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刷微信朋友圈成了不少人每天必须完成的一项“工作”。一些企业看中了用户习惯，逐渐将微信朋友圈变成营销推广的优选渠道。“作为员工，在私人的社交群里偶尔转发公司的文章倒可以接受，但领导强制员工把公司微信公众号文章转发到朋友圈,这让我很不爽。”在河南省郑州市某公司工作的王磊，看着公司发布的绩效考核新规一筹莫展。另外，还有公司为避免员工偷懒，开始给销售人员和培训人员安装专门定制的App进行监督。
公司把员工的朋友圈变成单位的广告牌，这个现象，其实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现实中，不少单位、企业恐怕都有过通过或软或硬的方式，要求员工在自己的朋友圈转发、评论一些公司的链接、广告的行为。比如此前有媒体报道，河北省邢台市第四医院职工反映，医院要求全院职工加满5000名微信好友，并每天按时按量发布与医院推广相关的朋友圈内容。未按规定完成任务，职工将被扣工资。
至于安装定位软件来考核，这个恐怕就更普遍了。众所周知，时下流行的几款具备打卡考核功能的办公软件都设置了实时定位功能，企业据此可要求员工必须在定位范围内打卡，才能算有效考勤。
从法律角度看，这类企业规定当然是有问题的，至少是在打法律的擦边球，也有损人性化。比如，员工个人朋友圈作为私人社交工具，本就与工作无涉，强制员工转发企业的文章到自己朋友圈，并将之作为考核项，显然属于“霸王”要求。而定位考核，如何确保员工的隐私不被侵犯，如何保障定位完全是基于工作考核的需要，同样是个问题。
只是，从法律视角之外来看，要彻底终止这些现象，答案或让人沮丧。某种程度上，这可以看作是信息技术时代员工与企业关系被重塑的必然体现之一。早在很多年前，网络邮件刚开始出现时，就有一个关于员工与企业关系的经典疑问：员工休假时，到底要不要回邮件？而随着私人电话、智能手机的普及，工作的便利性确有了显著提高，但加班似乎愈发常态化，工作与生活的界限也随之变得越来越模糊，乃至由此产生了某种集体的社会焦虑。
这类现象的产生，与技术进步给企业“控制”员工提供了帮助有直接联系，但技术本身并没有原罪。比如，有着相同的信息技术社会背景，此前有分析在比较国内外的加班文化时就指出，国外不少公司多拒绝员工加班，因为他们更为注重效率和工作的完成质量。同时，在他们看来，员工休息好，本身也是为更好工作提供动力。而国内的一些企业似乎更强调工作的秩序感、员工的“顺从度”，企业对员工有着更为强烈的支配和控制欲望。所以，一些企业规定动辄越过法律限度对员工添加过多的“无理”甚至病态要求，就变得习以为常。
另外，企业不拿员工的私权当回事，将工作要求建立在损害员工个人利益之上，与整个社会私权观念的淡薄、脆弱有关。就业环境、经济环境、劳动者权益保护水平等外部因素，在客观上塑造了企业之于员工关系上的强势地位，这无疑为一些不合理、不公平的奇葩企业规定的出台提供了温床。
所以，不转发单位公众号文章就扣钱，拿定位软件来对员工进行跟踪监督，这类现象要从法律乃至常识上指出它的不当，并不难。可在当前这样一个工作与生活界限变得愈发模糊的社会，要彻底遏制企业对于员工利益和生活空间的不当挤占冲动，或许没那么容易。
当然，承认这一难点，并不意味着法律对于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就可以松懈。相反，面对新的就业环境和用工状况，劳动者权益保护更需要与时俱进，有针对性的平衡好企业与员工的权利关系。不能让工作与个人生活越来越“融合”，成为企业“霸王”规定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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