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疫”观察：基层社会治理“病”在何处？如何疗愈？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其中包括对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全方位“体检”。社区位于城市治理的最前沿，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尤其是防控初期暴露出一些问题，导致问题发生的根源在哪里？应如何着手解决？中新社记者就此专访了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研究员吕德文。

资料图：2月15日，风雪中的武汉黄鹤楼与空旷的街道。中新社记者 张畅 摄

“平”“战”转换机制亟需理顺

基层社会治理涉及常态社会治理与非常态社会治理，后者表现为疫情防控、抢险救灾等“战时”状态。吕德文认为，从疫情防控初期应对看，一些地方基层治理存在“平”“战”转换不顺畅的问题，常规治理体系和应急治理体系“断裂”。

他举例说，自1月下旬以来基层所有工作都围绕疫情防控展开，市、区和街道都成立了疫情防控指挥部，但参与其中的一些部门和条线在初期仍按照常规体制机制推进疫情防控这一“非常规”治理任务，缺乏强有力的协调统筹机制，指挥体系不通畅，额外增加了一线防控压力，比如底数在初期一直摸排不清。

“一个重要原因是，作为基层治理的重要主体，决策部门在进入‘战时状态’、进行政策制定和任务分配时未能对社区本身的治理和动员能力作出合理预估。”

一般而言，基层社区按照常态治理所需配置治理资源。比如在超大城市，一个社区工作者需要服务的城市居民可能达500户，但这样的配置在紧急事态面前显得非常薄弱，“战时体制”一旦运转，原本游离在社区职能之外的事务陡然增加。社区的压力和疫情防控基层基础工作不扎实的问题，直到大量党员干部、企业职工下沉街道社区后，才得到有效缓解。

他建议理顺“平”“战”转换机制，加强基层应急管理能力建设，在常态周期中为非常态情况下的应急力量调配、物资储备、服务资源等留出适度冗余。越早夯实社区防控力量，社会恐慌、社区压力大、分级分类诊治困难、居民服务不到位等问题，可能均会大为缓解。

基层治理“悬浮”状态亟需改变

从武汉市武昌区在转运重症病人时组织不力导致病人情绪失控，到武汉市青山区出现“垃圾车运肉”事件，疫情防控期间发生的很多热点问题均与基层治理相关。吕德文认为，这些事虽发生在“战时”、出现在武汉，但究其根源仍在常态社会治理之中，问题也非武汉独有。

在城市，一般而言，区级和社区以及街道共同构成基层。随着新型社会矛盾涌现，基层治理任务陡然加大。一方面，社会新矛盾未被纳入传统治理轨道，基层一时难以通过既有治理方式加以应对；另一方面，这些矛盾又真真切切影响着民众生活，基层有责任及时回应居民诉求。

“一个突出问题是，当治理任务被不断下沉到街道和社区，居委会、街道办这样的最基层往往无法独自应对一线存在的突出矛盾，基层治理一定程度上存在的‘悬浮’状态亟需改变。”他说。

比如，在实际工作中，一些原本承担具体工作、开展具体业务的区级部门，随着权力的上收变成了督查部门，其角色也从直接接触居民变成督促基层开展工作，往往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发现基层的难处和问题，甚至可能存在脱离基层社会治理的风险。

“区级部门有权限、有能力、也应该去主动发现基层存在的问题，应该更加重视自身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吕德文说。

基层治理软实力亟需提升

此次疫情发生后，社区居民巨量化、多样化、非标准化的服务需求和差异化诉求瞬时涌现，与基层所能提供的服务形成较大的“剪刀差”，社区治理“最后一公里”问题被各方关注。

吕德文认为，问题的暴露让人们发现，基层社会相当一部分问题并非常规性行政方式所能解决。从表面上看，居民五花八门的诉求反映的是“物”的问题，但其根源仍在于对“人”的认识与把握，包括如何理顺社区关系、加强居民组织和动员能力，这些都涉及社会治理的“软实力”。

“在生活物资保供工作中，一些地方出现了‘政府和社区在干，居民在看’的情况。这能怪居民不积极参与么？应该怪一些地方的基层治理体系缺乏动员居民参与其中的有效机制。随着超大社区越来越多，社区变成了居住地，居民呈现‘原子化’的特点，平时与社区联系很少。而社区工作行政化特征越来越明显，用来接触和了解居民的时间少了，群众工作未能及时跟上。”吕德文说。

他建议，正确的方向应是把社区和街道当做民众工作部门，居委会发动居民自治，培育社区的内在凝聚力。“社区治理绝不仅仅意味着完成人力和资源的投放，或解决若干具体问题，更重要的是把居民组织动员起来，实现居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只有做到这些，治理资源的投放才能真正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提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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