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透明化的监督 财富公平是空谈

没有透明化的监督 财富公平是空谈

南方都市报   丁学良

丁学良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并任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深圳大学高级研究中心、华侨大学、中南大学等内地六所大学的客座教授。

他的研究领域是比较发展/现代化、转型经济的社会环境、大学制度与国家/区域竞争力。他的英文中文论著分别由剑桥大学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联经出版公司发行，有《中国经济再崛起》、《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液 体的回忆》、《从“新马”到韦伯》等。目前正在修订《中国模式更新换代》(博源基金会2009-2010年度专项研究项目)。

丁学良反复说:　　◎我认为有三点需要格外强调：一是政府在宣布目标时，应该尽量将其具体化；第二，在目标的实行过程中，所有的环节均应该透明化，接受媒体以及公众的监督；第三，在验收的时候，要客观，而验收的结果不能完全由行政官员来垄断。

　　◎在越来越公平的基本保障之上，令有才能的人有更好的收入，而不是大锅饭、平均主义。最终使社会越来越公正的结果不是鼓励懒人、笨人，社会应该为特别出色、有潜力的人创造更多的条件。

　　南都记者 张晓华 发自香港

　　10月18日，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十二五”规划是我国未来5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行动纲领和发展蓝图。有专家认为，本次五年规划与此前规划的差别在于，相对于过 去所追求的“国强”，“十二五”规划政策的着力点转到“民富”上，即把提高居民收入、缩小贫富差距、富裕人民群众作为全新思路和战略。

　　中国政府的这一转变源于近年来经济增长本身产生的连带社会问题。以今年第二季 度，我国G D P达到1.33万亿美元，已经超过日本，雄踞世界第二；去年我国外汇储备高达2.399万亿美元，全球领先。但一个很令人沮丧的对比是：自1995年到 2007年的12年里，政府财政税收年均增长16%，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农民的纯收入年均增长6.2%。国家财税收入速度递增，远高于G D P以及民众收入增幅。

　　事实上，一段时间以来，社会分配不公问题一直备受诟病，从2006年开始，中国 新一轮收入分配改革一直在争议中走走停停。2009年4月2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关于200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提出加快出台《关 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直至本次会议提出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在从国富到民富已经进入流程，中国分配制度改革呼之欲出之际，香港科技大学社会 科学部终身教授丁学良近日在香港接受南都记者专访时直言，尽管政府这次对分配改革重视程度提高，但希望一切不要停留在纸面上：政府在宣布目标时，应该尽量将其具体化；在目标的实行过程中，所有的环节均应该透明化，接受媒体以及公众的监督；而验收的结果亦不能完全由行政官员来垄断。

　　丁学良提醒，政府除了考虑把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以“分大饼”的形式分享给社会外，也要给个人创造自己“造大饼”的机会和条件。

　　“没有良好的保障，财富公平是空谈。”其认为，一个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是个人人力资本可以不断地上升，参与到高附加值的产业链条里，并且创造越来越多的财富。为此，执政者需要从医疗卫生系统以及公共教育系统两部分，给劳动者以提升人力资本良好的基本保障。

改革不要停留在纸面上

　　南都：社会分配不公早已被诟病，但当矛盾还没有过度激化的时候，问题总是不被重 视。从2006年开始，中国新一轮收入分配改革一直在争议中走走停停。而近期召开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又提出，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是不是说明，现在已经到了分配制度必须改革的时候？在这一改革过程中，您认为有 哪些地方是政府应该重视的？

　　丁学良：中国分配制度早就应该改革了。政府这次对分配改革重视程度提高，但希望 一切不要停留在纸面上。尤其是在对民间比较照顾的政策方面，以往的经验显示，尽管领导人讲得很好，但在现实的执行中往往打折扣，造成实际的结果和政策的出发点形成鲜明对比。而相反，任何一项措施只要照顾到有权势、有行政权力的官员，政策执行起来就有力度。要照顾弱势群体和低收入人群，更重要是要把政策通过 具体途径落实，而不是变成大而化之的东西。

　　与此同时，还需要不断把落实的程序、手段、工具讲清楚，对落实过程中的问题进行即时披露，而在落实中走样或打折扣的部分也应该允许媒体及时报道监督。

　　同时，政府在宣布了一项政策的时间表，比如在计划公布两三年到达目标后，不能仅 仅让行政官员去验收，我们看到曾经出现过这样一种情况，即不合格的部分，在被部分官员进行“数据按摩”后，原本严重的问题变得不再严重甚至无关痛痒——— 这样做的负面效果是，使下情不能如实上达，实际上也严重影响了中央政府对形势的判断、决策的正确性以及对地方的管理、监督。

　　综合上面所说，我认为有三点需要格外强调：一是政府在宣布目标时，应该尽量将其具体化；第二，在目标的实行过程中，所有的环节均应该透明化，接受媒体以及公众的监督；第三，在验收的时候，要客观，而验收的结果不能完全由行政官员来垄断。

　　社会公正不等于社会平均

　　南都：具体到做好收入分配的调整，应从哪些方面入手？您认为其他国家或区域有哪些经验是值得中国的执政者借鉴的？

　　丁学良：在收入分配调整这个问题上，别人已经提了很多方面，包括关于最低工资标 准提高、税收制度合理化等等，这一部分我就不再重复。需要强调的是，根据别的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在19世纪末以来的工业化经济发展过程中，一部分先于我们 完成工业化的国家早期曾经遇到过同样问题，而他们的应对措施已经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先例。

　　我本人特别重视的是两点，一是从长期的过程来看，要给普通人、弱势群体以提升人 力资本最重要的保障，因为只有如此，普通人、弱势群体才能有从底层上升的机会，而这一部分人在上升的同时，也能为周围人群带来样本作用。这样做的整体效果是，将对社会结构合理化、经济发展带来面上的综合作用。因此我认为，政府除了考虑把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以“分大饼”的形式分享给社会外，也要给个人创造自 己“造大饼”的机会和条件。

　　社会的公正不等于平均。一个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是个人人力资本可以不断 地上升，参与到高附加值的产业链条里，并且创造越来越多的财富。在越来越公平的基本保障之上，令有才能的人有更好的收入，而不是大锅饭、平均主义。最终使社会越来越公正的结果不是鼓励懒人、笨人，社会应该为特别出色、有潜力的人创造更多的条件。

没良好保障，财富公平是空谈

　　南都：您的观点令我想起“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句中国的老话。确实，社会的发展需要无数有才能的个体不断推动。在您看来，给普通人、弱势群体以提升人力资本最重要的保障是什么？

　　丁学良：保障人力资本的最大两块，一是公共医疗卫生系统。中国居民不管年纪大 小、贫富，都给予足够公共卫生保障。以前的经验显示，人一旦生病，伴随着收入以及生存条件的下滑，社会地位也随之迅速滑下去，这对于弱势群体和贫困地区的居民，尤其明显。如果一个人连命都保不住了，该怎样保住刚刚实现的上升？对于这一点，发达国家最重要的经验之一是，公共医疗卫生保障体制要健康———不能 仅靠个人，一定要依靠全社会基本的、牢固的保障。

　　第二大块是公共教育。我认为目前中国的公共教育从小学一年级开始，至少到保障到 职业高中档次。与此同时，公共教育系统要有多方面资源输入，给什么样的人分配资源，要越来越公开透明。要令贫困家庭学生能够介入现代经济，成为有用的参与者，要给其带来这样的阶梯。反之，他们谋生的手段将非常有限，要么就停留在打工者的角色，或者干脆去偷去抢。

　　对于这一块，我个人的感受很深。中国人老觉得只有自己最重视教育，这其实是一个古老的幻觉。在我生活过的、学习研究的地方，比如美国，非常重视教育。不要总是谈汉唐，我们只提过去50年。美国全社会各渠道向教育注入了多少资源？而我们又是怎样？

　　根据我多方面切身得到的资料，在美国，如果青少年愿意学习，有相当好的天赋，即 便他很穷，一定可以得到这样的渠道和机会。美国社会对家庭收入不高者，除政府法律渠道，还有庞大的来自民间的资源贡献和捐助。美国最昂贵的私立学校，2010年美国最好的私立大学，即研究型的综合大学，美国有35到40所，2010年一学年全年学杂费住宿费全加在一起才6万美元，这还只是对完全得 不到任何资助的人的数字。如果学习能力经过竞争后的表现，都能达到私立入学标准，可以相当放心地得到经济的资助。

　　而且即便在最好的私立学校里面，其计算方法也应该令我们感到羞耻。美国非常讲究 社会的公平和公正，需要家人递交个税表———这是最权威的财产依据，然后根据税表计算家庭能够负担起多少学杂费。如果两个孩子上大学，要交学费，资金缺口 由录取的学校做综合性的指数，一部分来自奖学金，另一部分来自勤工俭学，由学校做出综合性的方案。即使最昂贵的综合性学校都会做出这样的安排。这样才能保证底层人力资本能够爬上去。

　　好的医疗卫生系统给个人以健康和体力上的保障，而好的公共教育系统，则为个人提供教育和才能，如果没有这样的保障渠道，仅谈财富公平是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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