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键：争论中的中国模式：内涵、特点和意义

胡键：争论中的中国模式：内涵、特点和意义

作者：胡键    来源：《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来源日期：2011-3-10

　　摘 要：就像数年前对“北京共识” 的争论一样， 国内外学术界对当前的“中国模式” 的研讨也是众说纷纭、歧见纷呈。中国模式既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国应对全球化的发展战略;否定中国模式的存在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而主张“慎用” 则是“惧外” 的表现。实际上， 中国在过去30年的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外交各方面都创造性地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体制。这种体制概括起来就是中国模式。当然， 中国模式是特定时空条件下的产物， 切不可将它视为无所不包的大杂烩，而中国模式的意义也只能在特定的时空中发挥作用。

　　本文系童世骏教授为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模式研究” (项目批准号：09&ZD001)和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软实力建设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 (项目批准号：08BGJ002) 的阶段性成果。

　　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国内学术界最初主要是从经济转轨方式的角度来考察的，而且更多地是置于中国与俄罗斯经济转轨比较的视野之下来探讨的：认为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休克疗法” 的激进模式是失败的，而相比之下，中国“双轨制” 的渐进模式却取得了成功。国内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颇多，这里不必枚举。不过，这些成果研究的视野是比较狭小的。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增强以及在社会民生诸问题上所取得的成就， 国内外学术界开始从国家的整体发展战略和现代化战略的大视野来探讨中国发展的经验及其根源。这里就不得不提及乔舒亚·库珀·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 (Beijing Consensus)①。雷默在其《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中提出了“北京共识” 的三个定理：大胆实验，使创新的价值重新定位，求变、求新和创新是体现实力的基本要素;超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衡量尺度，把重点放在生活质量上，追求公平与可持续的发展;发展不对称力量是应付复杂安全环境的最有效办法。更为重要的是，雷默用这一概念来概括中国的发展经验和发展道路，认为“北京共识” 是超越“华盛顿共识”的全新的发展模式，从而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反响。本来讨论的高潮很快就过去了，但没有想到的是，肇始于华尔街的金融危机很快席卷全球，特别是西方国家都深受金融危机的袭击而陷入困境，惟独中国经济似乎独善其身，很快就摆脱了金融危机的阴影;几乎与此同时，中国四川汶川爆发了特大地震，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在应对汶川特大震灾和举办北京奥运会中所展现出的“举国体制” 的优势，令世界对中国的整个体制都刮目相看。在这种情形下，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又重新升温，国内外学术界开始重新认识中国模式。

　　一、关于中国模式之争

　　当雷默提出“北京共识” 之时，处处都将“北京共识” 与“华盛顿共识” 进行对比，认为“北京共识” 是“华盛顿共识” 的“终结者”。结果，一些学者也是基于对“华盛顿共识” 的批评而来肯定“北京共识”，使得“北京共识” 一出来就是作为“华盛顿共识” 的对立面而存在，鉴于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北京共识” 应取代“华盛顿共识” 而逐步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学习榜样②。但是，冷静的学者却对“北京共识” 的提法在肯定的同时也怀有相当大的谨慎，一方面承认，在国内外许多人把中国的成功主要归结于经济发展的时候，雷默却从经济、政治、社会和国际关系等多个方面研究了中国模式， “事实上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命题”;但另一方面又强调，“北京共识” 的核心不在于“共识”，而在于“北京” 这个中国的象征，强调中国没有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可以照抄照搬的样板，而只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的道路，而绝不是“发展中国家理所当然应走的惟一正确的发展道路”㈤。学者们一方面接受“北京共识” 这一概念，认为“北京共识” 实际上就是“中国模式” 的另一种说法，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它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另一方面又认为，由于“北京共识” 与早已声名远扬的“华盛顿共识” 相对应而只是更容易吸引人们的眼球而已④。甚至有学者直白地说， “要慎用‘共识’一词”，如果把中国的经验上升为“北京共识”，甚至像“华盛顿共识”那样向外推广，那就大错特错了⑨。

　　这种谨慎的肯定一直延续到今天。当时谨慎对待“北京共识” 的学者，是主张用“中国模式” 的，但在今天热议“中国模式” 的时候，这种谨慎开始转向用来对待“中国模式” 了。这可以从关于中国模式的论争中看出这种谨慎之端倪。当前关于中国模式的论争，主要有以下几种看法：

　　一是“不用论”。这种观点认为，所谓模式就是固定成形的，其内部构型也是相对稳定的。

　　而中国的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就是像邓小平所说的那样， “摸着石头过河”，从来就没有固定的路子;所以说，中国根本没有形成所谓的“中国模式”，甚至连在西方都承认的中国经济模式， 国内极少的学者也强调，“我们还不能认为已经存在一个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 ①。对这一看法，读者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理解是中国的发展确实没有固定的模式;另一种理解是所谓固定的模式很有可能是以西方模式为参照物的，如果不是或不像西方模式，那么就不能成为模式。正如一些西方学者所说的那样， 中国没有按照西方的模式发展， 没有认同西方的政治理念，因而中国就没有模式，而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发展方式。

　　后一种理解的错误不言自明，发展模式显然不是只有西方一种;用西方模式作为参照物来衡量是否是模式，其本身就犯了“模式化” 的错误。以中国的改革“摸着石头过河” 为由来否定中国的发展模式，也是不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中国的改革最初确实是“摸着石头过河”，但随着路线图的日益明晰， 中国的改革转为“看清石头在哪里之后再过河”;再后来， 中国的改革蓝图就更加清晰，改革也变为“埋好石头再过河”，即知道河道哪里宽、哪里窄，河水哪里深、哪里浅，从而知道应该在哪里“埋下石头” 而更有利于“过河”。由此可见，中国模式的确不是一种固定的模式、方法或道路，而是不拘于任何一种成法的思维方式与实践精神，是一种什么好就拿来，有多少好就拿多少的“拿来主义”。这正是“中国模式” 成功的关键。

　　二是“慎用论”。这种观点承认中国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模式，但主张不要直接说出“中国模式”。在持这种观点的学者看来， 长期以来，现代化发展模式， 不只是一种发展道路，它蕴含着特定的价值取向。中国模式作为与西方模式相对的东西提出来，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 中国模式更多的是一种价值， 是挑战西方价值的价值②。这显然超出了西方思维中所接受的范围，因而会被西方视为是对西方价值的挑战和竞争，进而认为中国模式是对西方的威胁。但是，全球化并不是趋同化，现代化也不是西方化。全球化强调的是“和” 而不是“同”， 现代化也不是“西化”，不同国家的现代化应该有各自不同的路径和模式。因此，别拿西方标尺来衡量中国模式。众所周知， 中国今天所取得的成功不是照抄照搬西方模式的结果， 而是基于中国在发展模式上的伟大创举。在举世瞩目的成就面前，却因害怕成为“中国威胁论” 的依据而不敢用中国的话语来概括自己的经验和发展道路，那么，中国还可以通过什么方式来说明白己呢?中国又靠什么来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呢?

　　三是“必用论”。这种观点认为， 中国模式是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的总结， 是中国“成功之路” 的理论解释，更是一种特殊而且出色的利益平衡方式。用“中国模式” 来总结中国的经验，“能够提供新鲜知识，促进我国学界对本土文明的自觉，从而促进‘中国话语系统’ 的形成，以及‘中国学派’ 的崛起”⑧。对很多西方人来说，他们总是在黑白对立的认知框架下来认识中国模式，从而认为中国模式就是对西方模式的挑战;但是，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模式的意义在于其到底是否能够成为有别于从前其他所有现代化模式的一种替代模式。因此，中国模式不仅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对世界的发展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也具有借鉴意义④。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有着十分特殊的历史和国际经济背景。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基本上沿用的是“苏联模式”。苏联解体之后，福山提出了“历史总结” 之说，认为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

　　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胡键：争论中的中国模式：内涵、特点和意义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理想”。与此同时，中国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中国社会经济的过渡似乎在实践上应验了福山的观点，以为中国也会走向“华盛顿共识”。然而，与福山预料相反，中国没有走向自由市场经济，而是走向了可调控的市场经济。这种类型的市场经济，不仅使中国成功地应对了1997年的金融危机，而且也实现了经济的腾飞。所以，在进入新世纪以后，西方学者也开始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发展模式。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是西方学者第一次公开认为“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社会、国际关系等多个领域的新的发展模式”①。而最近又有西方学者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在审慎考察中国的发展历史之后，在《当中国统治世界时：中国的崛起与西方世界的终结》一书中更深刻地剖析了中国模式的内涵②。而从国内学术界来看，以上三种看法比较有代表性。“不用论” 的观点，实际上代表了两种情况：一种是中国改革在探索中发展，也没有固定成形的框架;另一种是所谓的“代价论”，认为中国的发展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不能成为模式。这种观点显然对中国过去3O年的发展表现出相当大的不自信。“慎用论” 的观点，虽然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但认为中国如今还是发展中国家，因而要继续“韬光养晦”，不要冒犯西方，不要公开说中国模式。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一种“惧外” 的表现，是谦虚中透露出谦卑，也透露出思想上犯了“西方恐惧症”。“必用论” 的观点主张全面总结中国30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且认为这正是源自中国模式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这种情况表现了中国的自信。不过，这种观点在表达中国自信心的同时，也应避免让国际社会因中国的自信而认为中国“傲慢” 和“强硬”;同时，也要避免因担心西方国家散布“中国模式威胁论” 而放弃自己的自信。

　　二、中国模式的内涵及其特点

　　以中国改革没有固定的方法、路径和中国模式尚未成型来否认中国模式的存在，显然是不对的。实际上，西方模式也一直在变化之中，不可能有永恒不变的模式。英国在撤切尔夫人时代经济上推行大规模私有化，而在布莱尔时代则重新国有化，但谁也不能否认英国模式的存在;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也存在着不同的执政方式，但美国模式也不能因此而消失。由此可见，变化的只是模式的“边界” 在变动，其核心和骨架是相对稳定的。中国模式也是一样，中国30年的现代化实践证明了中国模式的存在，但其“边界”、“外围” 是不断变化的。中国模式正是通过其“边界”、“外围” 的变化而不断得到调整，并因此而不断走向完善。我们在这里讨论中国模式的内涵，主要是指中国模式的核心架构，即骨架或内核。为此，我们要避免把中国模式当作一个无所不包的大杂烩， 不能把中国凡是积极的成份都放在中国模式的“袋子” 中。如果把所有中国积极的成份都放人中国模式之中，就很可能会对中国模式产生误解和曲解。中国模式的骨架是相对固定的，而且中国模式是特定时期、特定空间的一个概念。特定的时期，就是指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建设发展最突出的时期;特定的空间，是指中国特别是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的疆域。任何超出这样的时空条件来讨论中国模式，都会导致对中国模式内涵的不正确理解。

　　当前，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大多数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基本上只是从经济的角度来分析，而刻意回避中国模式的其他方面，甚至否认中国模式还有其他的内涵③。即便是从经济角度来讨论中国模式，也没有真正揭示中国经济模式的实质性内容。大多数学者只是看到经济高速增长的表象，而没有发现中国经济模式的内在要素。也就是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并没有完全搞清楚。西方媒体包括相当一部分学者在理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中国经济崛起的奇

　　迹时，往往只是从表面现象来解释，并提出了所谓的“廉价劳工论”、“外资推动论”、“出口拉动论”、“威权政府论”，等等。但这些都不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性原因。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还包括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和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相互配合的调节体制，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引进来” 和“走出去” 相结合的对外开放体制等①。实际上，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素， 即四大支柱： 国家对土地的控制权和民间的有限土地使用权， 国有金融和大型企业及事业机构， 以家庭和社区中小企业为基础的自由的劳动力市场，以家庭和社区中小企业为基础的自由的商品一资本市场②。这四大要素的合力作用才促成了当今中国的经济奇迹，或者说，这四个方面也正是中国经济模式的关键要素。

　　但是，中国模式的内涵远不止在经济方面，中国的经济模式是由中国的政治模式促成的⑧，而中国的政治模式则是中国社会模式的结果，中国的社会模式则是中国模式的内核④。因此，除了从经济的角度来考察中国模式之外，我们还必须从政治、社会、文化和对外关系等方面对中国模式的内涵进行综合分析。北京大学的潘维教授提出， 中国模式由三个子模式构成： 由四个支柱构成的“国民” 经济所体现的经济模式， 由四个支柱构成的“民本” 政治体现的政治模式，由四个支柱构成的“社稷” 体制体现的社会模式 。潘维从经济、政治和社会三个层面剖析了中国模式，但缺少了对中国文化模式、中国外交模式的分析。潘维在自己的文章中也承认了这种缺陷的存在。即便如此，这仍然是迄今为止关于中国模式内涵的最完善、最全面的概括，也是从理论上对中国模式的最详尽的分析。

　　关于中国经济模式，潘维从经济的四要素(劳力、土地、货币、企业) 的相互关系，阐述了中国经济模式的四大支柱。任何经济制度包括经济体制的创新都应该包括三个核心内容，即说明经济模式或者说经济体制合理性的“意识形态”、一个完整的组织构架和一个用来配置资源的机制⑥。显然，潘维的中国经济模式只概括出“一个完整的组织构架”，至于支撑经济体制合理性的“意识形态” 和资源配置机制基本上没有涉及。从意识形态看， 中国经济模式的最大特点是在意识形态上不仅摆脱了苏联意识形态的束缚，而且也超越了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落地” 在中国获得普遍性的认同。这是中国经济模式合理性的关键所在。从资源配置机制来看，中国经济模式不仅解决了资源配置的手段问题，而且还解决了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中“国” 与“民” 谁优先的问题。在“国” 与“民” 中， “民” 具有优先性， 即改革首先在“国” 的“蛋糕” 暂时不动的前提下，对“民” 进行改革并产生利益增量，从而为改变“国” 的利益格局奠定基础，也就是所谓的“增量改革”，是中国经济模式的最大特点。中国经济模式的“产出型” 特点，正是中国经济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的经济模式是由中国独特的政治体制而生的，所以研究中国的经济模式必须要分析中国的政治模式。不过， 西方在讨论中国政治模式时，总是带着有色眼镜来看问题，并且总是拿西方的标尺来衡量中国，认为中国政治“不民主”、“不透明”，是“极权主义模式” 等，多为荒谬的论调。关于中国政治模式的研究，国内学术界一般是从政治体制的角度来论述的，这方面研究成果相当多，不过这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相比之下，从政治发展的角度来研究中国政治模式的却很少。在这方面， 一些境外学者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郑永年教授是较早从政治发展的角度分析中国政治模式的学者。他指出， 民主化不是一个国家政治发展的唯一目标，除了民主化，政治发展还有其他很多同样重要的目标，如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等;而对于

　　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胡键：争论中的中国模式：内涵、特点和意义这些目标而言，秩序和物质基础是重要的前提条件。中国的政治模式就是保证秩序和物质基础的政治安排①。日内瓦国际关系学院的张维为教授从中西方政治发展比较的角度探讨了中国的政治模式，认为中国政治模式是一种把“选举” 与“选拔” 结合起来、把程序合法性与政绩合法性结合起来、既了解“民意” 又懂得“民心” 的政治安排②。应该说，这些研究都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中国模式的内涵。

　　国内对中国政治模式研究比较深入和详细的是北京大学的潘维教授。他从四个方面揭示了中国的“民本” 政治模式：现代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强调功过考评的官员遴选机制;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独特的政府分工制衡纠错机制③。这里的“民本”政治模式包含了政治主体、政治运作的构架、政治文化，但作为政治安排的政治模式还应该包括政治决策的方式。从中国30年的政治发展来看，中国政治决策方式简单又抽象地说是一种“供给型”。从政策的制定到推行都是政府主导的，即便有些改革举措是从民众中开始试验的，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但最终也是在纳人政府的政策之后才在政府的主导下得以全面推行。这种“供给型” 的模式，既是中国政治模式的最大特点，也是中国良好社会秩序的重要保障。关于中国社会模式，学术界一般是从社会结构、社会分层来探讨的，认为中国是一个二元结构非常明显的社会分层模式，这是社会学的解读，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内容。这里仍然是从现代化发展模式的角度来探讨中国社会模式。在这方面，研究成果几乎是空白，惟有潘维第一个采用了这一概念并进行了详细剖析。他认为， 中国的社会模式是中国政治模式的直接原因， 它也是由四个支柱构成：分散流动的家庭构成中国社会的基本单元;平等的社区和单位构成了中国的社会网络;社会网络和行政网络天然重合，在基层彼此嵌入、相互依存，形成弹性开放的立体网络;家庭伦理观渗透社会组织和行政管理的逻辑 。这是迄今为止对中国社会模式最全面的概括，但应该看到其中还是有所欠缺的。虽然这里涵盖了中国社会的结构单元、社会网络构成、社会网络与行政网络的关系等，但在社会网络与行政网络的关系问题上，潘维的观点是二者重叠且相互依存，但实际上两个网络是有区别的，而且不是相互依存，社会网络依存于行政网络之中，甚至可以说是行政网络的一个特殊部分。这是中国与西方的最大区别之处。西方的市民社会是作为行政网络的对立面而存在的，且通过批评行政系统来发挥对社会秩序的维护功能，但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中国的公民社会网络虽然也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培育起来，但这个网络与行政网络在价值取向上保持相对一致而存在，而且它是通过作为行政网络的重要补充来发挥对社会秩序的维护功能的。从实践来看，其维护社会秩序的效果远比西方市民社会要好⑧。中国的公民社会网络不仅共享行政网络的价值，而且也共享行政网络的利益，并通过政治参与、经济参与等行为合理地“消费” 行政网络所提供的各种资源。由此可见，中国社会模式是一个“需求型” 的模式。中国的经济模式、政治模式和社会模式之所以不同于西方，原因在于中国拥有不同于西方的思维方式，而中国的思维方式是由中国独特的传统文化所决定的。中国传统文化既是中国模式的智慧来源，也是中国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次在中国的话语体系中提出“文化模式” 的是梁漱溟先生。他在20世纪20年代所著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第一次从现代化的视角用这一概念赋予了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世界意义。此后，就鲜有人再论及这一概念， 即便有所涉及，也只是从文化学视角来阐述不同民族的文化结构， 而没有涉及文化对现代化的意义。

　　那么，从现代化意义来看，中国文化模式是什么呢?沿着潘维的逻辑，笔者认为，它也由四大支柱构成：“重天道”、“法自然”，着重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和生命本真的价值提升的自然主义;强调“人最贵”、“惟天地万物之母，惟人万物之灵” 的人本主义;反省自求、提升自我的内省主义;“克己复礼” 的礼仪主义。四大支柱融和了道、佛、儒三家之精粹乃至其他众家之所长，从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模式的基本框架。但是，这里并没有体现出文化模式对现代化的意义。其实，文化本身对国家的现代化不是直接发生作用的，文化是通过滋养和塑造国家的品格而对国家的现代化发生作用的。英国著名诗人雪莱曾说过，品格在重大的时刻表现出来，但它却是在无关紧要的时刻形成。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经历过多次重大时刻并成功应对，这其中所表现出来的“中国的品格”，是在中国数千年文化的滋养下形成的。“中国的品格” 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 是中华文明所打造出来的一种特有的品质①。这是中国现代化能够走到今天的文化根源。

　　中国文化并非是一种单质文化，从主脉来看，中国文化主要是儒、道、佛三家，道家以“道” 为本，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和谐与生命本真的价值提升;儒家以“仁” 为本，致力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和谐和人的内在价值的提升;佛家以“德” 为本，强调人内心的和谐和心智价值的提高。但是，中国文化并非仅此三家而已。在中国文化数千年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无论是中国边缘少数民族文化还是非中国文化圈的其他文化，一旦进入中国文化环境之后，都会被它吸收和接纳而成为自身的一部分。由此可见，中国文化最大的特点是多样性与包容性的统一， 中国文化模式是一个“包容型” 的模式。

　　中国的外交模式也是中国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上热议中国外交模式，是在北京奥运会前后，而且主要是从中国软实力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世界、是否对西方构成挑战来讨论中国外交模式的。仅2008年，美国多家机构的研究报告都涉及到了这一问题，但都认为中国的崛起目前还不足以抗衡美国的实力;但是，把中国与美国的国际影响力作出如此详细和扎实的比较，显示美国对“北京模式” 已不再轻看②。2008年9月24日，美国《世界日报》发表社论，指出中国的对外模式，尤其是务实外交，正在取得巨大的进展，北京的双赢外交风格注重短期的共同经济利益，赢得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注意。这可能是最早使用中国对外模式的西方媒体。那么，中国外交模式的内涵是什么呢?笔者认为，也应该包括四大支柱：和平发展的国际政治观;独立自主的外交方式;政府外交为主与公共外交为辅但越来越重视公共外交的外交手段;巩固和发展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为外交政策基石。

　　和平发展的国际政治观包括中国的新秩序观、新安全观、新发展观、新气候观等一系列有关世界安全与发展的战略性主张;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式包括独立自主、国家主权和国际利益至上、不结盟、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等政策主张;政府外交的目的在于为国内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公共外交的目的在于塑造中国的良好形象，二者“各司其职” 但又相互补充;巩固和发展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为外交政策基石，这不仅包括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角色定位，也包括中国以什么样的身份来处理中国的各种双边关系和多边关系等策略主张。由此可见，中国的外交是以天下主义为理念、以超越自我中心主义为视觉来观察世界、以“尚中贵和” 的“中庸”之道来处理中国与世界关系、以软实力为优先的一种模式， 因而中国外交模式是一个“内敛型”的模式。长期以来，西方散布的“中国威胁论”、“中国不确定论” 以及自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以来抛出的“中国傲慢论”、“中国强硬论” 等， 实在是因为西方太不了解中国文化， 因而也就不能把握在这种文化环境影响下的国家行为方式。

　　三、中国模式的意义

　　关于中国模式的意义，大多数学者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认识的，认为从中国内部来看，中国模式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它在中国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从外部来看，它因带来经济高速发展而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效仿的一种模式;而在金融危机冲击之下，在中国崛起的映衬下，西方的衰退显得更为严重，所以中国模式在一些学者看来似乎也是西方学习的榜样。显然，这是浅层次上的意义，并没有涉及其实质。要真正认识中国模式的意义，必须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考察：一是中国模式究竟是一种促进经济高速发展的手段，还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种路径?假若认为中国模式最大的意义在于它使中同经济实现了举世瞩目的高速发展，那么就意味着中国模式只是一种经济发展的手段。手段是中性的，谁都可以使用。因而，中国模式就具有普遍性的意义，中国可以用，其他国家也都可以用。如果认为中国模式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那么，中国模式具有特殊的价值取向，因而中国模式的意义就应该主要是在中国自身，即便对世界其他国家产生影响，也是通过对中国自身的影响而对世界产生问接的借鉴作用。如果把中国模式的意义集中在促进经济高速发展之上的话，那么，那些经济落后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乃至在金融危机之下经济陷人困境的西方发达国家，都可以采用这种模式来促进经济发展。这也正是西方散布“中国经济威胁论” 的另一个重要理由①。不过，赞同中国模式的学者有一个共识：中国模式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球化进程中形成的一种发展战略。如果把中国模式视为一种经济发展的手段，那就把它的内涵缩小了，而把它的使用范围扩大了。无论是把中国模式的内涵缩小还是扩大它的适用范围，这两种情况都错误地理解了中国模式的意义。

　　二是中国模式究竟是一种在特殊文化背景下、在特定国情下形成的、只适合于中国的现代化战略，还是不分文化背景、不分国情而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化战略?如果是前者，那么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中国模式就只能适用于中国。任何超出中国的范围来谈论中国模式的意义都是对中国模式的错误理解。问题的关键在于，现在西方越来越担心中国模式会成为西方模式的威胁，因为它们担心中国把自己成功的发展模式向广大发展中国家输出。问题还不仅限于此，在西方模式遭受金融危机重创的情况下， 中国模式在不少国家包括部分西方国家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示范效应;所以，西方感到中国模式作为西方模式的现实挑战已经不可避免②。在西方看来，不只是中国的经济模式所产生的巨大“产出效应” 早就对西方产生了“经济威胁”，而且中国政治模式的超常动员能力充分显示出中国的举国体制和民主模式的巨大优势，更是对美国民主价值观的“嘲讽”，是美国政治制度的强有力的“竞争者”⑧。实际上，西方主观上有意把中国模式“推广” 到世界其他国家，从而导致中国模式“被具有” 普遍性的意义。而在中国看来，中国模式是中国沿着人类民主政治发展的逻辑创造了中国自己的民主模式④，并不会使中国模式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全球共识”。

　　三是中国模式究竟只是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历史经验的总结，还是在总结改革开放30年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勾画了中国未来发展的蓝图?假若中国模式只是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历史经验

　　的总结，那么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最多是一种经验性的启示，而且这种经验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效应将慢慢消退。假若中国模式既是对过去30年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又是未来发展的蓝图，那么它就具有长期的效应。毫无疑问，中国模式是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历史经验的总结，把30年的经验和所取得的成就归结为“中国模式”，是因为没有别的更好的概念可以概括。 “中国经验”、“中国道路” 等概念，有不少学者在使用，但这些概念的内涵显得太小，不足以概括过去30年这段历史的丰富实践及其成就。更为重要的是， 过去30年中， 中国并不像有的学者所说，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政治发展滞后;而是如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中国大趋势》一书中所说的那样，中国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中国模式”将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影响整个世界。既然是这样，那么中国模式就不只是对过去历史的总结，而且还将创造中国未来发展的基本制度构架。对历史总结的意义与对未来发展构架的意义相比，两者虽然都很重要，但中国模式对中国未来发展构架的意义可能更为重要。

　　四是中国模式究竟是一种着眼于内部发展的模式，还是着眼于外部拓展的模式?如果中国模式只是着眼于内部发展的模式，那么中国模式I是封闭型的;如果中国模式只是着眼于外部拓展的模式，那么它就是一个扩张型的模式。显然，两者情况都没有真正揭示中国模式的意义。在内部与外部的关系上，中国模式的意义就体现于，既要着眼于内部的发展，又要兼顾外部的拓展，但主要目标是内部的发展。这是中国的责任，也是中国模式的责任。中国模式是中国实践的产物，它必须回应中国实践中的所有问题。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内部发展存在着严重的二元现象，改革、发展、稳定仍然是关系到中国整个发展进程的三大战略性问题，而发展则是中国的重中之重。因此，中国模式首先是要解决中国内部的发展问题。但是，全球化与全球性问题的关联性使中国的发展又必须关注外部问题，特别是与中国内部发展息息相关的全球性问题。在这种情形下，中国不得不参与到全球化进程和国际社会中去并承担与自身身份相适应的国际责任，从而有效地拓展中国的国际利益。这样，对外开放、国际合作、和平发展就成为中国模式的题中应有之义。此外，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 内部的任何一个问题都有可能成为全球性的问题。因此，从这一方面来看， 中国模式的意义在于，作为中国内部发展的模式也深深地影响着全球治理。从上述四个方面来看，要正确理解中国模式的意义，就要坚持内涵与使用范围的统一，即要把握中国模式的内涵和它被使用的范围;要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即要放在中国的文化背景和历史条件下来发挥中国模式的功效，而不可使之成为全球的价值取向;要坚持历史与未来的统一， 即中国模式既是对中国过去30年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中国未来发展战略的基本构架;要坚持内部与外部的统一，即中国模式是中国内部的发展战略，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和平也需要中国的发展;因此，中国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某种全球治理作用。当然，中国模式还不完善，它需要随着中国现代化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也必然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但它的基本骨架是相对稳定的。中国模式的生命力就在于，在基本骨架相对稳定的前提下，随着国际国内的形势变化而在内容上、机制上不断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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