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任何军事冲突都是必然性和偶然性共同起作用的结果，但至少，其中一方需要具备与对手进行冲突的意愿和条件。2015年前后，美国战略界实际上已有定论，认为美国面临的海上战略环境正在发生巨变，“失败国家”和恐怖主义虽然仍能对美构成广泛的重大挑战，但大国地缘竞争已经上升为美国面临的头号海上威胁，其中与中国的海上竞争又被视为重中之重。现在，一旦中美爆发任何海空意外，基于目前中美总体关系不断恶化的氛围，进行有效管控并阻止直接升级的难度是很大的。
最近一段时间，随着中美关系持续下行，加之美国大选的不确定性，国内外不断传出类似“美国要轰炸甚至占领中国南海岛礁”的所谓内部消息，中美双方的前沿兵力也都在强化存在和威慑，在此背景下，社会各界纷纷担心，继贸易战和科技战后，“中美会不会爆发军事冲突”？
任何军事冲突都是必然性和偶然性共同起作用的结果，但至少，其中一方需要具备与对手进行冲突的意愿和条件。基于理性的判断和推测，笔者尝试回答，美国大选前后，中美军事冲突的风险有多大？风险究竟在哪里？
一、美军在抓紧做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的各种准备
美国军方认为中国在反介入/区域拒止、灰色地带竞争和蓝水海军等三个方面都对其构成了严峻的挑战。这种认知发端于2009年前后，经历了一个不断演变、发酵的过程。2009年至2012 年，在奥巴马政府的主持和推动下，“空海一体战”和《联合介入作战概念》（Joint Operational Access Concept）的酝酿与发布，标志着美军已开始从战术上严肃看待所谓的“反介入/区域拒止”威胁。
2012年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发布《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国防的优先任务》，这是继9.11事件之后，美国安全和国防战略的又一次重大转变。美国宣布结束伊拉克战争，并成功击毙本?拉登，以反恐战争为首要任务的国防战略正式宣告结束。新的国防指针正式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防务重心开始真正瞄准中国。
2015年前后，美国战略界实际上已有定论，认为美国面临的海上战略环境正在发生巨变，“失败国家”和恐怖主义虽然仍能对美构成广泛的重大挑战，但大国地缘竞争已经上升为美国面临的头号海上威胁，其中与中国的海上竞争又被视为重中之重。2015年奥巴马政府发布的《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国家安全战略》和《亚太海上安全战略》等文件指出，“印度洋—亚洲—太平洋地区的重要性日渐增长，正在构建和部署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对我们全球海上进入能力构成挑战”。这实际上已经将中国锁定为美国最主要的海上战略竞争对手。
这之后，美军非常严肃地考虑在南海与中国的竞争甚至是武装冲突问题，针对中国提出了一系列作战概念，比如海军的“分布式杀伤”（现已改称“分布式行动”），陆军的“多域战”，以及海军陆战队的濒海作战概念等。这些概念多数以南海为作战的假定环境，围绕南海局势进行战略建设和兵力推演。近年来，我们可明显看到美军围绕与中国在南海的潜在冲突加紧做各类准备。美国的攻击型潜艇、战略轰炸机、水面舰艇等越来越多地加强了针对南海的联合演练。
美国海军“里根”号航母打击群2020年夏季在中国近海巡航轨迹 （图片来源/“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网站，http://www.scspi.org）
2017年5月美国海军发布的《未来海军》白皮书明确了美国海军在远洋、近海和濒海地区不同的海洋控制任务，要求在不同类型的海域里，美国海军都必须具备攻击、欺骗和防御敌方导弹、潜艇、网络和电子攻击的足够能力。2018年版《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指出，“中国军事现代化的近期诉求是要构建在印太地区的区域霸权，长远来看是要取代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这份报告聚焦“打赢一场战争”，即与中俄等国可能的高烈度战争。
在政策层面，近年来美国越来越流露出对力量对比变化的强烈不满或焦虑，认为，随着中国的崛起，时间在中国一边，台海和南海等区域的局势走向对中方有利，对美国不利。2018年4月26日，现任美军印太总部司令菲利普·戴维森在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提名审议听证会上表示，“除了战争之外，美国已经没有手段可以阻止中国控制南海”。
因此，无论从战略、政策还是操作层面，美国都有强烈的冲动，通过外交、军事和舆论等手段去刺激、挑动西太局势，以尽可能地掣肘中国，战争解决的意愿也水涨船高。
二、美国挑起对华军事冲突的条件仍不完备
然而，在美国眼里，中国毕竟不是一般的对手。中国是核大国，综合国力仅次于美国。虽然军力在全球层面上远不能与美国相匹敌，但是在临近的西太平洋地区，与美军的总量和能力差距在快速缩小。按照兰德公司等美国智库做的仿真推演，美国与中国在台海、南海一旦发生战争，哪怕是局部的，破坏性也是巨大的，美军即便能赢，也只会取得惨胜。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胜算和机会将越来越大。
2014年以来，美军发起以“改变未来战局”的颠覆性技术群为重点的第三次“抵消战略”，大规模增加作战平台数量，积极创新作战概念，不断推动防务重心和资源向印太地区转移，试图在技术上对中国形成新的代差，在规模上弥补数量劣势，在作战概念和想定方面针对中国量体裁衣。但上述任务都过于困难和复杂，转型需要时日，短期内美国并不太可能做好在海上与中国大动干戈的准备。美军如果采取诸如轰炸或夺取中国在南海驻守岛礁的行动，则势必招致中方的全面报复，这显然是当前美国各界除了那些极端狂热分子外希望避免的。
美国海军EP-3E电子侦察机2020年8月15日在南海、台海地区的航迹图 （图片来源/“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网站，http://www.scspi.org）
2015年开始，美国不断有高官扬言，要在南海给中国来场“流鼻血式的”（Bloody Nose Attack）冲突。种种迹象表明，美国可能确已做好在南海搞一场中低烈度冲突的准备。美军近期在南海开展的每次行动，包括“航行自由行动”、抵近侦察和航母及轰炸机的战略巡航，很可能都备有一旦与中国军队发生正面摩擦之后该如何进一步行动的升级预案。这意味着，如果有摩擦和冲突发生，哪怕是意外的对峙升级，美军可能很快从和平施压、威慑和挑衅模式转入战争模式。
在目前的南海、台海复杂形势下，无法排除这样的可能：为打破目前的僵局，给中国国内外造成很大的影响，掣肘中国的海上崛起，并服务于美国国内大选的政治需求，特朗普政府希望在它选定的时间和地点，与中国发生一场可控的冲突。这场冲突可能持续时间很短，（指战舰、军机等）几个小时甚至几分钟，有激烈的电子对抗或短暂的交火，涉及的主要作战平台数目不多，可能是个位数的。但美军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它并不知道中国政府和人民解放军会如何反应，对挑衅行动造成的后果是否真正可控、不致引发大规模武装冲突缺乏把握。
因此，从主观角度看，美军有挑起冲突的意愿，但决心不足。军事冲突毕竟不同于贸易战和科技战，一旦开启，可能谁都无法充分预料后果。当然，这只是理性推测。由于中美关系恶化和美国自身的内部矛盾，美国政客“甩锅中国”和对中国强硬已成“时尚”，如果因为大选导致美国国内矛盾激化，其政军体制出现混乱状态，美军指挥链条出了问题，极端势力就可能在南海等方向采取冒险行动。
目前来看，美军指挥体系依然相对稳定，五角大楼高层也非常担心中美在海上发生冲突，美国国防部长埃斯帕本人较为稳健，在强调竞争的同时，依然强调危机管控的重要性。7月21日，埃斯珀视频连线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并发表演讲，尽管花了很大篇幅渲染“中国海上威胁”，但也明确表示，“无意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希望年内实现任上首次访华，与中国“建立必要的危机沟通体系”。未来情况如何，尚有待观察。
三、意外和缓和哪个先到？
与猜测中美双方的意图相比，发生意外事件的可能性更值得关注。中美两军每天都会在海上发生数起海空相遇事件。虽然绝大多数互动是专业、安全的，但发生摩擦的风险仍在急剧升高。根本的问题是，现实中的中美海空相遇的很多是有意而为的，对抗性本来就比较强，比较突出的有三大类：一是，美方舰艇频繁闯入中国南沙驻守岛礁的12海里或西沙领海及内水，中方不得不进行驱离和拦截。2018年9月30日，美国海军“迪凯特”号驱逐舰与中国海军“兰州”号驱逐舰在南薰礁12海里内险些发生碰撞，最近仅41米左右。二是，美军机在空中实施越来越多的抵近侦察，中方必然会采取警戒等相应措施。三是，中美双方每年都会在南海进行各类军事演习，通常都会针对对方进行侦察和监视。这种行为从军事上可以理解，但如果太过接近，就容易引发摩擦。2013年12月，美军“考本斯”号巡洋舰异常接近正在南海进行训练的中国海军“辽宁”号航母编队。近些年，美方更是越来越不注意保持安全距离。
现在，一旦中美爆发任何海空意外，基于目前中美总体关系不断恶化的氛围，进行有效管控并阻止直接升级的难度是很大的。中美两军现有的危机预防和管控机制不足以应对海上复杂局面，两军之间虽有《海上意外相遇规则》等安排，但都是为意外相遇而设立的。中美在2015签署了《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和《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两个备忘录，其认真落实离不开合适的政治氛围和一定的战略与政策互信，而这些在当前的中美关系当中是稀缺的。1999年至今，中美每年都会举行海上军事安全磋商，不过近两年的成效和气氛都变得不尽人意。
唯一相对较为稳定的是两国国防部长直通电话和不定期会晤，但以相互表明立场为主。8月5日两国防长通了电话，共同强调避免误判和加强危机管控，发出了稳定的信号。下一步，双方有必要共同采取一些降低局势紧张的具体措施。
中国维护主权与海洋权益，追求合情合理的国际空间，与美国维系亚太海上主导地位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哪怕中国什么都不做，只要力量在发展，就会被美国视为挑战。更何况，中美两国的制度和国防文化都截然不同，加大了彼此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军事竞争在所难免，恐非“大交易”或“大妥协”能够解决，而是需要经过长期的斗争和博弈，才能找到新的平衡。
无论如何，一场失控的军事竞争，对双方而言都是灾难。当务之急，是要回归理性，认识到自身力量的限度和利益的边界，并进行适当的战略调适，相向而行谋求缓和目标的紧张气氛。双方尤其需要重新激活沟通和对话，将自己的诉求和意图明白无误地告诉对方，而不要过度宣泄情绪，更不要将军事问题政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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