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开对外报道改变外交被动局面

放开对外报道改变外交被动局面

时间:2010-11-05 09:29 作者:邓聿文 来源:《财经网》2010年11月04日

　　东亚峰会期间中国总理温家宝原定与日本首相菅直人的首脑会谈在最后一刻被中国取消。中国的说法是在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前夕，日本外交当局负责人伙同别国再次炒热钓鱼岛问题，日方在峰会期间通过媒体不断散布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言论，以及有关“双方同意将恢复关于东海油气田开发问题的谈判”的报道与事实不符。此举对中国的外交产生何种影响，还有待观察。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中国不管以什么理由，在最后一刻取消中日首脑会谈，看似显示了中国的强硬，给日本朝野很大震动，使日本在以后可能会以小心谨慎的态度处理与中国有争议的问题；实则反映了中国的外交被动。假使中国上述取消首脑会谈的说法为真，那么，中国的外交当局也太不敏感了。因为日美外长会谈毕竟是在几天之前，可以留给中国外交当局足够的时间决定中日外长和首脑会谈是否应该在河内举行，但既然中国作出了会谈的决定，就表明这并不是障碍。至于日方在峰会期间通过媒体散布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言论，以日本人的一贯表现，中国外交当局也应该能够预估到，否则，只能说明中国的对日外交人员很不称职。所以，只有最后一个理由似乎还说得过去。当然，不排除下述可能性，即中国这回有意要以此种方式敲打一下日本，特别是其外相前原，而上述事情正好可以被中国拿来作为敲打的理由。不过，以中国在外交上尽量不惹事生非的性格来看，这种可能性应很少。

　　中国的外交被动不仅表现在近来处理对日关系上，也表现在处理天安号事件、美韩黄海军演、南海争端，以及汇率和稀土问题等今年以来的一系列事情上。这与中国身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对世界经济的增量贡献，不相匹配。

　　之所以如此，有外交技巧的问题，也有外交决策体制、机制和战略的问题。作为一个新兴的崛起大国，在处理对外关系上，出现一定程度的生疏、失误是可以理解的，怕就怕僵硬的外交决策所导致的外交被动。因为这种僵硬虽然体现在外交决策上，但却是由国内的领导体制和政治制度决定的，短时间内不容易改正过来，也不是通过外交手腕的灵活、圆润可以弥补。若外交战略和方向有误，手段和技巧的高明充其量只可减少失误，而不能从根本上改正失误。

　　以此观之，要根本上改变中国外交的被动局面，必须改变决策体制以及背后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政治结构。这是一个大问题，不是外交当局所能做到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中国的外交被动局面就无能为力。事实上，在大的体制和决策机制改革前，也可通过其他方式来减少中国外交的被动形势。其中之一，就是放松媒体对外交事务和国际关系的报道管制。从中日围绕钓鱼岛海域撞船事件的博弈来看，中国之所以陷入被动，一个重要原因是媒体的对外报道受到政府不应有的干预。中国至今只有新华社和少数几家党报可报道中国的外交事务，传播政府的外交理念，即使新华社，其对外报道的尺度，什么事可报，什么事不可报，也要受到党的宣传部门的审查和管制。其他媒体则只能引述新华社的文章，不可自行报道，充其量可针对外交问题发点评价。而日本则不存在媒体受政府管制的情况，这使得日本政府能够借助媒体，把一些不便由政府说出的话通过媒体传达出来。

　　笔者所以呼吁中国政府放开新闻媒体对对外事务的报道权利，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其一，可以通过媒体，向外传播和表达中国政府的外交主张，利用媒体设置议程，制造话题。外交虽是政府之事，但媒体并非就不能对外交助一臂之力，或者仅仅起添乱的作用。政府如果独家垄断外交，结果就是好事坏事都得政府扛。而好的外交手段的运用，完全可以借助媒体的力量，来提出某种主张，试探外界的反应；或者通过媒体，集中制造某个政府想要引起世界关注的话题，以取得外交的主动权和话语优势。这使得政府可以进退自如，不像现在这样，穷于应付别人。

　　其二，可以避免或减少国内民粹势力对政府外交事务的无谓牵制。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民众对外交事务的参与和表达意愿也越强，而互联网对此提供了技术工具。民意的支持总的来说有利于中国政府更好地维护自身的权利和利益，但有时也会束缚外交人员发挥作用的空间。外交是妥协的艺术，特别在一些关系到领土和安全的核心利益问题上，需要一定程度的互相妥协，然而，近年来，中国政府在此类问题上日益受到国内民意的强大限制，难以妥协，手段僵硬，陷入被动。国内民意之所以在事关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立场强硬，原因之一是媒体受到政府管制，民众不能公开在媒体上讨论政府的外交政策，因而转向网络，在网上宣泄情绪，发表看法。假如放开媒体对外交事务的报道权利，由于媒体的民间性，政府一方面可以获取更多此类信息和建议，另一方面，民众也因为有对外交事务的表达自由而减少直接的施压或情绪宣泄。

　　其三，有利于改善中国政府的对外形象，为完全放开新闻管制积累经验。每个国家的外交都打民意牌，但民主和专制国家给人的印象不同：前者似乎是民意的真实体现；后者则是政府有意鼓动的结果，一个表现就是，国家的外交只有官方一种声音或一个调子。如果媒体对外事务的报道权利放开了，各种声音和主张都能在媒体上看得到，那么，外界就很难再对中国简单地贴标签，从而有利于改善政府的对外形象。另外，这方面的经验积累，也有助于政府完全放开对新闻的管制。

　　当然，放开媒体对外事务的报道权，党的宣传部门和外交当局可能会担心，这样会不会搞坏中国的外交工作？这种担心可以理解，因为在中国，外交一向被认为无小事，这也是政府限制民众参与外交事务的一个原因。可以肯定，放开媒体报道权后，会出现各种主张和声音，也会对国家的外交政策品头论足，甚至不排除某些媒体被人所用，发表一些损害国家利益的言论。但是，与对内事务的不同观点、主张背后涉及的不同利益相比，在对外报道中坚守国家利益，应会成为绝大多数媒体自觉遵守的基本准则，就像其他国家的媒体表现出的那样。因此，它对国家外交乃至政治生活所所带来的后果不会像政府担心的那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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