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伟 财经评论员

国家发改委近日公布了10月监测的31种产品，其中近80%价格上涨。目前，整个社会充满了各种价格上涨的消息以及人们对通胀的忧虑。而经济学家也对中国货币超发表达了担忧，尽管中国的CPI仍然较低，“隐藏式通胀”早在市场爆发。

这让人想起“日本泡沫”，国人将之归于美国的汇率阴谋，但事实并非如此，而是日本政府错误政策所致。由于实施固定汇率并积累了升值压力，在签订《广场协议》后日元升值，一些中小型出口企业遭到打击。为刺激内需，日本在1986年1月将官方利率从5%持续调低到1987年2月的2.5%这一二战后（当时）最低水平，并在这个基础上于1987年5月推出6万亿日元、减税1万亿日元的财政刺激计划。

日本想通过扩大内需应对货币升值后的外部需求萎缩，这种强烈的转型意识导致刺激政策持久并令政策转换滞后，最终酿成资产泡沫。由于日本银行（央行）出手过晚，在1989年5月才开始退出持续3年多的宽松货币政策，到1990年8月贴现率上调五次，法定利率从2.5%提高到6%，紧缩过快又刺破了泡沫。

这与当前中国如此相似。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外部冲击，中国在2008年底实施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目前出现了通胀问题和资产泡沫。现在中国有很多理由延迟宽松政策退出，比如为了增长和转型，为了扩大内需或者防止硬着陆等等，这些想法导致政策转换的滞后，并继续鼓励货币投机。与政策制定者的理性预期不同，市场规避货币贬值的恐慌很容易形成“羊群效应”，在理性的驱动下无理性的吹大泡沫。

就全球而言，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都恐惧通货紧缩，因为通缩很难医治，这又会影响到执政党的选举。因此，几乎所有政府都恐惧通缩。而中国的经济增长由在政府主导，认为通胀是可控的，物价是能够干预的。这种想法十分危险，导致货币继续宽松。当货币政策制定者认为价格的上涨不过是价格重估的一次正常发烧时，或许资产价格的扭曲正在病入膏肓。

实际上，在中国通胀的风险远高于通缩。因为通胀降低了城市大部分居民的购买力，这会导致人们不满并更加关注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以及腐败。而通缩的受害者主要是农民工，与发达国家的失业相比，农民工的就业有弹性，并能返乡居住生活，可通过增加农业补贴、健全农民社保、提供技能培训等予以经济补偿。而且，通缩在中国并不构成周期性的选举压力，有利于长期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这是转型的基础。通胀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则是个大问题，有学者通过对1970-1990年全球发生的27个国家转型的调查显示，短期的经济表现与社会剧烈转型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其中有三分之二的转型在发生前伴随着通货膨胀现象。

目前妨碍紧缩货币的主要障碍是债务。西方国家的危机大部分是由无所节制的企业大量在银行或海外借款，高杠杆投资造成的，在中国，地方政府加上国有企业占据了银行信贷1/2的份额，而且这种大规模的信贷主要是国有以土地为抵押，地方政府则将信贷投入到效率很低、甚至重复建设的基础设施和楼宇。财政部的贾康博士判断，地方政府负债率约50%左右。这意味着，除非土地和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旺盛的局面，否则，地方政府依靠出卖土地归还信贷的做法将呈现“旁氏特征”，即借新贷还包括利息在内的旧债。这种前景或许影响了中国不能决心紧缩货币，以防止土地市场的萧条影响到地方政府的资金链，会把银行拖入系统性风险。

我们认为，目前要及时退出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增加资产的供给以吸收超发的货币。中央政府要尽快限制地方政府的行政开支和新建项目，因为他们有巨量信贷要还，未来的转型也需要更多资金投入到公共领域。因此，中央政府须及时制止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目前“农转非”(让农民交出宅基地迁入城市)在全国已经大面积出现，为了短期财务目标，这可能导致城市或城镇充斥大量失业农民。地方政府或可以将一些国有资产，如国企股权、公用事业、多余的楼宇等出售，以出售资产降低财务压力。我们认为，通过增税收费的方式提高财政收入与增加国民收入、提高消费能力相悖，并会导致更多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