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7日，89岁高龄的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坐着政府专配用车，为12名失地农民代表开道，带其到云南省政协反映问题。他为民请命的事在网络传播后，被网友称为“最可爱官员”。与此同时，他也受到了来自两方面的压力，有人威胁“灭口”，有官方人士则批评他不该以省政协原副主席的身份，开着政府的配车带上访农民进入省政协大院，称农民有冤屈应走正常渠道反映问题。

    “为民请命”、“最可爱官员”的帽子，这位89岁的老人已经敬谢不敏。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作为一个卸任干部为群众反映诉求没什么值得赞颂的，如果引起了网民的轰动，那只能说现在的官员真正为民办事、对人民充满感情的变少了。”这一席话把这起轰动网络事件的本质清晰揭示了出来：因为长期的积非成是，一些官员的价值观和判断标准发生了严重倒错，使得一个十分正常而又简单的行为居然都变成了另类。

    积非成是，是非倒错，某些地方所呈现出的这种基层政治生态真让人瞠目结舌。“正常渠道”、“正当手段”、“正确途径”，类似说辞公众耳熟能详。但细究其质，所谓“正常”、“正当”、“正确”的面目就十分怪异了。“农民有冤屈应走正常渠道”的言外之意，政协干部为公民向政府反映其诉求显然是非正常的，那么国家政治体制所规定的政协“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职责从何处体现？政府配车不该为公民上访提供方便，那么这些由纳税人供养的公车，其用途究竟是什么？以一省政协原副主席身份之尊带着农民上访不妥，是不是说我们的高官应该和民众隔绝起来才能被称为“正常”？……从官方人士对杨维骏老人的批评中可以清楚看出，在当前的官民关系中，实在有太多拨乱反正的工作亟待开展。

    杨维骏老人为民请命的初衷非常单纯，他在接受采访时，对这群失地农民一连用了两次“可怜”。首先是处境可怜，“他们的土地和房子都被政府征用了，但各种手续都没有，安置房也没有下落”；其次是根本没有一个通畅的表达诉求的渠道，“他们四处上访，到有关部门信访都没用，都在踢皮球”，“农民自己去的话，连政协的大门也进不去，有门卫，领导不会见他们，……老百姓自己去信访，拖到猴年马月也不见得有人管，农民太可怜了，有些官员对待群众的感情太淡薄，太冷漠。”正是失地农民哀哀无告、维权无门的困境，激发了这位副省级退休高官的悲悯之心。而一如杨维骏所言，这种朴素的感情，原本是执政党赢得民心的基础，问题是这一基础正在被破坏，而且俨然已被某些官员视为“正常”。

    杨维骏老人以其特殊身份，终于引起了国土部门的重视，“承诺调查”。尽管承诺之后如何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但即使失地农民因为碰上了对人民充满感情的杨维骏，最终获得了一个满意的结果，也终究只是个案。在和既得利益集团远不对称的博弈中，许多公民的合法权利都被剥夺殆尽，且没有一个可靠的权利救济渠道，因此郁结了大量的社会矛盾。杨维骏老人虽然可敬，但以其个人的力量，仅解决昆明一个地方的社会矛盾显然也是杯水车薪。因此杨维骏老人所说的“还是体制有问题”也就是一个顺理成章的判断。

    针对体制上存在的问题有多种解决办法，其中波澜不惊的一种是在现行体制框架内的自我调适。杨维骏作为副省级高官，堪称典型的体制中人，他的为民请命实际上就是在做这种调适和润滑的工作，因为他对民众流露的情感，其所做的每一件事，无不是现行体制历来主张和倡导的应有之义。从这个角度观察，杨维骏老人的行为，不仅对现行体制不具备任何攻击和威胁性，而且有助于提高体制的亲和力，然而尽管如此，他仍然受到了体制内部的压力。这种不正常的现象中所蕴藏的丰富含义，值得公众玩味，也可以为我们的下一步改革提供镜鉴。

----中国社会治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