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中美关系的再认识

近年来，国内外关于中美关系现状和未来的讨论日趋热烈，不同观点之间激烈碰撞。随着美方挑起的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美国的关税大棒、技术封锁乃至外交围堵接踵而至，持续不断。如何看待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及其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影响，成为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一、从当前中美关系的新现象看美国对华心态的转变

近年来，中美关系出现了一系列的负面现象，从美国奥巴马政府后期提出“战略东移”和“亚太再平衡”，到特朗普执政后的“印太战略”和贸易摩擦，美方疑华、恐华、遏华声浪不断高涨，敌意措施不断出台，限制、打压中国成为美国统治阶层中占据优势的声音。在中国方面始终坚持对美交流合作、积极主张互利双赢的外交努力中，仍然出现这种违逆时代潮流的负面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从出现的这些现象中可以看出，美方对华心态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这种转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由轻视中国向重视甚至恐惧中国转变。过去美国以人类灯塔自命，居高临下看待中国。两国间的矛盾主要是美国试图按照自身好恶改造中国。上世纪90 年代初，美方认为冷战后中国对美战略价值下降，对华干涉冲动增强，但多是以人权名义施加压力，在经贸领域和人员往来方面则一直加强交流，以谋取实际利益并借此影响和改变中国。经贸领域中虽有矛盾冲突，但更多是服务改变中国政治目的的施压手段。对于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成功，美方则坚信“中国崩溃论”，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不能兼容，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可能持久，社会制度也必将走向瓦解，中国难以成长为美国等量级的对手。现在，美方开始认识到中国社会制度的巩固和发展道路的成功，特别是对中国发展的规模和增长的速度感到震撼，认为中国是超越历史上德国、苏联、日本的从未遇到过的全方位战略竞争对手，对于如何应对中国崛起产生了一种无从措手的恐惧。

第二，由对华战略从容向战略焦躁转变。过去美国以冷战胜利者自居，认为 21世纪仍将是美国世纪，中国最终会屈服于美国霸权。因此，美方在处理对华关系时心态较为从容，没有强烈的紧迫感，相信时间和历史会站在自己一边。也正是在这种傲慢心态的作用下，美国放任金融资本无序发展，经济脱实向虚，引发国际金融危机，挥霍了冷战后全球化浪潮带来的发展红利；任意干涉发展中国家内政，不惜以战争手段推行美式政治制度，引发国际恐怖主义浪潮，浪费了冷战后国际局势缓和的和平红利；大搞单边主义，挤压他国战略空间，破坏了冷战阴云初散后晨光乍现的国际合作机遇。这些所作所为逆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势而动，加速了美国霸权的衰弱。面对快速发展的中国，美方感觉到形势发展于己不利，自信心严重动摇，产生了一种战略上急功近利的焦躁。

第三，由利用国际规则塑造中国向破坏国际规则打压中国转变。长期以来，美国以国际规则的缔造者和维护者自诩，也是现存国际规则事实上的最大受益者，为此自封为世界警察，到处插手国际事务，对中国也是打着维护国际规则的旗帜，动辄以教师爷口吻横加指责，自信可以按照美方的操作改造或限制中国，把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而今天，当美国看到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借助现行国际规则中的合理成分发展起来，而美国已无法运用传统手段予以制约，就不惜破坏规则，不择手段打击竞争对手，阻挠、破坏对方的发展，把国际规则变为合则用、不合则弃的玩物。这种转变折射出一种“帝国末世”的不甘和无奈。

    以上的心态变化，反映了美国统治阶层对于单极霸权地位的迷恋和昧于世界发展大势的冥顽，导致了美国对华政策上的失稳失序，举措乖张，反复无常。但是，抛开美方的种种喧嚣，认真梳理中美关系的基本脉络，可以发现其中隐含着一定的内在规律可资探寻，从中可以看出中美关系的“变”与“不变”。

二、关于中美关系的“变”与“不变”

20年前，笔者曾在本刊撰文，就苏联解体之后的中美关系作过分析，认为战略安全、意识形态、经贸关系、台湾问题是构成中美关系

总体框架的四大因素，美国对外干涉主义倾向的发展、大国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中国经济的发展与综合国力的提高、台湾局势的演变与美台关系的变迁，则是影响未来中美关系的四个主要变量。(参见张宏志：《剧变后的反思——苏联解体与中美关系》，《党的文献》2000年第 6期。)进而得出了中美关系具有颠簸和稳定的两重性，这种两重性是由美国对华政策中遏制和接触的两面性决定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美国对华接触的一面超过遏制的一面，两国关系总体上能够保持稳定的结论。20年后的今天，回过头来再看中美关系，仍可以通过这四大因素和四个变量来进行分析。

先从中美关系的基本框架来看，这四大因素仍然存在，但其内涵和重点发生了变化。

第一，关于战略安全问题。大国间的战略平衡与安全，是中美关系的核心。20多年前，由于苏联的解体，美国自以为取得了冷战的胜利，居于一超独大的霸权地位，认为中国在大国制衡方面的价值下降，但在维护世界战略稳定上仍有一定借助作用；中国改革开放后取得了较快发展，对美国构成潜在的威胁，但并非是迫在眉睫的危险，中国的未来仍有待于观察。时至今日，随着国际形势的演变特别是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美国统治阶层中的大多数人认为世界已重回大国竞争的时代，而中国已成为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把中国看做是对美国霸权秩序的现实威胁，但另一方面又感到中国也是美国应对全球性问题时更加无法回避的合作对象。

第二，关于意识形态问题。改变中国的社会制度，是美国不变的既定战略方针。20多年前，由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美国以为历史已经“终结”，中国奉行的是一种已被苏东剧变证明为失败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可以乘苏东剧变之风顺势拿下中国，受挫后仍坚持认为中国终将走上西化、分化道路，假以时日会等到果实在树上成熟。时至今日，美国失望地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各方面取得了全面的发展和进步，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和成熟，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在全世界重新焕发出生机与活力，这使得美国自身的制度优越感发生了动摇。美国极端保守势力认定中国已经对西方的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乃至文明形态形成了全面挑战，必须与中国进行意识形态乃至文明的对抗，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平、开放与包容、进步，又减弱了这些势力妖魔化中国、掀起意识形态战争的舆论动员能力。

第三，关于经贸关系。经贸关系是中美之间最重要的纽带。20多年前，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进程的推进，中美经贸关系优势互补、深度交融，发展成彼此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成为美国最大进口来源国、第三大出口市场和重要投资地，美国资本在中国获得巨大收益，美国民众从中国获得了优质低价消费品，中美经贸关系成为中美关系的最大亮点，起到了压舱石的作用，但经贸摩擦也随着经贸规模扩大而跌宕起伏、不断积累。时至今日，随着美中力量对比的变化，美国一些人把美国自身的相对衰弱归结为以中国为代表的外部因素，认为美国在中美经贸关系中吃了亏，中国搭了美国的“便车”，鼓吹对华经济施压，使经贸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地位明显上升，成为了中美矛盾的新焦点和美方压制中国发展的新抓手；限制中国经济发展、保持美国优势地位，成为美方对华战略的重点，这一点在高科技产业领域表现得最为突出，但中美两国经济上的互利关系仍然存在，巨大且增长迅速的中国市场更是美国资本所不能放弃的，两国经济“脱钩”已不可能。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经贸联系使美方陷入了纠结之中。

第四，关于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基石，但美方从未放弃利用台湾问题作为制约中国的筹码和工具。冷战期间，美国为了战略利益在台湾问题上做过一定承诺。冷战结束后，美国认为中国战略价值下降，在台湾问题上有所倒退，但面对中国的坚决斗争，为了不破坏冷战后有利于美国的国际局势，不影响美国享受冷战“胜利”的成果，美方没有把台湾问题摆在突出地位，对激进“台独”势力拖美国下水的图谋也有一定警惕。时至今日，随着美方把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利用台湾问题牵制中国的图谋再次抬头，但由于中国国力的增长特别是军事斗争能力的增强，也由于美方对于中国维护国家统一决心的了解，使美国在利用台湾的问题上因风险巨大而倍感踌躇，跃跃欲试而又半遮半掩，机会主义色彩明显。台湾海峡两岸不生战乱，仍然有利于美国的战略全局。

从以上四个角度观察，可以发现，中美关系经过 20多年的发展演变，在总体框架不变的情况下，内涵正在悄然发生改变，两国关系的基础仍然存在，但已经受到严重侵蚀。正因为如此，国际上关于文明冲突、修昔底德陷阱、新的两极格局和冷战 2.0等种种声浪此起彼伏。然而，从前述影响中美关系的四个主要变量来看，两国关系的基础仍有稳固的一面，远未到达崩塌时刻。

第一，美国的对外干涉势头受挫。随着美国的相对衰弱，特别是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泥足深陷，使美国国内各阶层均对陷入新的外部冲突抱有抵触情绪，内顾倾向上升。鼓吹“美国优先”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就是美国这种内顾倾向的表现，某些来势汹汹的威胁和恫吓，只是其“极限施压”的讹诈手段。

第二，世界大国关系框架未变，且对美牵制因素增多。随着俄罗斯力量的复苏，美俄结构性矛盾再次凸显，短期内无法取得根本性缓解；美欧之间利益分化，欧洲对美离心倾向上升；中东局势仍然无解，且有进一步恶化趋势，这一切都牵制了美国的力量，使其“战略东移”计划难以完全落实，构筑反华联盟更是无从实现。

第三，台湾形势总体可控。台湾海峡两岸力量对比的天平已决定性地倒向了大陆一边，“台独”分裂势力虽一度猖獗，但台湾已被牢牢锁定在中国大陆发展的轨道上，台湾民众也更加深入地认识到“台独”的危害，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台湾沦为分裂分子和外部势力棋子的危险性，美国操弄台湾问题的空间受到极大限制。

第四，就中国国力增强这一最大变量而言，中国并无取代美国称霸世界的野心，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也依然存在，搞坏中美关系对美方而言代价也会更加巨大。如果说当今世界存在修昔底德陷阱的话，这也是美国一些人为自己挖的陷阱，是美方自己的心魔所致。

由以上分析可见，影响中美关系的这些变量尚未产生颠覆性作用，有的甚至向着有利于稳定的方向发展。中美关系在变化中也有未变，未变的是中美之间存在的利益交汇点，变化的则是美方心态等自身因素，是源于美方对自身霸权基础沦丧速度的震惊和对中国发展预期的失望，以及二者之间的巨大落差，根本原因是其不能正确认识和顺应世界发展大势。

    正因为如此，在美方霸权心态得到调整之前，中美关系难以全面好转，也不可能回到 20多年前的状态，但尚不至于彻底崩盘。遏制中国的发展虽已成为美国统治阶层大多数人的共同目标，但时移势异，搞全面对抗已很难行得通，接触作为一种战略手段也不会放弃，美国对华政策仍具两面性，遏制与接触、打压与交流交互并进，如影随形。中美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会更加颠簸，但总体上尚在可控范围之内。中国与美国之间将长期处于一种“谈谈” ——“打打”——“谈谈”的斗争与合作交织、交错的相持局面，场景变幻更加频繁，可能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也不排除在特定时段、特定领域发生较为激烈的对抗。

三、美国对华冷战的可能性及其前途展望

我们说中美关系总体上仍然可控，并不是说可以对此掉以轻心。美国利用各种渠道和手段遏制中国发展的图谋不会改变，我们始终要高度警惕美方层出不穷的大小动作，特别要警惕美国极端保守势力操弄反华政治空气制造事端。面对中美关系中的种种不确定性，我们要树立底线思维，做好最坏情况下的准备，争取最好的结果，关键是要坚定信心，敢于斗争，巧于应对，通过“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

美国通过 40多年的冷战，以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各方面的全方位对抗，最终拖垮了苏联。美国一些人认为可以通过同样的手段拖垮中国，国内也有人担心爆发新的冷战会阻断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但是，如果我们冷静分析世界发展大局和中国未来发展趋势，我们就会发现，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今天的中国也绝不是过去的苏联，美国如果执意发动对华冷战，仍将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敌人进行一场错误的战争”，必将招致比朝鲜战争更大的失败，甚至从根本上动摇美国的霸权。这也是美国反华势力不能不考虑的风险。

第一，时代条件和世人对时代条件的认识与运用不同。美苏冷战发生于上世纪中叶。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不久，战争阴霾尚未散尽，而世界分裂为东西两大阵营，相互之间形成了激烈的竞争和对抗。美国作为西方阵营的首领，利用世界各国战后的虚弱和修复战争创伤的迫切需求，以自由市场经济为旗帜，掌握了世界上大部分资源，形成了美方掌控的世界市场体系，客观上顺应了初现端倪的经济全球化浪潮。而苏联方面坚持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虽然在战后恢复时期一度表现出高速发展的优势，但不能灵活适应社会需求的弱点日益暴露出来，加之没有认识到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向，坚持“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使整个东方集团与世界市场脱节，自我孤立于逐步兴起的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之外。苏美双方对比，美方处于顺势而为，苏方处于逆势操作，竞争结果是苏方越来越处于被动地位，东方集团内部国家的离心倾向也越来越大，消耗了苏联大量精力和资源，最终引发了苏东剧变。在冷战结束 20多年后的今天，和平与发展已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已经不可逆转，全球经济已深度融合为一体，搞集团对抗也已不得人心。中国经过 40多年的改革开放，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施全方位对外开放，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和第二大进口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超过30%，不仅成为了“世界工厂”而且正在成为“世界市场”，是世界经济体系和全球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在这种条件下割断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全面封锁中国，必将导致自我孤立和内部分裂。美国如果发动对华冷战，将是逆经济全球化大势而动，而中国坚持对外开放则是顺势而行，成败利钝不言而喻。

第二，中苏两国国情不同。虽然中苏两国同为社会主义大国，但在具体国情上仍有很大不同。除如前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不同于苏联模式之外，中苏两国在文化背景、历史方位、国家禀赋上也有着极大差异。首先，从文化背景看，历史上的沙俄是一个迅速扩张的后起国家，自彼得大帝改革起就有融入西方的强烈愿望。十月革命、建立苏联之后，历经社会主义建设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苏联各族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国家认同感有了很大提高，但历史遗留的文化上西顾倾向仍然强烈，国内不同民族间在文化认同上仍有历史隔阂。而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历史传统从未中断，国内各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了牢固的民族和文化认同，结成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近代以来虽然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但中国学习西方的热情因屡遭“先生”的欺负而倍受打击，全盘西化始终没有在中国社会思潮中占据主流地位，将世界先进文化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探寻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民族复兴道路，从来都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共同追求。其次，从历史方位来看，苏联在取得历史性成就之后，逐步失去了前进动力和未来方向感，始则自满于已经取得的成就，将自身发展模式神圣化，使得经济社会发展丧失了活力；继而在发现问题后，自信心发生动摇，在改革的目标、方向和道路上失去共识，陷入了混乱，最终走上西化、分化之路。而中国在经历百年屈辱之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始终是全民族百折不挠追寻的梦想，经过艰辛探索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后，国家、民族正处于上升阶段，整个社会充满了活力，正在为实现中国梦而共同奋斗。其三，从国家禀赋上看，苏联地广人稀，开发难度较大，资源虽然丰富，但也因此产生了资源依赖性，经济结构扭曲，潜力不易发挥。而中国人口是当年苏联或当今美国的数倍，人均资源虽少，但劳动力丰富，市场容量大，释放中的增长潜力不可限量。中国人民改善自身生活的巨大需求，为中国发展提供了无限空间。

第三，中西方战略文化不同。面对美方的遏制图谋，中苏两国由于文化背景不同、战略思维模式和应对方式也迥然不同。苏联由于其前身沙俄曾是西方列强，既有基督教文明的救世情结，又有霸权主义的历史烙印，更加之在指导思想上片面夸大了美苏矛盾在国际政治中的决定性作用，因而走上了一条与美争霸的硬对抗道路。这种在国家硬实力不如对方的情况下比拼实力的硬碰硬对抗，导致了苏联经济的畸形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一枝独秀，人民生活长期遭到忽视，经济改革几次错失时机，成为其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中国从历史文化、现实国情到国家政治哲学和发展战略，从来都没有对外扩张和称霸的基因，始终把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作为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把维护世界和平、实现共同发展作为实现民族复兴的外部条件，坚持走一条与世界各国互利共赢的和平发展道路，努力把世界机遇变为中国机遇、把中国机遇变为世界机遇，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因为如此，中国对于美方的种种挑衅没有采取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单一对抗，而是灵活运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以柔克刚、后发制人的战略文化精髓，采取了斗争与合作两手并用的策略，核心利益坚决维护，合作大门继续敞开，以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巩固两国间的合作，特别是不搞全面对抗，不随对方起舞，不沉溺军备竞赛，不拉拢军事集团，坚持全面开放，广交各方朋友，在外交斗争中你打你的遏制牌、我打我的合作牌，始终保持战略主动地位。如果美国有人想把中国诱入修昔底德陷阱，那最终落入陷阱者究竟为谁，不言自明。

从以上三个方面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苏联历史上的失败更多是源于自身的不足和失误。在 21世纪的今天，面对当今的中国，重拾冷战思维已经是时过境迁、主客易势，试图以冷战阻挡中国发展更是背时逆势之举，是身体进入 21世纪、脑袋还停留在旧时代的“时空错乱”。我们不能断言美国不会以冷战方式遏制中国，但可以断定这种图谋必将失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世界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大势没有变，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内生动力也没有变，“时”与“势”均在我们一方。只要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保持战略定力，不为一时压力所动摇，也不受一事挑逗而冲动，努力实现我们自己的既定战略目标，我们就一定能战胜任何外部挑战。眼前面临这些困难是中华民族复兴征程中必经的风暴，是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组成部分，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风暴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中国这片大海。当我们挺过这场风暴之后，我们将会迎来一片彩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迈上一个新的历史阶梯，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也会以不一样的眼光看待那时的中国。

(作者张宏志，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院务委员(副部长级)、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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