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一票是民主的鲜花还是毒药

一人一票是民主的鲜花还是毒药 周拓

 

2008-04-22 20:27

 

我尤其要提醒那些易于被民粹反智蛊惑的中国人，千万当心那些居心叵测的野心家、煽动家和潜伏的僭主们！你们今天献上去的鲜花，明天将成为终结你们所 向往的民主的毒药！明辨鲜花和毒药不可能靠什么“反智主义”，相反，只能靠学习中外历史、学习民主理论这一类高层次的智慧——总之一句话：靠拒绝“反智主 义”！

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强调知识分子的作用，是邓小平复出后做的几件大事之一。丹尼尔·贝尔预言“后工业社会”必定由具备大学以上教育 程度的专业技术阶层居优势，理论知识则处于中心地位；托夫勒、奈斯比特等未来学家关于“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的断言，更是早已成为世界性的共识；而我 们中国，现在竟然还会有人公开打出“反智主义”的旗号且大有市场，不能不令人深切忧虑！

 

 

 

“一人一票”是结局，还是起点？

 

 

 

许 多知识精英，包括西方人自己，好像从来没有学过历史，竟以为西方的种种好东西都是一下子从天而降，因此可以同样空降到地球的任何一个蛮荒角落。比如“反智 旗手”薛涌的神圣教义“一人一票”，那是天经地义、古来如此的吗？现在中国根本不是要不要一人一票的问题，恰恰是一人一票从何而来的问题！

 

 

 

从何而来呢？很简单，从并非一人一票而来！不妨以英国为例：

 

 

 

首先，除去克伦威尔的独裁之外，英国历史上就没有过真正的专制主义。凡是存在任何一种至上性的、不受制衡的绝对权力的地方，便一定有专制，不管这权力是由一人、还是少数人或多数人掌握。英国的君主一直想要有这种权力——这是掌权者的天性——却一直没能得到。

 

 

 

如 果把1215年的《大宪章》算作英国自由宪政的起点，那么，直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英国的自由宪政才算是彻底站稳了脚跟。从1688年到1832 年的第一次议会改革，这一个半世纪是有自由、无民主；1832-1918年又用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来完成民主化即“一人一票”化。历史的真相和薛涌迷信 式的教条恰好相反，宪政和“一人一票”的民主未必是一回事，也根本不是从始至终相伴随；市场经济和一人一票的民主更不是一回事，更不曾从始至终相伴随。更 直白地说吧：没有拒绝实行“一人一票”式民主的宪政和市场经济在先，就不会有“一人一票”这回事！

 

 

 

是制度创设，还是制度运作？

 

 

 

当 今西方成熟稳定的“以宪政民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其中的政治运作规则确实是“一人一票”。就此现状而言，薛氏所言不差。但这是制度既定之后的制度运作， 而这制度本身，却不是“一人一票”产生，恰好相反，那是国王、贵族、教士和城市资产阶级这些社会上层精英复杂博弈的结果，底层百姓是被排除在外的。你可以 对此感觉不悦——我也是——但事实不会因你爱好或不爱好而改变。这种“精英主导”的性质正是英美现代化模式的特色；只有法俄模式，才有老百姓被动员起来卷 入政治这回事，而这种制度创设期间被薛涌大吹特吹的“一人一票”式的民主参与，其结局一律都不甚美妙！对薛氏“反智主义”更致命的是，底层民众被高度动员 的法国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却正是被少数“舍我其谁、以天下为己任”的激进精英所煽动、组织和领导的！

 

 

 

此民粹非彼民粹

 

 

 

薛氏反智主义最要害的是：食洋不化，把美国保守的右翼民粹，混同于中国自“五四”以来便大行其道的激进的极左民粹。这国际笑话可真是闹得太大了！

 

 

 

对 于太多的中国人而言，“美国”就是西方的代名词。但这是天大误会。美欧差别之大，足以使美国在西方国家中显得像个十足的另类。不谈其他，这里只想强调一 点：美国的政治舞台上没有左派，美国的左派都在大学里，在好莱坞。美国的民主党是中右即自由主义左翼，共和党是保守派，更右。美国宪法所体现的政治价值观 也比欧洲更古老，以至于有学者定义美国宪法为“近代”宪法而欧洲各国是“现代”宪法，意思是，美国宪法中所保障的基本人权不仅不包括左派色彩的“经济、社 会、文化权利”，甚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美国宪法中根本就没有什么“一人一票”的政治权利，当时的“人权”并不包括平等的政治参与权——无财产的白人成 年男子、黑人男子、妇女、印第安人、18岁－21岁公民的政治权利，分别在1841、1964、1920、1965、1971年才得到！这种否认“一人一 票”游戏规则的宪法，被美国的草根大众视为理所当然，而“一人一票”规则却恰恰是薛涌所大力抨击的、继承“舍我其谁，以天下为己任”怀抱的左派们，逆反智 草根意愿而不懈奋斗得来的结果！正是这样一部保守宪法，养育了美国的草根大众，而猛批这部宪法的，却是那些左翼知识精英。这就是美国民众“反智”缘由所在 ——反对左派精英。麦肯锡时代的强烈反共主义，正是这种草根大众的精神代表。

 

 

 

更不能忽视的是美国人的两大文化传统：英国清教和英国 贵族约束王权的自由精神。美国人比欧洲人对宗教要虔诚得多，而清教是特别强调回归基督教的原始教义，也就是说，是特别保守的。中国哪有这个东西？现代中国 人的天国理想，是极左的、无神论的，跟美国人正好成为两极对立。中国的历史传统从来是尚智主义，恰好是反智主义的对立面，而中国近代以来的反智主义压根就 是激进精英的杰作，也跟美国成为两极对立！薛涌的知识体系实在是一塌糊涂。

 

 

 

美国老百姓的自由精神，用一个事例可作最好的说明。一位 中国留美学人和美国人谈起“文革”时的红卫兵抄家，美国人根本无法想象。当我们的同胞问这位美国主妇，如果她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时，她毫不犹豫地说：“我 开枪打死他们！”这可不是什么愤激之词，千真万确，美国人就是这么干的！这是当年英国贵族“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能进”的贵族精神普及于平民百姓之后， 形成的美国民情——我的家宅，就是我的城堡！谁敢擅入，格杀勿论！这就是美国几乎人人有枪的草根传统！中国上哪找这样的“草根百姓”？天下竟然会有食洋不 化到如此地步的人，全然无视中美民情和传统的天壤之别，跑到中国来大肆煽动恰好跟美国相反的另类“反智主义”！

 

 

 

以上所说，仅仅是美 国的一个侧面，但美国人还有另一面，受法国影响的、激进主义大众言词的一面。这主要是美国独立战争“反英联法”的影响。美国人的许多言词，听上去简直就是 法国大革命那一套，革命崇拜、反贵族、民粹民主、极端平等主义，等等，根本就是和英国人对着干。这层法国式的大屋顶，居然能牢牢安放在英国式的地基上，并 不打架；更奇怪的是，美国人自己似乎并不觉得这两套玩意儿有什么矛盾冲突之处，于是向全世界到处推荐那套法国配方，还以为它能包治百病！不明美国就里的 人，就此大上其当。

 

 

 

意见，还是真理？

薛涌的名言之一如是说：“最健康的制度，其公共决策是建立在最广泛的参与之上，而未必是最专业的知识之上。”此一“名言”根本就不能成立。

 

 

 

首 先，民主有“量”的一面——参与的广度、包容度之类，但还有“质”的一面，即公民的受教育水平和理性思考及自由平等言说的能力，既竞争又合作、既不惧怕对 抗又能妥协退让的政治文化，既有坚持个人权利的个人主义自由，又有维护公共利益和公共道德的共和美德，等等。没有民主的质，只有什么“一人一票”、“最广 泛的参与”，再加上“反智主义”，不要“最专业的知识”，那会是什么东西？自古希腊的城邦民主以来，经过卢梭的误读、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直到文化大 革命的“群众专政”，这一脉激进、革命、反智、反精英的民粹民主给我们中国人留下的惨痛经验教训，真可谓刻骨铭心！在中国煽动反智主义，除了再来一次“文 革”式的浩劫，还能有别的结果吗？

 

 

 

其次，英美渊源的“一人一票”是牢牢建立在自由宪政和法治基础之上的自由民主，不是法国式的民粹民主。自由民主实际上是“最专业的知识”指导下的参与，是精英与民众的合作而不是分裂对抗。而不是二元截然对立的“两分法”——影响，眼中只见对立、对抗、相互藐视仇恨。

 

 

 

第 三，“一人一票”只关乎利益，不能涉及真理(知识)。早在两千多年前，古代希腊人就懂得区分“意见”(“私见”、“现象”)和“真理”(“知识”、“本 质”)——“意见”是每个人对几乎每件事都会有的看法，而“真理”或“知识”必须是在理性思维、逻辑方法的指引下，经过系统性的艰苦探索，从纷纭多变的万 千现象背后提炼出的事物的本质规律。“科学”便是由这一区分中产生。波普尔把“意见”归入“世界2”，称之为“主观知识”，“真理”则属于“世界3”，是 “客观知识”。但仅有这个区分是不行的。法国启蒙学派把“真理”理解为纯属个人性的理性认知，似乎每个理性人都可自任审判官，用一套纯理性演绎得来的绝对 理想为标准，审判世间的一切，于是，每个人便都成了上帝，把直到这个人间上帝出世之前的一切人类文明统统判定为“不合理”的垃圾，一笔抹黑。这套法国式的 “理性”主义，究竟可算是“智”，还是根本就是一种魔障？当代的科学哲学早已作过很不错的回应：“真理”不是个人性的，那是够资格的内行专家组成的科学共 同体，经过一代又一代人自由平等的交流和辩论，不断建构、修正而得出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托克维尔早就说过，极端崇尚平等的美国民主之所以不至于步上向下看 齐的民粹式劣质民主的歧途，关键就是两条：传统(“风俗民情”)和教育；“传统”已如上述，而“教育”无非就是“真理”在广大民众间的传播和普及而已。

 

 

 

“真 理”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知识层次，就是哲学和宗教(或其他信仰)。哲学和宗教性的知识之主要功用，是为“真理”奠定价值观的基础，以免真理走向歧途，被人 滥用。这两个层次之间，以及哲学和宗教之间、意见和真理之间，是经常存在矛盾冲突的，但决非不可相容合作。如何协调这些关系，正是一个“最健康的制度”最 主要的关怀——请注意，是“协调”即“调和使之和谐”，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如薛氏之所为。

 

 

 

很显然，“一人一票”式的“最广泛的参 与”，决不是用来生产“真理”的机制，相反，如果“真理”和“知识”要用这套机制来生产，真理和知识都将荡然无存，“文革”及其内在相联的“无产阶级大民 主”告知了我们这一生死攸关的信息。这套机制的用处是：处理每个人的主观利益、偏好、情感等等纯“私域”事务之间的冲突，使之与公共利益及公民美德尽可能 保持协调。

 

 

 

特别关键的一点是：“一人一票”甚至都不能保证私性偏好与公共利益(“最健康的制度”)之间的协调关系。要想比较好地达 成这一协调关系，关键之一就是精英和民众之间良好的沟通、合作与相互信任。20世纪后期兴起的“协商民主” (deliberativedemocracy)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最新成果。这个英文词翻译成“协商”民主很不达意，实际上，它是经过不同观点之间充分 的、审慎的、理性的、自由平等的、绅士风度的讨论，辩论和反复思考之后，达成各方均可接受的决策的意思。它正好是简单粗鲁的“一人一票”表决的反面！

 

 

 

为什么说是“非典型病例”？

 

 

 

最后，我们稍微涉足一下政治心理学领域，就此远离薛涌弄出的这一团“理论”迷雾，这片怪兽出没的原始蛮荒之地，这支连瞄准具都没有的，粗制滥造、滥伤无辜的“反智主义”破枪。

 

 

 

典 型的“食洋不化”症，大体上说，是种知识分子病。非典型性“食洋不化”则不仅仅包括这些认知方面的病状，还夹杂其他动机，比如投机和表演——一种投机政客 当中的流行病。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专门研究领域，本文无法深入探讨，有志者不妨读一读韦伯的著名讲演《以政治为志业》。简而言之，投机政客心中没有原则和理 想，没有社会责任和公共利益，唯有自我私利，看哪边势力大利益多，就往哪边靠，怎么干得到的掌声鲜花(互联网时代则首先是点击率)多，就怎么干。薛文一上 场，就洋洋自得于“迄今已获得了1300多万的访问量”，从中不难窥见“反智主义”的商业奥秘！我想善意提醒薛氏：人类社会之所以得以存续至今，实因为冥 冥之中有种“公道人心”充当着最高裁决者，近代西方人称之为“自然法”、“法律的正义之源”，宗教信众称之为“神之律法”、“佛之慈悲”，古代中国人称之 为“道”和“天”，等等。以此之故，投机政客的小伎俩便只能得逞于一时，到头来十之八九都不得善终——近例可见台湾的陈水扁，古代则有希腊城邦的所谓“民 主与僭政的阴郁交替”：僭主(非法僭取政权的独裁者)利用幼年期民主的漏洞，以仇富、反精英的民粹手法蛊惑、煽动底层民众拥戴他上台，一旦政权在手，他摇 身一变而成为民主的终结者。这些僭主的下场通常都不太美妙，真正“撞南墙”撞到头破血流的正是这类人，而不是具有“社会良心怀抱”的知识分子！

 

 

 

我 尤其要提醒那些易于被民粹反智蛊惑的中国人，千万当心那些居心叵测的野心家、煽动家和潜伏的僭主们！你们今天献上去的鲜花，明天将成为终结你们所向往的民 主的毒药！明辨鲜花和毒药不可能靠什么“反智主义”，相反，只能靠学习中外历史、学习民主理论这一类高层次的智慧——总之一句话：靠拒绝“反智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