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转变发展方式为什么迫在眉睫

周天勇：转变发展方式为什么迫在眉睫

作者：周天勇   来源：新京报评论周刊   来源日期：2010-12-25

    从理论上讲，发展模式是经济发展的方式、方法和途径等等，而一、二和三产业结构不合理，可能是发展方式不当的一个结果。中国到了一个发展道路的十字路口中间。 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其发展的“陷阱”，就是因发展道路的选择不当，跌入长期的经济低速增长、经济社会动荡、国家困难、人民困苦、矛盾重重之中。那么，如果现代化道路选择不当，未来是不是有一个发展的“中国陷阱”呢？我认为，可能是有的。

　　（全文）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中央关于制订十二五规划的建议和刚刚过去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转变发展方式，其实也就是转变发展模式。那么，中国发展模式到底有哪些问题，需要进行哪些调整?

　　中国经济发展的四个结构偏差

　　从理论上讲，发展模式是经济发展的方式、方法和途径等等，而一、二和三产业结构不合理，可能是发展方式不当的一个结果。

　　因此，可以这样说，一个方面的发展途径与另一个方面的发展途径不相协调时，结果往往会造成发展模式结构方面的问题，结构偏差便是其一。

　　中国经济发展方面最大的问题是结构偏差和扭曲。其表现在以下这样几个方面。

　　1、三次产业的生产结构与劳动力就业结构之间，存在着偏差和扭曲。

　　从表1的结构比较看，2008年，第一产业就业劳动力比率近40%，其增加值比率只有11.3%，也就是农业占全国2/5的劳动力，却只创造和分配了1/10多一点的国民生产总值;

　　而第二产业就业比率为27.2%，其增加值比率却为48.6%，工业只有1/4多的劳动力创造了一半的国民生产总值。

　　农业增加值占GDP比率持续下降，是工业化的一个趋势，如果农业劳动力转移过慢，农业生产增加值下降过快，其结果，就是农业劳动力和人口，与非农业人口和劳动力收入之比会持续拉大。

　　2、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和服务业比率之间的偏差。

　　通过表2可以看出，世界平均水平，在1995年人均GDP2500美元上下的国家，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60%，服务业就业比率和增加值比率分别为65%和55%;

　　而中国2008年人均GDP3200美元时，即在比2500美元高700美元的时候，城市化水平却只有45.7%，比世界平均水平滞后了14.3个百分点;服务业就业的比率只有33.2%，比世界平均水平低了31.8个百分点;服务业增加值的比率只有40.1%，比世界平均水平低了近15个百分点。

　　从要素结构配置的格局看，第二产业与其他产业相比，是资本较为密集型的产业，第二产业增加值比率高，而就业比率低，则资本所有者和国家分配的就多;

　　而服务业是劳动密集型领域，其就业比率低，只能说明，劳动力在第三产业财富创造和分配较少。实际的后果就是，就业十分困难，资本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的分配差距会扩大。

　　综合上面三次产业生产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分析，实际上是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而城市化滞后却导致人口居住的分散，消费方式和市场容量的问题，使服务业发展缓慢，从而使第一产业中过剩的劳动力无法向第三产业转移。

　　而劳动力就业不足，使劳动在GDP中的分配率下降，资本和国家分配比率上升，结果引起一系列的投资与消费比率失调，国内消费不足使国民经济对外依赖性程度越来越高。

　　3、经济发展水平、企业规模结构、每千人口拥有企业数量之间的偏差和扭曲。

　　从世界各国企业规模结构与就业的规律看，一国企业的97%到99%为中小企业，劳动力的65%到80%在中小企业就业。这一点在中国也是如此。

　　但是，中国与世界其他一些国家的差距在于，每千人企业数量将5个个体户折成一个企业，再加上注册登记的企业计算，2007年按照国家工商总局的数据计算，中国每千人口只有11个，而发达国家和地区一般在50个左右，发展中国家也在25个左右;中国大学生毕业后创业率前几年仅为1%，这两年上升为3%，但比发达国家的20%要低得多。

　　中国大学生毕业创业率低和每千人口企业数量少的原因在于，因为大项目、大资本、大企业、大的基础设施等等，对于GDP和地方财政税收的贡献要比小企业来得快和规模大，地方党政领导重视大企业的发展，而忽视小企业的发展;政府管制和税费负担方面对小企业发展不利;由于中国社区小银行发展不足，小企业融资非常困难，几乎没有融资的渠道;大学教育较为失败，学习内容中毕业后没有用的知识较多，是灌输式的教育，而不是案例式的教育，创业和创新能力都较差。

　　企业规模结构上，由于能大量吸收和容纳劳动力就业小企业数量相对较少，导致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缓慢，城镇实际失业率较高，劳动要素在GDP创造和分配的比率较低，居民收入增长比资本和财政收入增长慢。

　　农业剩余劳动力多导致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因失业而低收入和贫困的人口多而居民间的收入差距也较大，劳动要素分配比率低又导致消费能力弱，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失调，生产的出口依赖性较高。

　　4、经济发展总量与产业竞争力之间的偏差。

　　中国的GDP总量已经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2009年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为22072.7亿美元，对外贸易额总额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排位在第三。

　　2009年中国外汇储备达到2.399万亿美元，占全球储备比重达到30.7%。作为G7成员国的日本，外汇储备约有1万亿美元，是第二丰厚储备的国家。而美国的外汇储备只有454亿美元，较尼日利亚(430亿美元)仅多出24亿美元。

　　但是，中国的经济总量与质量和竞争力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偏差。

　　一是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40%左右，比发达国家的65%左右仍然差距较大，一些企业的研发水平、专利储备、技术工艺、装备程度、集合能力等等，比国外同类企业，差距也很大。整个工业的总体技术水平还有待于提高。

　　二是在产业组织上，一些应当提高集中度的行业，存在小散乱的情况，与外没有竞争优势。比如，我们的钢铁行业，平均企业生产规模比世界发展国家水平低得多，在与铁矿资源进行价格等方面的谈判时，没有整体议价地位和力量。

　　三是工业体系在标准化方面水平也还很低，国内产业标准建设方面也滞后，在对外贸易中，常常被国外同类产品的标准体系所阻碍，出口竞争的标准竞争力较低。

　　四是国内工业中大量使用农业转移的劳动力，文化、技能和智能等素质都较低，导致生产规程、标准不能很好地被执行，生产和产品的质量由于劳动者的素质较低而受影响。

　　这些偏差致使中国在世界贸易中有核心竞争力的产品较少，出口产品总体上附加价值较低，出口容易受标准、低碳、环保等等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不利影响，还有一些产品消耗了我们的资源，污染留在了国内，贸易还不平衡，人民币相对升值和美元的相对贬值，致使出口顺差外汇受损。

　　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结构问题，但其中有的也是上述四个结构偏差和扭曲的关联和衍生问题。

　　警惕发展陷入停滞

　　中国到了一个发展道路的十字路口中间。

　　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其发展的“陷阱”，就是因发展道路的选择不当，跌入长期的经济低速增长、经济社会动荡、国家困难、人民困苦、矛盾重重之中。

　　那么，如果现代化道路选择不当，未来是不是有一个发展的“中国陷阱”呢?我认为，可能是有的。

　　那么，发展的“中国陷阱”是什么样呢?与“拉美陷阱”不同和相同的是：

　　一如果继续偏重工业发展，偏重大企业、大资本、大项目对增长的推动，忽视服务业的发展，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剩余劳动力规模很大，将会形成比拉美更加严重的失业率高企和社会剧烈动荡的局面;

　　二是如果城市化进程继续滞后，如果农村人口和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过慢，而农业生产增加值占GDP比率下降速度过快，再加上资本分配能力较强的大工业和大企业发展过多，而能增加就业和增加居民收入的小企业发展不足，加上不开征财产税，则基尼系数会上升到与拉美一样的水平，甚至超过拉美;

　　三是如果目前的房地产局面得不到改善，与拉美不一样的是，由于居住成本太高，农民进得来，但留不下，向城市转移的农民，青年时到城市工作，居住条件很差，人口在城乡之间剧烈流动，中老年失去工作能力回农村，农村老龄化将快于城市;

　　四是中国与拉美不一样的，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如果在平衡地区发展差距方面没有有效的办法，则地区和民族矛盾会出现;

　　五是与其他跌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一样，经济发展方面，可能发生中断，或者大起大落，陷入长期的低速度增长，甚至停滞;财政金融体系方面，可能负债很高，赤字高企，形成房地产泡沫，潜伏很高的金融风险。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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