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打压上访者”需要制度化出口

        7月24日，广东佛山两会结束，李贻伟当选市长。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地方难免有群众上访，要热情接待，争取他们双方满意，而不要看不起他们，不要去打压他们。“也有少数的冒充、利用民主名义的个人把群众煽动起来，这是不能赞成的，所有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打击。”（《新快报》7月25日）

         要热情接待群众上访而不是“看不起他们，不要去打压他们”何以引起了舆论的重视？这是由于当下对上访者的认识已经偏见化甚至是污名化，如有的专家提出当下上访者大多是“精神病”等，正因为如此，“不要打压上访者”有着明显的纠偏价值。

          就当下来说，一些权益受侵犯者一旦进入上访的维权过程，就等于踏上一条“不归路”，他们就成为了地方政府眼中“不稳定”现象的“职业制造者”。如此的恶性循环在社会中形成了一种“闹事文化”的示范效应：如果不制造一些不稳定因素，就不是上访者，就不可能解决问题，正如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发布的《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报告所称：民众被提供了一种误导性的预期：如果你想让你的问题得到解决，就得制造点威胁稳定的事端；如果你连稳定都不会威胁，你的问题就别想得到解决。由此就出现了“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导致社会矛盾越加激烈。

       站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看待“不要打压上访者”，在笔者看来，有着多重意义，不仅显现了权力的谦抑和让民众有地方讲理的特征，更告诉我们，在当下社会的矛盾高发期，单一的运动式治理逻辑和刚性维稳的机制已经到了转向的时候了。也正因为如此，“不要打压上访者”需要制度化出口。

          当前的我国转型期的社会矛盾，只是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表现，不是你死我活的根本性的利益冲突，许多落后的制度化因素并没有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改变，这是“不要打压上访者”需要制度化出口的前提所在。

       “不要打压上访者”制度化出口的前提之一就是要有利益表达和参与机制。有了利益表达和参与机制，就有了可以为各个群体利益补偿的可能性，这就缓解了社会冲突的能量，使利益冲突多以个人性、片面性、局部的形式出现。

       “不要打压上访者”制度化出口前提之二是社会需要预警机制。社会冲突论的代表人物之一科塞提出要建立社会安全阀制度，也就是社会预警机制。社会安全阀使猛烈的敌对情绪不断排泄出去，或使有敌意的参与者退出来而不至于使群体解体，也不至于破坏整个结构，它可以运用潜在的冲突维持社会结构。这是“不要打压上访者”的理由所在。

 
        “不要打压上访者”有利于促使上访者和政府之间信任的重建。公民对政府有什么样的信念和看法，就会采取相应的行动方式。当他们对政府充分信任时，就往往采取沟通性行动。当他们对政府的信任尚未完全丧失时，就有可能实施迫逼性行动。如果不再相信任何一级政府，他们就有可能发生敌视性行动。而上访就表明了上访者对政府的信任态度，对这种信任，权力者没有理由用敌视的目光看待之。

          更何况，现代社会控制应该是弹性控制。富有弹性的社会控制体系能够缓解社会张力，释放社会能量，化解社会矛盾，减少社会冲突。而这恰恰是“不要打压上访者”的要义。那么，为了社会的信任与和谐，“不要打压上访者”的制度化出口就是摆在社会面前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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