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展和治理中寻求平衡

 

 

　　首先是治理观念变革。1949年建立新政权体系以后，中国共产党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并未对革命和建设的不同性质形成明确认识，对于自身转型必要也没有形成自觉意识，仍然采用军事化或准军事化的方式来组织生产和分配，对社会实施计划+运动的集中式管理。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领导人认识到了国家建设与政治革命是性质和任务完全不同的两个时期，自觉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施政理念。从放弃“阶级斗争为纲”，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再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念的积极变化。

 

　　其次是治理体系改革。中国发展最快、变化最大的40年，一直与治理体系改革相伴随。上世纪70年代末期启动农村生产责任制，之后扩展到城市推行企业生产经营责任制，再到90年代开始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始终不断，并且一直扮演先导作用。上世纪80年代启动了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这项改革持续深入，从党的领导体制不断调适，到行政体系的8次改革，再到目前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党政体系大体每隔5年就要进行一次重大调整。上世纪90年代启动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改革，伴随基层民主、社会自治价值意义的逐渐显现和明确，社会组织、社区建设、公民参与等治理机制逐步确立和完善，形成了今天社会治理的新格局。

 

　　再次是治理政策变迁。40年的改革开放，从片面的意识形态导向的政策，转向了发展导向的政策，再向治理导向的政策进行转变。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后一直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十六大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最后是治理行为调适。40年来，中国的党政主体地位和作用没有发生改变，但现实社会中的央地关系、城乡关系、政企关系、政社关系处于不断变化中，而且党政部门及其官员的行为方式也在从严治党、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建设过程中得到规范。民众的权益意识、法律意识、民主意识普遍增强，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干群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

 

　　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治理虽是中国的事情，但它具有普遍的意义。没有哪个国家、哪种体制是一成不变和不可更改的。一个国家的开放性和创新性，其观念、体制、政策和行为方式的不断调试变化，正是这个国家得以持续发展的根本原因。中国共产党既强调不忘初心，又倡导不断与时俱进，这是中国保持30多年持续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

 

　　中国40年改革开放及其发展历程，也展现了国家发展与国家治理的均衡性意义。一个国家，要在发展和治理中寻求平衡，既不能只求发展而不要治理，也不能只求治理而不谋发展。“无发展的治理”和“无治理的发展”都会给国家造成麻烦。中国40年的发展过程正好证明了上述均衡性理论的意义。

 

　　改革开放初期，有人怀疑一个共产党国家在改革开放中能走多远和能坚持多久；经历持续的经济增长且经济成就突显的时候，又有人把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环境的破坏、官员的腐败、企业职工的下岗、政府的无限扩张、社会福利的低水平、法治的不昌相联系。现在，中国执政党和中国政府将通过改革向世界证明：只要保持开放学习、改革创新的心态和政策，中国完全可以克服上述问题。

 

　　（作者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