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瑞鸿：社会工作介入新冠肺炎疫情的新挑战、新对策与新思考

2月23日，习近平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中特别指出，“要发挥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支持广大社工、义工和志愿者开展心理疏导、情绪支持、保障支持等服务”。

早在2008年汶川地震灾后援建中，我国社会工作就已大显身手，此后的多次社会重大公共事件中，我国社会工作也有参与，积累了丰富的灾害重建经验，出版了多部灾害社会工作学术著作，成立了全国范围的中国社会工作灾害专业委员会，国家层面也陆续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以及《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等法律法规。尽管如此，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还是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今天，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副教授王瑞鸿来谈谈新冠肺炎疫情对社会工作介入服务带来的挑战、对策以及他的所思所想。

01疫情给社会工作服务带来的新挑战

目前，新冠肺炎疫情的抗疫斗争度过了早期的茫然混乱，进入到了相对清晰的对抗时期，这使我们有机会重新反思新冠肺炎疫情带给我们不同以往的崭新挑战：

传染性。我国当代大陆社会工作复兴以来遭受最大的考验就是2008年汶川地震，但是，汶川地震更多是自然灾害，富士康事件以及马航事件更多是社会灾害，而新冠肺炎则是疫情灾害，尤其是充满了强烈的传染性，甚至比17年前的SARS传染性更强，而传染性的应对重要措施就是隔离阻断非接触，这导致了传统社会工作的更加注重人际互动的直接服务方法和技巧很大程度上丧失了用武之地。

衍生性。当年在分析汶川地震灾害时，用的比较多的一个概念是“次生性”，这意味着地震本身带来的损失是主要破坏，由此而延伸开来的破坏是次要的，破坏力相对较弱的。社会工作者可以直接围绕地震造成的伤害开展服务。而本次新冠肺炎所引发的灾害则是衍生性的，甚至是叠加性的，换句话说，因为新冠肺炎引发出来的灾害甚至可能大于这个医学伤害本身，最明显的是为了彻底阻断新冠肺炎的传播，全国各地纷纷展开了一定程度上的社会性隔离，在防范疫情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居民的日常生活，同时，进一步影响到了学生的就学以及工人的生产乃至国际的交往，新冠肺炎引发的卫生灾害进一步衍生为经济灾害、文化灾害、社会灾害等。新冠肺炎所带来的蝴蝶效应般的复合型灾害大大超出了当年汶川地震的单一性灾害。

系统性。中央政府对于新冠肺炎的表述更多开始定位于这是一场对于我国社会治理的大考，事实也的确如此，从武汉到全国，从地方到中央，在抗击新冠肺炎这场战役中，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法制、生态等多个维度的优越性充分得到了展示，与此同时，社会治理中依然存在诸多弊端也展露无疑。牵一发而动全身，新冠肺炎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了我国社会治理的整个系统。

02社会工作介入疫情服务的新对策

新冠肺炎的社会工作介入在全国各地已陆续展开，结合各个地方的实践经验以及各级政府的指导，新冠肺炎的社会工作介入可以从如下方面开展：

医院为主的直接治疗。新冠肺炎首先是一种医学卫生事件，因此，医学的治愈是首要的选择，新冠肺炎患者的康复是第一目标。非常值得欣慰的是，近几年我国在上海、广州、北京等地陆续开始了医务社会工作的实务推广，国家卫健委也先后发文推动医务社会工作的发展，医院成为新冠肺炎斗争的第一道防线，相应地，医务社会工作者成了最早介入新冠肺炎斗争的专业社会工作者，也是目前为止最重要的一支新冠肺炎斗争的专业社会工作力量，比较遗憾的是，原来一直希望建立的灾害社会工作专业队伍以及公共危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没有能够像医务社会工作者一样成为有训练、成建制的专业应急队伍，这也是接下来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推进的。

社区为主的间接预防。对于新冠肺炎这种强烈传染性灾害来说，最好的解决方案是事前预防，从武汉蔓延出来的新冠肺炎一开始错失了绝佳的社区防控时机。从目前的整体抗疫情形来看，除了大力推进医院的直接治疗外，武汉、湖北乃至全国目前正在将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到社区，社区成为了继医院之后第二个重要的抗疫阵地。大量社区工作者的付出带来了疫情蔓延势头的遏制。与此同时，湖北之外的全国其他省市则一开始就把社区当成了抗疫的重要根据地，目前的疫情稳步下降，这也再次说明社区在抗疫斗争中的决定性作用。

    值得庆幸的是，近几年社会工作界的学者越来越多地意识到了社区对于社会治理以及重建社会工作学科的重要性，重新发现社区、再次回到社区成为学界越来越响亮的声音。与此相应的是，国家在推进社会治理的过程中逐步下沉各种资源，社区取代原来的单位成为社会服务的第一公里和社会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各个地方逐步建立了一支庞大的社区工作者队伍。在本次抗疫斗争中，社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社区成为社会安全的关键屏障。

    除了社区的重要性之外，大量的患病、残障、贫困、老年等弱势人群会成为社区抗疫斗争中无法忽视的服务对象，还有更多回流的非本地户籍人员也将回归社区，这事实上已经成为目前社区抗疫中的一个显性话题。

单位为主的生产支持。随着抗疫形势逐步趋于好转，目前不少地方已开始陆续复工，如同社会学家帕森斯所说，任何一个组织里，都可以分为工具性功能和支持性功能。企业更多承担着整个国家中的工具性功能。企业的生产是国家良性运行的基本保障。我国目前正处于人员高流动时期，生产的复工同样可能会带来疫情的传播风险，同时，企业复工也会对员工带来恐惧等心理压力。更为不幸的可能是，企业可能裁员甚至倒闭，这都可能会诱发一连串衍生性灾害，这些都将是接下来抗疫斗争的第三个重点转移。

再此后还将迎来学校复学潮，这些都可能会成为抗疫斗争的第四个主阵地。医院——社区——单位——学校，这样一个按照空间或者更确切地说，按照组织的递次变化，构成了新冠肺炎社会工作服务的生命周期演进图谱。

03社会工作介入疫情服务的新思考

除了以上主要挑战和对策之外，本次新冠肺炎斗争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值得注意的现象，引发了我们社会工作角度更多的思考：

价值观的重要性。本次新冠肺炎抗疫几乎动用了全国所有的人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每个人都是一个战士。但是，战斗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声音，比如对武汉人不分青红皂白的歧视，对湖北人乃至浙江人、河南人莫名其妙的污名化甚至社会排斥，包括对一线抗疫女性医护人员性别上的不尊重等等。社会工作非常注重价值伦理，希望通过社会工作来重塑社会大众的价值和伦理，进一步加强社会治理的软实力，推动抗疫斗争的顺利发展。

新科技的有效性。与往年的灾后援建不一样，今年的抗疫斗争中科技的力量发挥得淋漓尽致，一开始是大数据对于流动人员的精准追踪，再后来是各种互联网新科技对于人员排查等作用发挥，社会工作界近两年也开始讨论大数据的意义，真心希望本次抗疫斗争结束后，大数据等互联网高科技能够真正在社会工作常态服务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社会服务的精美化。在抗疫战斗中，有部分基层人员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存在态度粗暴、手段野蛮，打耳光、游街示众等简单、粗暴方式。这意味着在抗疫斗争乃至整个社会治理中，精准、精细、精美应该成为共同的追求。物质的丰盈与灵魂的富足乃至社会的文明都应该成为抗疫斗争乃至社会治理坚定不渝的追求，而这也正是社会工作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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