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千帆 北大宪法学教授

日前，《三联生活周刊》刊发了江西宜黄拆迁自焚事件始末，这个悲剧性的拆迁故事，又一次刺激着人们的神经。

事实上，自2009年年底发生唐福珍事件以来，因强制征收和拆迁行为引发的自焚事件，已不是新鲜事，由此引起的其他暴力冲突和社会悲剧也时有发生。如今，强制征地和拆迁已成“上访”和群体性事件的首因，也是威胁社会稳定的最大因素。

一些地方政府之所以热衷征收和拆迁，除了“土地财政”和各类开发项目提供的寻租空间，最大的诱因是GDP主导的政绩标准。

GDP增长并不是衡量政府政绩的主要标准，“地方GDP”更是不存在的概念。但是，在我们这里，至少从1993年实行干部考核体制以来，地方GDP成了评价政绩的主要标准。

于是，很多地方政府领导把拉动GDP当作首要任务，想方设法提升本地GDP数字，而GDP增长的窍门除了招商引资，就是农村城市化和城市改造。而农村足够大、城市建筑质量不够高，似乎永远都能提供滥征乱拆的工地。

一些地方政府大肆征地拆迁，美其名曰“发展”，实则是扰乱社会正常生活秩序和经济自由发展规律，结果不仅造成环境恶化、资源浪费乃至枯竭，而且因滥征乱拆、克扣补偿而产生大批失地农民、城市“钉子户”和未安置移民，由此引发大量“上访”和群体性冲突。GDP思维表面上看是重视社会发展，实际上由此带来的盲目“发展”和公权滥用，是社会稳定的最大威胁。

广大农村和城市确实需要发展，但无论是农村城市化，还是城市居住质量改善，都完全可以通过民间自愿交易的市场行为实现。政府的主要任务不是主动介入经济发展并拉动GDP增长，而恰恰是保护环境、限制开发、维持安全与健康，并为市场经济的自由发展，提供有效的法制秩序。

“解铃还须系铃人。”要革除危害社会稳定的GDP思维，必须改革官员考核体制，取消GDP作为地方官的政绩指标。GDP思维一日不除，“维稳”将会越维越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