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绍伟：中国“民主论战”中的四大派系---兼论

方绍伟：中国“民主论战”中的四大派系

---兼论现实视角下的民主与专制

作者：方绍伟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0-11-29

　　最近一段时间，网上关于民主与宪政的讨论又硝烟四起。讨论民主问题最重要的是弄清起点，起点如果不清楚，问题就不可能谈透，随后的争论可能就会混乱不堪。就是说，认识民主要从“起点意识”开始，现在的社会已经多元化得厉害，“起点意识”是为了防止单一思维，而单一思维所产生的信念往往是偏执的源泉。

　　按照我的“起点意识”，认识民主可以有四个角度：强权的角度，规范的角度，概念的角度，现实的角度，由此也就形成了当下中国“民主论战”中的四大派系。

　　1，派系特征

　　“强权的角度”当然就是政府看待民主的角度，在中国，政府的最高利益是经济学术语所说的“政权垄断最大化”，所以，民主必定是“在不民主的体制内建立民主体制”的民主。更明确地说，“强权角度的民主”是民主体制被纳入了政治治理，不是政治治理被纳入民主体制。这是一种“被动民主”，它的推进必然服务于“政权垄断最大化”，也正因此，“被动民主”的逻辑是稳定、有序、可操控、我行我素。总之一句话：“我说什么是民主，什么就是民主”。

　　官方意识形态对这一逻辑的维护和美化自然就是必须的，我们常听到的“中国特色的民主”、“社会主义宪政”等等，就是典型的例子。在这一视角下，官方的“新两报一刊”阵容豪华，毛左、新左、洋左也前呼后拥，蔚为壮观。

　　“规范的角度”当然就是以“普世价值”看待民主的角度，“规范角度的民主”最关心的是民主的真假，所以，官方的“被动民主”对他们来说是不能接受的，是假民主，他们要的是“政治治理被纳入民主体制”的民主，是“主动民主”。

　　可是，“规范角度的民主”存在一个天大的困难，这就是如何实现“从规范到实际”的操作。刘晓波走的是“体制外推进”的道路，成功的希望大家都比我清楚；蔡定剑走的是“体制内推进”的道路，成功的希望大家也比我清楚；当然还有一种“中共内部分化”的愿景，成功的希望可能也只有天知道。“规范角度的民主”逻辑上并不彻底，但它却有理论的自信，又有西方的参照，还有现实利益的推动，更有媒体的暗中相助，它的“规范冲动力”是不容低估的。

　　正因如此，官方对它非常警惕，毛左们对它更是恨之入骨。例如，有个叫“社会进步”的网站，把一些“规范角度的民主人士”统称为“西奴”，按学科和等级进行分类“记账”，通通送上了所谓的“西奴吊架”，令人毛骨悚然。在“西奴等级”里，有汉奸级西奴、骨干级西奴、无耻级西奴、爪牙级西奴、幼稚级西奴之分。远志明、刘晓波被归入汉奸级西奴，黄亚生、秦晖、许志永、展江、韩寒、辛子陵、江平被归入骨干级西奴，沙叶新、信力建被归入无耻级西奴，秦晓、萧功秦被归入爪牙级西奴（萧功秦大概会莫名其妙），方舟子被归入幼稚级西奴。另外还有“草根西奴”：范美忠、李剑芒；以及“疑似待继续甄别西奴”：周其仁、郑渊洁等。好一派“红色恐怖”的风光。

　　自由派人士当然也不闲着，大批判的势头同样不逊色，有人在网上就使出了相似的分类招数：专业五毛---余秋雨、于丹、孔庆东、司马南、孙东东、朗咸平、葛红兵、张维迎、奈斯比特等；职业五毛---王倩、卞移山、朱军、张召忠、倪萍、张宏良、孙哲、伍皓、张五常、胡联合、胡鞍钢、梅宁华、陈奎元、何新等；业余五毛---夕阳红、吴应快、战旗、何青青、宋鲁郑、普评制等。名字也是举不胜举、挂一漏万。

　　第三种派系叫“概念角度的民主”，这种认识民主的角度比较奇特，它不是从“强权角度的民主”和“规范角度的民主”的现实出发，而是从抽象的概念出发；它了解现实，可却在逻辑上选择逃避现实，喜欢“用概念的字面运动代替现实的实际运动”。在它那里，概念所代表的势力似乎是均等的，概念的运动是没有摩擦费用的，仿佛它是通过“上帝之手”在拿捏现实世界，甚为惬意。“概念角度的民主”是一种“客观主义”、“技术主义”、“未来主义”的理性设计病，它比“规范角度的民主”还要一厢情愿，它表达愿望和幻想比谁都更多而不是更少。这种观念可以被概括地称为“科学的民主”，它可以把现行的民主通通斥之为“专制”、“假民主”或“不够民主”，在它看来，存在的就是坏的，实现不了的就是更好的。

　　奇妙的是，“概念角度的民主”有时会以西方民主“不够民主”而为“强权角度的民主”辩护，有时又会以西方民主与中国的结合而推销一种概念上的完美民主；更加奇妙的是，它有时则表现为对“规范角度的民主”的一种反叛，而且主要是一种畸形的反叛，因为“规范角度的民主”有操作上的缺陷，而“概念角度的民主”不存在操作问题，它的“上帝之手”如此完美，以至于“意淫”在它那里永远是免费的。这一派系在不同的程度上包括了蒋庆的“政治儒教”，王绍光的“民主四讲”，淡贝宁的“儒家民主”，潘维的“中华体制”，赵心树的“选举设计论”等等。“选举网”上刘学伟的“加权民主”和小红妹的“社会三权”等等也欢迎对号入座。

　　最后一种派系叫“现实角度的民主”，与“概念角度的民主”正好相反，它完全从“强权角度的民主”和“规范角度的民主”相互对抗的现实出发，反对“用概念的字面运动代替现实的实际运动”。吴思的《潜规则》和《血酬定律》虽然不直接涉及民主，却直接地涉及了中国民主的不利条件，因此是这一派系的突出代表。更为重要的是，吴思提出了“现实研究”的基本方法论主张，我把它称为“吴思信条”，涉及“双重是非标准”和“规范与实证的分工”，是“现实角度的民主”的重要基点（将另文专述）。我的“产权国家论”（见《领导者》2010年4、6、10月号）和“民主公地悲剧论”（见“幻想化解不了多党民主的悲剧”和“民主有利于经济发展吗？”等文），也是“现实角度的民主”的一种努力。

　　“产权国家论”采用了与“吴思信条”非常相似的“冷酷实证”方法，它与另外三种视角的民主观至少存在三个区别：

　　第一，“产权国家论”从现实的角度去构建现实的理论，它不象“强权角度的民主”那样完全从“官方意识形态”出发。实际上，许多左派人士从不去构造理论，他们只依附官方理论，本质上是反理论和非学术的；有的则在构造理论时过分地顺从“官方意识形态”，出现了为现实而牺牲逻辑的情况。

　　第二，也正是由于对“官方意识形态”的依法，他们的逻辑往往是一面倒的：他们批评民主，却很少批评中国特色的民主；他们批评专制，可却从不批评中国现实中的专制。“产权国家论”完全不同，它批评任何地方的民主，也批评任何地方的专制（见“独裁政府为何长命百岁？”和“中国还有哪一套不是西方那一套？”等文）。“产权国家论”让理论逻辑牵着文字走，而不是让意识形态或乌托邦牵着文字走。

　　第三是最重要的“独立人格”问题，依附于官方意识形态的人不可能有真正的独立人格，所以他们的文字从来都是谨小慎微，生怕得罪官方意识形态。然而，只有“有意识”地独立于任何意识形态和任何乌托邦，一个人才可能有独立人格。独立人格是一种批评一切（包括民主、专制和自已）的自由意识。

　　2，“暴力”新概念：强权与规范

　　“现实角度的民主”的独特之处体现在理解民主的运行上。民主是一种政治制度，但民主却不是一种“概念运动”的结果，而是一种“现实运动”的结果。这种理解常常被误认为是“对强权的妥协”，因为它有“存在即合理”的味道。可实际上，它只是一种“对现实的妥协”，因为它既承认强权的力量，也承认规范的力量；它既看到强权的软弱，也看到规范的软弱；在此之上，它认为现实还是由强权所支配的。

　　这些当然还谈不上什么独特，但是，当它“把强权看成是对规范的迫害”时，它同时也“把规范看成是对强权的迫害”。也就是说，暴力并不是强权的专利，暴力也可以是规范的专利。吴思把暴力看成决定其他规则的“元规则”，这是对暴力的一种狭义理解和常规定义。按照一个更为宽阔的定义，暴力指的是主体对客体的肉体和精神摧残。人类的发展和暴力的运用，就经历了一个从“硬暴力”到“准暴力”再到“软暴力”的过程。

　　“硬暴力”是通常意义上的暴力，它靠武器来运用强力；“准暴力”则以国家垄断的武器强力为后盾，靠法规来进行强制；“软暴力”则完全通过理性规范来实现强制，“讲道理”、“讲平等自由的道理”就是“软暴力”的最大武器。

　　所以，强权垄断的只是“硬暴力”和“准暴力”，规范实际上却垄断了“软暴力”；规范“讲平等自由的道理”会给强权带来极大的精神折磨和摧残；强权有权，却免不了规范给它带来的无尽痛苦。

　　政府强权之所以要开动意识形态的机器，那就是因为它不满规范对“软暴力”的垄断，它要通过言论、出版和结社的控制来摧毁规范对“软暴力”的垄断，所以，它的反垄断反倒表现为一种垄断，是对言论、出版和结社自由的垄断。但是，之所以说规范对“软暴力”的垄断依然存在，那是因为“软暴力”未必要表现为言论、出版和结社，“软暴力”完全可以表现为一种“敢怒而不敢言”，网络化的世界也为它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3，现实视角下的民主与专制

　　“现实角度的民主”更具体的方面来自于对现实的两个观察，第一是存在于西方民主国家和新兴民主国家的“公地悲剧”。秋风先生曾经以“相信人性，相信民主”为题，批评了我的“民主公地悲剧论”，我也以“秋风的人性幻想与民主乌托邦”为题反驳了他。我特别强调的一点是：我根本不反对民主，我也不规劝别人反民主，更不劝阻别人搞民主，我的责任是揭示民主的本质，阐明为什么有人喜欢而有人害怕民主，而其他三种视角却由于立场偏见而根本无法真正做到这一点。

　　第二个观察是：为什么伊拉克的民主比台湾的民主糟，台湾的民主比美国的民主糟，美国的民主又比瑞典的民主糟？如果以搞民主的时间长短为理由，那么，又为什么有的地方能先有民主，而有的地方则迟至今日才有民主或根本还没有民主？这就涉及到民主的运行问题，还涉及到民主的真假和好坏问题。当然，瑞典式的民主更直接对应的是民主的质量和经济上的人均收入，民主的质量则未必与世界强国挂钩，因为世界强国还有国家规模等其他因素。我在别的地方已经分析了文化规则对民主运行的制约作用（见“民主不是一个传说”和“腐败的中国人”等文），但我所要表达的，同样不是为了去反对民主，而是为了弄清民主实际运行中的“文化痛苦”和“演化博弈均衡”。

　　有人把民主的争取和运行问题归之于宗教信仰问题，归之于“对程序的敬畏”，认为中国人缺的不是理想而是信仰。这当然有道理，可是，在尼采看来，西方堕落的全部原因就在于，欧洲人几千年的精神生活完全以信仰上帝为核心，基督教信仰完全使人变成上帝的创造物和附属物，人生的价值和一切都寄托于上帝，而启蒙运动却没能确立新的信仰，人的本能压抑和自由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所以，他要以“上帝死了”来杀死上帝，使西方人真正获得新生。也就是说，在尼采推翻了神的等级制度和肯定了人的等级制度100年后，难道我们中国人反倒要去再造一个神的等级制度？更加重要的是，确立新的信仰又如何有理性上和操作上的可能？

　　民主的问题，最终转化成一个相对价值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可以不再去追究终极问题了，反正人性和人类的制度不可能完美，所以我们中国人当下的策略应该是：“不求最好，只求更好”，我们只去追求可能获得的民主和自由，我们根本不可能为了民主而先去解决信仰问题，也不可能为了一个远大的“民主乌托邦”而牺牲眼前的利益。

　　在这个可操作的意义上，即便很多人走的是“在不民主的体制内建立民主体制”的道路，他们的努力依然值得肯定（特别是蔡定剑的“财政民主论”）。但是，这更多的是一种“操作的努力”，不是一种“理论的努力”；如果是一种“理论的努力”，它只能是一种“实证理论的努力”而不是一种“规范理论的努力”。“操作的努力”可以妥协，“实证理论的努力”可以描述妥协（如我所讨论的“一党立宪”），但“规范理论的努力”不容妥协。你不可能一边引用邓小平的话，一边又倡导邓小平所不能容忍的制度。所以，“社会主义宪政”可以是一种“操作的努力”，但它决不能是一种“规范理论的努力”，因为“规范理论的努力”要求学者本人要真正做到“目中无人”，你要是需要抬出邓小平来为你的逻辑铺路，玩“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阳谋”，你就不是在做“规范理论的努力”，而是在玩意识形态的火。

　　也正是在相对价值的意义上，“现实角度的民主”转向了对专制的批判。我所说的“冷酷实证”并不否定一切规范，它只是否定实证不足的规范。对我来说，当前最有意义的课题，一是中国的政治和社会腐败，二是中国专制主义漫长的原因。但是，越研究中国的腐败，越研究中国的专制主义，我就越感到存在一个“中国专制之谜”，这是一个韦伯的“儒家伦理”、李约瑟的“官僚封建主义”、魏特夫的“治水社会”和金观涛的“超稳定系统”所企图解决却无法解决的问题。

　　4， 结语

　　中国之大，自然足以容下强权的民主、规范的民主、概念的民主、现实的民主，以及任何其他视角的民主观。中国的民主观实际上已经进入了“春秋战国”时代，能够一统天下的“单一思维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企图一统天下的“单一思维”仍将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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