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发展起来的“网络化服务”新模式，不仅将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有机结合起来；而且通过互联网时代的网络化手段和扁平化组织模式，打造了网络时代的社区共同体与服务型政府，建构起了良性关系。
随着社会复杂性不断提高，加之社会问题具有特殊性、地方性，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熟悉当地的环境和文化。因此，基层社会治理需要使组织扁平化，同时充分激发社会活力，并鼓励居民积极参与。如此，才能在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实现多元主体的合作治理与有效治理。而在此过程中，面对治理主体之间可能存在的问题，诸如主体缺位等，需要在社区中形成有机互动的结构性治理机制。这其中的关键在于，社区共同体、服务型政府与良性政社关系的建构。
社区共同体：
政府和个人的中介组织
社区是指生活在一定空间中的居民所形成的共同体，它具有两个特点，即特定的空间边界和特定的社会关系。从空间角度看，社区主要容纳人们的日常生活互动，既可以是一个村庄，也可以是街道，甚至可以是一个小区。从社会关系的角度看，处于社区的人们需要有共同利益、情感、共识及相应的维护机制。这样，人们才能建立特定的社会关系，进而形成共同体。共同体强调的是群体内部成员之间的文化维系力和归属感。
在基层社会中，社区共同体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它可以摆脱在采取集体行动时的可能困境。奥斯特罗姆认为，这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公地悲剧”。集体行动会产生公共服务的缺失问题，“只要个人同时使用一种稀缺资源，便会发生环境的退化”。二是“囚徒困境”。由于缺乏信任，在困境博弈中，“不管其他参与人选择什么策略，对局人自己只要选择背叛策略，总会使他们的境况变得更好”，但却产生了“帕累托较差”的结局。这意味着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可能会因个体的理性导致集体的非理性。三是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问题。“除非一个群体中人数相当少，或者除非存在着强制或其他某种特别手段，促使个人为他们的共同利益行动，否则理性的、寻求自身利益的个人将不会为实现他们共同的利益而采取行动。”居民在特定的居住空间中所形成的集体行动，如果缺乏社区共同体这样的基层社会组织，可能会出现以上情况。
政府无法充分顾及到社区各方的利益，而个人也无相应的资源和能力来解决社区的公共利益问题。在此背景下，社区共同体作为两者的中介组织，就显示出其独特的地位和意义。社区居民通过居委会组织起来开展集体行动，才能体现出它是一个“共同体”。社区共同体的发展对地方治理改革成功具有一定的作用。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只有地方治理改革成功了，才会有成功的国家治理转型”。这里所说的“地方”并不是一个空间概念，而是指扎根于地方的社会组织，它的发展对于地方治理改革成功具有重要的意义。
以社区网格为单位组建管理团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就对行政管理体制进行改革。进入21世纪后，政府通过加强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职能强化公共服务能力。党的十七大对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创新社会治理的服务型政府建设提出明确要求。2008年以来，“大部制”改革将政府的经济职能转变扩大到社会管理职能，明确了改革目标是全面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的根本目标是为社会提供充分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服务型政府的职能更多地是由街道这一层级来承担。街道不仅要组织动员辖区居民完成政府的各项工作任务；也要直接面对辖区居民，并指导居委会的工作。建构良性政社关系，在居委会进行社区共同体建构的同时，街道也要积极转变角色，向服务者转型。在服务型政府建设进程中，基层政府可以社区网格为单位，组建网格管理团队。这个团队不仅包括政府工作人员，还可吸收社会力量加入。这样，就可以实现政府资源和辖区内各种社会资源的有机整合，形成多中心、多主体的服务格局。
首先，把各项管理工作和服务资源整合到网格化治理体系中。以社区网格为单位组建管理团队，可以强化政府各部门的资源整合。如此，通过一张无缝对接的服务之网实现精准整合，提高城市管理的敏捷度和精准度，使有限的公共资源发挥出最大化效能。其次，通过网络技术整合不同部门的信息平台，以实现区域内公共服务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协同共享。这要通过打造综合性、集成式的社会管理信息平台，实现各部门相关工作的衔接和协同，并进一步规范办事的制度、流程。尤其重要的是，要借助管理信息系统整合区域内各部门的数据库，实现信息的充分共享。此外，政府要转变为主动服务、提前服务。在互联网时代，社会化媒体、大数据、云计算可以帮助政府主动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这会促使基层政府工作人员积极与群众进行面对面的交流、点对点的回应，实现“服务在场、回应在场”，将问题解决在居民投诉之前，为居民提供更全面、公平和高效的公共服务。
“网络化服务”新模式：
良性政社关系的平台
目前，在基层社会治理普遍推行的网格化管理中，政府是管理活动与治理行为的第一责任人，社会则以政府的配合者和执行者的面貌出现，个人是网格化管理的对象。而在社区建立起共同体后，在政府向“服务”转型与服务型政府建构的过程中，亟须有一种机制将社区共同体与政府二者有机结合起来。
一些政府在网格化管理的实践中，已探索出一些具体的“网络化服务”新模式。例如，南京市仙林街道创建的“掌上社区”治理模式。“掌上社区”是指借助社会化媒体手段建立社区共同体，具体做法是“由社区党组织、居委会主导，并协同社区居民、驻区单位、物业和社区组织，依托微信群、微信公众号等移动互联网平台，在线治理社区事务，并与线下网格融合，提升自治能力，共建社区家园的新型基层治理模式”。
“掌上社区”这种“网络化服务”新模式，为构建基层社会的良性政社关系提供了强大的平台与支撑。没有时间参与社区活动的中青年居民、信息不对称的各层级社区组织以及互不相识的社区居民都可以通过“掌上社区”这个网络平台，参与社区事务管理和监督，这为社区共同体的建构提供了一个十分有利的平台。而且，“掌上社区”的最大特点是体现了政府的主导性。居委会书记或主任可以代表基层政府，通过在线沟通、互动和回应等方式来应对社区公共事务，这充分体现了网络时代服务型政府的职能。群主通过划分网格、明确相应服务团队，对联系服务对象在空间上进行定位，并界定联系服务团队的责任区块，实现政府管理服务向块块和点面结合转变。
网格化管理为提升社区居委会的声望，改善社区为居民办事服务的能力，促进社区治理参与主体多元化，以及为社区公共事务协商处理提供了高效快捷的通道。可以说，在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发展起来的“网络化服务”新模式，不仅将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有机结合起来；而且通过互联网时代的网络化手段和扁平化组织模式，打造了网络时代的社区共同体与服务型政府，建构起了良性关系。
（作者单位：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社会和文化教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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