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洪：从“唱红”到“红色光碟”进校园

星洪：从“唱红”到“红色光碟”进校园

时间:2011-04-03 06:30 作者:星洪 来源: 共识网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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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载，重庆近日陆续将15000套重在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的《信念》与《记忆？我爱你中国》电视节目光碟下发到全市所有学校。媒体报道说，一股“信念”与“记忆”热潮正在全市青年教师和大中小学生中掀起。从“唱红”、办“红色频道”，到现在“红色光碟”入校园，重庆可谓“全市上下‘一片红’”了。

　　记者似乎有足够的例子说明“唱爱国歌曲有了不一样的感受”、“让90后找到自己的榜样”……我想：如果真像采访的那样——09级学生肖梦欣说，观看节目后，自己的灵魂受到震撼，与老一辈“我是一块砖，祖国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搬”相比，自己显得太不懂事了，“我们要把对家庭、亲人的爱，上升到对祖国、对民族的大爱。”——则不仅让我怀疑，更让我感到恐惧了！

　　我的恐惧，也是缘于历史的，但它缘于的是那段惨烈的历史，而不是“充满革命斗志和豪情”的历史。我在想：民众被忽悠的程度还不够吗？从“大跃进”到“大革命”，善良的民众都被沦为最大的受害者和牺牲品！我的担忧在于：这种貌似建设城市精神文明、提高国民道德水准、培育未成年人理想信念的教育，不从现实而从“历史”出发，不从实际而从“理想”出发，不从个性而从“一致”出发，会是怎样的一个后果？……

　　而现实的中国是怎样一个状况呢？面对日本的地震核扩散，这个国度竟被引发一场空前的大抢购！——成了名副其实的“盐荒子孙”。国民的盲目性、从众性和依赖性，竟至堕落到如此地步。缺乏主见、缺乏自信、缺乏个性，与旧社会的“愚民”“奴隶”、“奴才”又有何异？新中国成立后，按理说，广大民众早应从“牛马”中彻底解放出来，做新社会个性张扬、民主自由、充满创造力的主人。可是，这一切都要在浸透着厚重的封建文化的土壤上实现，又谈何容易？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思想的解放，观念的改变，与世界接轨，中国经济获得了飞跃性发展；然而，在滞后的政体改革面前，中国这艘巨轮不得不面临难以掉头的窘境……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需要开展和倡导的是：开放式、激发式、主动性、参与性、多元化、多色化的活动，而不是封闭式、填鸭式、被动性、单一性、一元化、单色化的活动。从当前中国严峻的形势出发，首先最应做好的，是公务员从自身做起，自上而下——精简、裁员、减车、缩食，勤政、廉政、公开、透明，法制、平等、限制、束缚……把权力放进民主的笼子里，真正实现“还权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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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在一种状态下生活久了，对于身心似乎很有好处，让人感到“安定舒适”；然而，对于人的思想来说，却绝对是个麻痹、窒息、封杀的坏事！举例说吧，我对“高楼大厦”的认识，就曾是十分地荒谬：我生活的所在地，一个四五层小楼的楼顶耸立着“某某某大厦”，一个二层楼的饭馆称“某某大酒店”，一个简平房的商铺叫“远东大世界”。去过大都市后，才明白什么叫“大厦”、什么称“大饭店”、什么是“大世界”。

　　再举个例子，我所在地搞汽车展销，满媒体都是“巨无霸”式的宣传广告，让你觉得这是当今世界规模最大、品种最全的一次展销。可是，当我去转了一下才晓得：这不过是大城市汽车展销的一个小角——因为我见识过，所以有鲜明、深刻的对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

　　这就是被封闭的思想被传统“宣传”和“教育”的现实情况！

　　没被解放、开放的思想，正同笼中鸟失去飞翔功能的翅膀一样——确是人的悲哀！

　　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迈进，信息时代带给人们的开阔视野，我才有可能、有机会了解到精彩的世界，了解到发达国家的文明和进步；反省到封闭、落后国家民众的真实处境（如朝鲜），也正同我自己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处境一样，自以为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最值得骄傲的人，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为解放“至今仍生活在水深火热的世界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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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唱红歌”要作为一种国民教育方式加以推广的态势，著名学者徐贲先生质疑道：提倡者预言，“红歌”能够“提振社会‘精气神’”，定能有效地起到群众教育的作用。但是，靠“唱歌”，哪怕唱的是“红歌”，能让期待者心想事成吗？徐先生指出：当今中国确实非常需要有以普通国民为对象的道德教育或公民教育，社会生活许多领域中发生的道德危机、伦理失范、公民素质下降，面对这样的状况，人们热切的期待能找到道德教育或公民教育的有效途径和方法，这是很自然的。但是，道德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人们的道德判断能力，进行正确的价值选择；价值选择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而唱歌总是把人的注意力吸引到听觉的印象上，已经改变了道德信息的接受方式。“歌”把理性的“说理”和“判断”变成了一种直觉的“好听”和情绪化的“喜欢”，这就取消了它自己的道德教育作用，所以唱歌没法起到公民教育的作用。公民教育应该让人们了解公民的权利和责任，了解宪法和他们社会秩序和正义观的关系，了解民主法治的特征和运作。公民教育不是填鸭式的强迫灌输，也不是对动物的条件反射训练，它需要让国民通过自己在国家和社会中所扮演的实际角色，清楚地了解与公民行为世界有关的许多问题，例如什么是政府？政府成员从哪里获得权威，来制订、实施和执行法律、法规，以及如何处理关于法律、法规的争论？政府为什么是必须的？政府所做的工作中哪些是最重要的？法律、法规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如何评价、评估法律、法规？宪政民主制度的基本价值和原则是什么？为什么人民必须共同拥有（共享）一些价值、原则和信仰？等等。（徐贲的新浪博客《“唱红歌”是一种什么样的国民教育》）

　　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徐贲先生先后撰写了两篇关于“唱红”的文章。在《“红歌“的三个主题和爱国主义》一文中，对“红歌”作了归类分析，大体有3类，第一类是“歌功颂德”，这一类以政治运动歌曲为主，例如，大跃进的红歌《社员都是向阳花》，“文革”时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第二类是“歌颂幸福生活”，如《乌苏里船歌》、《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这一类歌曲因为有生活气息，没有咄咄逼人的政治气息，被许多人当作“抒情歌曲”来传唱。为什么唯独在中国这类歌曲成为“红歌”呢？因为这类“抒情歌曲”抒发的是“红色感情”，它歌唱的“幸福”和“快乐”是拜红色的救世主所赐，应该世世代代感谢不尽。所以，这是一种“幸福感恩”的红歌。第三类是“爱国主义”。爱国歌曲在别的任何国家都有，为什么到了中国，就成为“红歌”呢？这是因为，爱国的红歌，或者红歌的爱国，爱的是一个红色的国家，爱的是一个党、国不分的国。至于那些历史上留下来的爱国歌曲，要看它们与“白色”前政权的关系如何，才能决定能不能套上红的颜色。但难免会有人要问：要是这个国家不是红色的，该不该爱国呢？事实上，现在最能激动人心的爱国歌曲都是在中国还没有变红的时候就已经有的，包括现在的国歌，而且，在中国还没有变红的时候，人们的爱国心一点也不比唱“红歌”的人差。1935年5月，在救亡歌咏活动上，北平燕京大学、师范大学、育英中学等14所大中学校的歌咏团在故宫太和殿前广场举行“北平大中学联合音乐会”，由540人组成联合歌咏团，演唱了《同唱中华》、《一见敌人挥利剑》、《保国》等救亡歌曲。观众达3000人。当时北平新闻界赞誉为“气壮山河的故都盛事”。如果爱国不分党派，那么爱国就要不分颜色，唱爱国歌曲就是唱爱国歌曲，跟唱“红歌”没有什么关系。

　　总而言之，“唱红”作为政治权力介入和利用的产物，会改变唱歌这一娱乐活动的性质，使得唱歌成为一种政治活动，甚至政治运动，因此也就成为一种思想控制的手段，这是我们在“文革”中已经有了充分教训的。样板戏和语录歌之所以可怕，并不在于它们直接叫人作恶，而在于表面的美好词句和“精气神”后面，隐藏着一种仇恨、暴力的政治手段和愚弄百姓的洗脑目的。当这些“歌”被政治权力强势地推动之后，就完全可能成为新的惟我独尊的“红色文艺”……人们因此联想到了“文革”，将此视为一种可怕的不祥之兆，这样的联想应该不是没有根据的杞人忧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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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学武先生《奴性文化》一文说得好（刊载《杂文选刊》2011年上旬版2期）：在中国，有一种极其肮脏的文化源远流长。它让人学会低头，学会逆来顺受，学会谄媚。它既可意会也可言传，“官打民不羞”也算是“国粹”。它阴暗、肮脏，但却绵延不断，这就是奴性文化。

　　大抵一个地方奴性风盛行，必有一个强势的当权者，他所掌控的资源，决定着这一地方各色人等的升迁命运等等。所以，他的“臣民”要奴性十足，要绝对地服从。因此才出现了诸如指鹿为马等具有奴性文化特色的千古经典……在暴政和愚民教育的双重作用下，小民几近奴隶。

　　在一个奴性文化盛行的社会里，“人人生而平等”就是忽悠。即使有少数人想阳刚些，想“主人”些，也难以有空间。就像鲁迅先生说的：既然猴子可以变人，为什么现在的猴子不想变人呢？并非都不想变人，也有少数猴子想变人，它们曾经两条腿站起来，学人走路，并且说它们想做人。然而它们的同类不允许，说它违背了猴子的本性，把它们咬死了！中国人也并非都愿意做奴隶，也有少数人不愿意，他们要做主人，但是同胞们不允许，揭发他们，告密他们，于是他们就被……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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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深信不疑：在没有打破“坚冰”的体制之前，在没有自身得到彻底的改造之前，仅仅试图用“唱红”教化一个民族，尤其是指望用“红色光碟”去教化这个民族的后代，绝不是向前看，向前进，而是朝后看，向后退；绝不会激发这个民族焕发出——创造的精神，发展的动力，繁荣的活力。而那些冠冕堂皇的说辞，也不过为强行推行一种新的禁锢模式，给民众戴上新的思想枷锁而已！

　　我是多么希望，国民教育也能够与时俱进，跟改革开放、搞活经济一样，不自大喜功，自以为是，不再制造一批批毫无创造力和个性的“兵马俑”！……

　　当然，我们谁也不会因此“忘记”历史，“背叛”革命；恰恰相反，这正是历史的要求，革命的本质——人民的党由革命党成为执政党；它的人民也应该、也必然要由奴隶成为主人！

　　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阻挠民众觉醒、进步的说法和行为，都终将被民众所不齿、被时代所抛弃。

　　结论：我们谁也不想面对未成年人伸出小手的质问：你们给了我一个“美好的理想”，那么，“美好的现实”在哪里？！……

　　（星洪2011-4-2于青馨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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