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卫方：重建温良谦和社会

　　最初的阅读习惯来自孩提时代父母的培养。家里订了两份报纸，自己总是好奇：那纸上说的什么事情，让大人看得那样认真？六岁那年上小学，学校说年龄太小，欲拒之门外。送我上学的奶奶跟老师说：这孩子能读报纸。当即找来《人民日报》，我把一篇文章磕磕碰碰地读了下来。老师们围观且讶异，遂允我上学。

　　文革期间的阅读物特别贫乏，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差不多都被禁，整天所读者无非是毛的几本著作，尤其是那本发行量巨大的小红书。某位近来颇有争议的学者居然说在那个时代里有着不同观点的争论，存在着“作为一种政党的路线纠错机制，理论辩论，尤其是公开的理论辩论”，我实在没有看到过这种“理论辩论”。没有一个人可以公开地表达跟伟大领袖不同的观点，有的只是路线斗争，而且只有一条路线是真理，另一条则是谬误。何以分辨？惟以一人之是为是，非为非。拿起笔杆做刀枪，批林批孔批宋江，你还想“理论辩论”，那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所以，我们这一代的真正阅读——我指的是那种伴随着思考和批评的读书状态——是在文革后进入大学才开始。随着社会“解冻”，真相渐露，困惑纷至沓来。寻求答案的过程就把注意力集中到书上了。西南政法大学的图书馆鼓励学生借书、读书，本科生也可以借出外文原版书。法学之外，西方哲学尤其是启蒙时代的哲学著作成为自己偏爱的书籍。由于“汉译名著”和其他翻译作品，商务印书馆在我的心中就是一湾神圣的知识之泉。

　　问题二：梦想：你心中的文化理想。可以包括对当下文化生态的批评与期许，也可以是个人希望能做成的文化事业，甚至也可以是对理想国文化沙龙的一个反响。

　　我所期望的，是一种温润的思想和文化环境。言论自由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报章、电视和网络上洋溢着一种探索和理性的气息。阅读成为越来越多的国民的生活方式。每一个大一点的社区都有一座藏书丰富、服务友善的图书馆。思想家在大学，在江湖，在山野，不在庙堂。出版社“大狗叫，小狗也叫”，不过层次分明；人们可以只是依据是哪家出版社的出版物去判断一本书的品质。“商务”不可能因为追逐商务利益而出版不上档次的作品。由于阅读带来的潜移默化，法律胜残去杀，人人追求尊严，社会温良谦和。

　　问题三：现实：2010年感动图书。最好是今年新出版的书，当然如果今年最打动你的就是一本旧书而且理由很充分的话，谈论旧书也可以。

　　这一年出版的书，我最喜欢的是《九人：美国最高法院风云》（图宾著，何帆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4月版）。这本书揭示了这个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最高法院过去近二十年的内幕，九个大法官的个性、价值偏好、司法哲学以及决策手腕都有着栩栩如生的描绘。由于自己曾经在那里旁听案件审理，又与几位大法官有过些许交往，因此读来格外亲切，更深化了自己对美国司法制度和政治制度了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