得不对其可能造成的有害一面要进行防范，并且要达成共识形成制度约束，如果没有共识和制度约束，一些企图利用高科技作恶或形成利益垄断将加剧世界的不平等，最终则会使人类走向毁灭。无论这种毁灭是因为人类自身冲突中毁灭，还是对生态环境的摧毁造成的毁灭。
第三，我们必须认识到科技的发展会带来生活方式的改变，文明模式的改变，核心伦理的改变，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需要与时俱进，在高科技时代建构新文明。高科技发展将以生存方式的底层架构的改变而带来文明模式的变化，一如历史上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以及现在的信息文明。文明模式经过人类社会的自我迭代、自我学习最终形成了文化、制度、器物不同层次的文明呈现，其中价值认同和变迁是重要标志。在这场高科技带来的文明变迁过程中，人类需要对工业文明的权利伦理进行批判，新文明将是以责任伦理为基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香港和通社主笔，文化学者汉心
人的存在与发展问题，如果完全被理解为科学技术，由算法编码构建文明，则生物再造、转基因、人工智能就有可能排除人的“天性”而不受道义指责，科技竞争就会锚定人的生物性状和神经系统展开无所不用其极的迭代和置换，从而借助“牛顿生物学定律”，假定生命可以用数学或物理公式进行定量分析，然后基于商业利益和“科学配方”制造人，进而制造各种社会问题。到那时，政治、社会文化和环境差异，人性人心，精神情志与传统“天人合一”的复杂性，遗传与演化相互作用，生生不息的“有机性图谱”就有可能被“篡改”并重新布局！难怪有人担心科技“反客为主凌驾于人之上”。科幻作家郝景芳在反乌托邦小说《人之彼岸》中有个故事就是以闯入者的视角，进入到一个人类向人工智能出让决策权的社会。她说“科幻是现实的预警，今天的我们也在慢慢地把自己的思考和决策权交给系统，比如地图找路，我们越来越习惯用导航，比如时间安排等”，它慢慢跨越到我们的生活领域，越来越多地去替我们做这样那样的安排”。从历史看，不管如何定义人的价值，判断人性变化的标准首先是自我认同，而不是科学界定，是意识觉醒，包括欲望、感受和伦理属性等，以及由此派生的同情心，同理心（如孟子“四端说”）等公共态度。从环境与干预思维两方面分析，有人认为只有对人作生物干预，才会对自我意识产生影响。一般而言，局部干预仅仅是干扰，无伤大要，而全面更替则有可能中断或转换人类文明的方向和内在机理。由此推演，科技竞争，各方力量对人进行算法控制，实施生物改造的危害性就值得反思和警惕，科技伦理必须作为政治和文明的首要问题引起高度关注。
或许，基因编辑、人造人，寿命延长不会引发混乱和认知改变，拥护者和反对者都不多。真正对人的基本架构，伦理和社会体系形成挑战的是如脑机接口，硅基置换碳基，无中生有，批量造人、造社会。就当前而言，借助技术造人、制造事端，或许很符合前卫思想如女权主义、多元主义、不婚不育者的性情癖好，无限期续命估计多数人也会乐观其成。但问题是：技术竞赛与资本扩张无国家力量节制肯定会失控，届时谁能阻止技术围猎，谁能保证不被恶意滥用？倘若制造人，制造社会(能造也能毁)没有“天良”和高高在上的世界权威把关看守？文明的存废，社会发展被科技操控，甚至反噬也并非危言耸听！赫拉利最近放言说，可口可乐、亚马逊、百度和政府争先恐后，都想非法侵入你。不是侵入你的手机、你的计算机，也不是侵入你的银行账户，它们想黑进的就是“你”，以及你的生物操作系统。你可能听过，有人说这是个非法攻击计算机的时代，但事实并非如此。事实上，现在已经是非法攻击人类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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