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的政治学理解
——在某研讨会上的发言
周拓，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感谢在座各位宽容我在此放言高论。有一句名言，说是“讲演就像女士的裙子，越短越好”——对不起在座的女士，这句话可不是我说的，是林语堂先生；再者我也并不赞同这句话。严格说来，“越短越好”是指“趋近于零”，对于讲演，这变成了无意义；对于女士，这是大不敬而且也是不可能做到的。从中我们可以引出第一个结论：凡事必须适度，无过无不及。无过无不及，谓之中庸，和谐即是中庸。建设和谐社会，是一种把握中庸之道、寻求最优“度”的艺术。这是对和谐的哲学理解。我想重点讲讲和谐社会的政治学理解。不妥之处，敬请各位指正。
这又可以从反、正两方面，即否定、肯定两方面说。
从反面说，和谐社会就是极端主义被社会共识所批判、摈弃的社会，是极端主义被边缘化,无法占居主流位置的社会。和谐社会，是大多数人不走极端的社会。
极端主义可以从两个维度来界定。
从行为（个人行为和集体行为）目标上说，极端主义是一元论的：认定一个唯一的、至上的、绝对性的目标，务求其完全彻底的实现，对于其它目标一概否定、绝不宽容。比如说，社会主义者只讲平等和公正、自由主义者只讲自由和效率、保守主义者只讲秩序和传统，不计其余；比如说作讲演和穿裙子只讲短，不管内容、不考虑良风美俗，等等。裙子务求其短，走向极端，势必男士开颜、女士不爽；不爽就要闹事，就不和谐了。
世界是复杂的，涉及到人的行为，就更复杂；由人的行为组成的社会，就更是复杂无比。十八、十九世纪的西方思想家由于受到当时科学主流方法的牛顿范式的影响，普遍犯有简单、机械和还原论的错误，以为世间万物的变化规律最终都可以归结为如同牛顿运动定律那样简单齐一的决定论形式，他们不承认生命体，尤其是人的行为是不可能这样处理的，因为这两者之间有着在复杂程度方面千万倍都不止的差别，复杂大系统的规律和简单系统迥异。后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了这种差别，也提出了种种不同的方法论主张，这其中有的对，有的错，有的还错得十分离谱。有一种主张是大名鼎鼎的黑格尔提出的。非常遗憾，依我之见，他的方案就应当属于错得十分离谱的一种。简而言之，他犯了“活力论”的错误，一种和机械论、还原论反方向的错误。机械论还原论是把处理无生命界的简单方法推展到生命界，而他是把处理生命界的方法推广到无生命界。这个话题太大，不宜深谈，我只谈切题的一点，即人类行为目标中所包含的不可消除的矛盾冲突。在学术上，这叫做“价值冲突”。
“价值冲突”中的“价值”，不是“商品价值”那个意思，是指我们人类认定为合意的、好的、值得向往追求的那些东西，所谓“诸善”，goods。一定是“诸”善，诸多的“好”与“善”。没有任何一个人或群体可能是价值一元的。“胡温新政”所承诺的和谐社会，就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诸多价值目标的统一体。需要我们注意的是，这些价值目标之间永远也不会是无矛盾、无冲突的，其间的矛盾冲突是永恒存在的，永远不能彻底解决的，并不是说仅仅由于社会制度不合理、生产力不发达、人类知识水平不够……等等才导致这些矛盾冲突。这是人类行为、人类社会的本质性的客观属性，宇宙本然。这和无生命的自然界有本质差别——无生命界没有行为，没有行为目的和意志，当然也没有矛盾冲突，更谈不上什么“矛盾是事物运动与变化的动力”。把矛盾当作运动与变化的动力，必然要推导出“矛盾冲突得越激烈，社会进步越快”的结论，这正是社会不和谐的总根子。另外，一定不要把价值冲突和逻辑矛盾相混淆。逻辑矛盾不可能存在于客观世界之中，它是错误的逻辑思维、逻辑推理的产物。
因此，和谐不是矛盾冲突的彻底解决，而是运用多尺度的综合评价，做出因时因地因事而异的多目标综合决策——根据我们面临的诸多问题，做出一套价值目标的优先排序，制定一套有侧重、但又是多元兼顾的处理方案。也就是系统论、控制论中所说的多元动态平衡，就是我们传统儒家、道家所说的阴阳平衡、中庸之道。一定不能是极端主义者所主张的一元至上、不及其余，比如极左派的平等至上、完全彻底的大民主，自由至上主义者的只讲自由不讲平等，市场万能论者的市场万能、政府干预一律是罪过，极右派的传统一切都好现代一切都坏，极端民族主义者的只讲中国特殊国情和国家利益不考虑国际共同经验和人类共同利益，等等。
极端主义的第二个维度，是手段方面的急躁冒进，无视条件限制，不计成本代价，务求“全变快变大变”、完全彻底快速的一揽子解决。
这两个维度可以合一，也可以分离；可以目标手段都走极端，也可以是单纯目标的，或是单纯手段的极端。
结论：对于建设和谐社会的最大威胁，就是极端主义。这才是中国现代化的最大陷阱。概而言之，在我们这里主要的极端主义有三种：死抱住改革开放前传统的那一套不放的极左的极端主义，“休克疗法”式的急速全盘西化的极右的极端主义，和狭隘狂热的反西方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这个“爱国主义”是打引号的，因为它一定会走向民族灾难，是害国主义。
和谐社会的政治学理解，从正面说，就是和谐社会的制度建构和政治游戏（政治竞争）规则是什么样的，以及我们如何才能拥有这些制度和规则。
有一句名言是这么说的：一个成功的实例，胜过一打干瘪的理论。如果我们不作极端主义式的理解，误以为理论一律都是干瘪的，那么，这句话就是有用的。让我们看看这世界上已经创立或演化成功，并且稳定巩固下来的最接近和谐社会的实例是什么样的，也许能够给我们一些启示。
有一种流行的见解，以为这实例、范例莫过于美国。我以为不对。这还不仅仅是说，美国的黑人问题是个严重的不和谐问题，以及比如枪支泛滥的问题，内陆和南部各州的宗教原教旨主义、极右翼民粹主义问题等等；问题首先在于，美国太特殊，不可仿效，所以不可能是样板和范例。美国拥有的各种条件太优越，美国太富有并且太浪费，美国太右、右得不像话，美国所承担的世界警察职能和美国人的国家利益至上之间有着严重的矛盾冲突……这些美国的特殊性，都是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拥有的东西。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美国之所以优越，原因之一是它有一套了不起的宪政设计和基本政治游戏规则，这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学习并且完全可以学到的。
我认为，当今世界和谐社会的次优实例——最优是不可能达到的——是欧洲模式。
在这里详细描述欧洲模式显然不合适，我只能非常简略地提一下要点。
简单说，欧洲模式就是中右、中左两大社会政治主流既竞争又合作的模式。中右，是温和的、往中间道路靠拢的右翼，即左翼自由主义，它是从排他性的自由至上、市场万能、极端保守的传统主义立场温和化、软化，接受了左翼的一部分合理主张（比如适度的经济平等、政府对市场的适度干预和福利国家）的右翼。中右是中间偏右，它更多的强调个人负责、自由、人权、效率和高雅文化，更多地代表社会中上层的诉求。中左是温和的、往中间道路靠拢的左翼，即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所谓“有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它是从主张斗争、暴力、专政的激进主义、革命至上立场温和化、软化，接受了右翼的一部分合理主张（比如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法治、人权保障和自由宪政）的左翼。中左是中间偏左，它更多地强调团结互助、平等、更充分的民主和关怀弱势群体以及大众俗文化，更多地代表社会中下层的诉求。这两大主流有足够大的差别和区隔，同时，它们又全都认同和信仰一套社会政治基本共识，遵守一套共同的基本制度和游戏规则的约束，和平、有序、文明、守法地竞争多数选民的选票。这样一种政府适度干预的市场经济、自由民主政治加上福利国家的混合制度，从目前来看，就是富人穷人各得其所，多元价值目标（多元利益、观点、主张、立场、主义）平衡兼顾的，相对和谐的社会。
这里所说的“多元价值目标的矛盾冲突”，不仅仅是说同样一个人或同样一群人所偏爱的诸多价值目标之间存在着不可彻底消除的矛盾冲突，而且，由于不同的人很自然的会偏好不同的价值目标和目标排序，所以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也是不可能彻底消除的。多元必有冲突，自由社会必定是多元社会，自由社会是好的、值得追求的，因此，矛盾冲突也不全是坏的，它和自由多元正是一体两面。和谐社会不是消除冲突，而是因势利导，把它们导向平衡、兼顾与适度。
还有一点恐怕要特别说明：这些“多元价值目标、利益和观点主张”不能仅仅理解为越进步越好、越现代越好，相反，其中一定要包涵不“进步”的、保守的、传统的、前现代的东西在内。保守主义、传统主义，甚至，所谓的“贵族精神”，自有其正当的价值之所在，不可一笔抹煞，否则社会一定会失衡，失衡就要生病。如果说科技是新的好，那么，文化就是老的好，因为老的文化既然能够留存下来，那就意味着它经受住了一个最严格的权威——时间的检验，沙子筛掉了，留下的是真金。而所谓的“时尚”，包括学术时尚，十之八九不过是过眼云烟、转瞬即逝的泡沫而已。
科技也不是新的就都好。崭新的电脑病毒、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好在哪里，大可存疑。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怎样才能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
我想，答案还是要从成功的实例里边去找。好的适用的理论无非是从这些成功的实例中归纳概括出来的。
“现代化”可以说现在是大多数中国人的基本共识。只要不去望文生义，不走极端，不把“现代化”理解成现代的全好、传统的全坏，这个共识是值得拥护的（举例说，自由民主的必要条件之一——“公民文化”，就不是完全的现代性政治文化，相反，它是现代性和传统性的综合）。
我主张把各先进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概括为三种模式：极左革命的法-俄激进主义模式，极右法西斯的德-日保守主义模式，和温和中庸、渐进改良的英-美自由主义模式。
德-日模式，是在资本主义不发达、中产阶级很弱小，王权专制主义和传统势力过于强大，自由宪政根基脆弱的社会当中，为了使国家快速富强而运用政权的强制力推行片面的现代化，只引进先进的工业、军事和科技，拒斥自由民主。这条道路短时间内看上去十分有效，但最后都变成法西斯主义，以民族大浩劫告终。
法-俄模式的社会历史条件类似，差别在于传统政权遭遇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一批激进主义的、而不是自由主义的精英大行其道，夺取了主导权，他们成功地宣传、动员和组织起广大底层民众，搞起一场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大革命，结果是代价巨大而成果有限。大革命之后的法国反反复复动荡了一个半世纪，至今还是左右、黑白二分，动辄走极端；俄国十月革命就不必多说了，看看今天的俄罗斯怎样靠出卖石油等原材料维持经济增长，怎样往旧专制和新极权回归的就够了。最近的一个民意调查显示，竟然有超过一半的俄国人主张恢复往日极权制度下的强势克格勃！
真正成功的是英-美模式。这是一种由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的精英主导，自上而下的，先自由后民主的温和渐进模式，是先解决自由问题，用法治、宪政、多元权力（是权力power，不是权利）互相制约平衡（从台湾的经验看，其中的司法独立尤其要紧）、代议制议会间接民主等一整套制度和规范，来有效监督和约束一切政治权力，以切实保障人权，即每个人只要是作为人就必须享有的诸基本自由权利（此处是权利rights,不是权力），等到这些基本制度和规范足够成熟巩固之后，再逐步扩大政治参与即实行民主化。以英国为例，如果以1215年的《大宪章》作为自由宪政的起点，1688年的“光荣革命”作为自由宪政基本确立的标志，以1832年第一次扩大政治参与的议会改革作为民主化起点，1918年给予妇女选举权作为民主化完成的标志的话，那么，英国的自由化用去四个半世纪的时间，然后是近一个半世纪有自由无民主的自由巩固期，而民主化也花了将近一百年。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中国的自由化民主化也要花费这么长久的时间，因为当今时代社会变革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传统社会。变革太快了要翻车，太慢了也一样会给激进派极大的机会，最后还是要走上开快车翻车的失败之路。这又是中庸之道——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速度要适中。不管怎样，我们通过仔细研究学习英-美的现代化模式，一定能收获极多的教益。
不幸的是，自1840年我们的传统文明和近代西方文明迎头相撞到今天，一个半世纪过去了，我们的现代化之路坎坎坷坷、跌跌撞撞，不能说没有成绩，特别是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成绩非常突出，但总的来说，应当承认是代价巨大、成就有限。人均收入一千多美元，比起欧美国家的三万多美元，台湾的一万六千美元，实在有点惭愧。追究责任，我认为主要是因为精英们选错了样板、领错了路。戊戌维新之前我们选择了德日模式，辛亥革命之后又走上法俄之路，惟独英美模式的自由主义，除了胡适等极少数人之外，几乎完全处于精英们的视野之外，并且至今对我们来说仍然十分疏远陌生。须知自由民主不是什么历史必然规律，不是任何社会、一切文明都或迟或早必然走上这条路。相反，它是一朵十分幸运、例外并且脆弱的高度文明之花，就像基因突变一样，需要许许多多幸运的必要条件恰好组合在一起才会演化出来并且真正巩固下去，而这些必要条件大多数是我们中华文明根本不具备的，也无从自动自发演化出来。它一定是真正了解西方自由民主及其发展演化之路的精英从西方引进，嫁接在我们中华文明的父本之上，并且使之成活，发展壮大、开花结果，绝不是像激进狂热分子们所无知臆想的那样，只要推翻了旧制度必然就会有新制度，就好像好车好路早就现成，只要搬开拦路的大石头就万事大吉了！你得先修路造车，培训合格的司机和乘客——懂得和谐社会的道理，不搞你死我活那一套的司机和乘客！中国的路和车，虽然图纸是西方的，是可以学习仿效的，但是，没有哪个西方的齐天大圣能代替你去修中国路、造中国车、培训中国的司机和乘客。更何况，治理国家比修路造车培训司机乘客复杂不知多少倍！
至于说，最接近和谐社会的欧洲现代文明是怎样一步一步演变出来的，我们又怎样才能一步一步地具体操作，去趋近这样一个和谐社会，仅仅了解大框框、基本原理原则和制度框架是不够的，时间所限，只能下次再说了。我今天献给各位的这条裙子显然已经太长，比婚纱还长了，实在抱歉。中庸之道，“知”之固然难，“行”则更是大不易呀！
2006年.10.10.草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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