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理性底线”在哪里

    8月25日，中国民主革命的斗士和先驱者、在中国提出民主社会主义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离先生开了我们！自己第二天得知他去世的消息后，在博客转载他那篇著名的文章时，在前面说有这么两句话：“在这样的国情里，我又能说什么呢？他去了一个没有专制也不需要民主的空间，我们应该为他感到高兴。”这不是敷衍。在谢韬人生的最后几年，这位有拳拳报国之心的老知识分子给国人奉献了不少好文章，也叫好思想好观点，其中最有影响的要数那篇谈民主社会主义的文章了。当稿子在北京著名的《炎黄春秋》杂志刊发后，在社会上立即引起很大反响。

当时，我们这些热爱民主的人们在替他捏着一把汗的同时，更是兴奋不已：生在这个奴性很重的民族或叫国度，终于看到有人愿意在二十一世纪做中国社会科学（其实是政治）的哥白尼、布鲁诺了。让人多少感到有点意外的是，尽管有人恨得牙痒痒，政府好像充耳不闻，视而不见，更没有什么人要找谢老先生“谈话”或要开什么“批判会”（这可是作者在文章公开发表之后就已经做好了准备的）。我不知道这是由于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和我们社会各种因素相互博弈的结果，还是谢老发表这种在民主社会实在要算稀松平常的言论也不过是在“退而求其次”，故而政府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当然，谢老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可能并不认为他这样做是“退而求其次”，而只觉得这就是我们这个社会应该实行的一种理想的制度，因此，说不定其中还包含着谢老或多或少的“社会主义情结”哩。

现在作者已离开人世，我们这些热爱民主的人们除了继承谢韬的遗志，没有什么好说的。

 

还要说的是，在大半年前，当自己通过互联网读到中国社科院知名教授于建嵘2009年12月下旬在北京律师协会的长篇演讲《守住社会稳定的底线》，居然又有了“退而求其次”的感觉，而且要比谢韬先生明显得多。所不同的是，这篇演讲更多的是叙述而不是评论，并且我们从字里行间读出了作者带给读者的启蒙和希望。

然而，没想到，当这长篇演讲上了互联网后不久，即有学者发表“读后感”认为，像于建嵘所说的“守住社会稳定的底线”，其实就是“守住知识分子的理性底线”，不仅如此，还认为，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智慧”，并在文末更是强调：“主张守住社会稳定的宪法底线，也就守住了知识分子的理性底线。”这种认识，表面上看，谁都不能说毫无道理，然而，这其实正是中国古老的“好汉不吃眼前亏”的翻版，并且也或多或少地歪曲了于教授的本意。

现实就是现实，与古老毕竟不同。在本人看来，即使就是这个所谓的“理性底线”也好，“宪法底线”也罢，也仍然是政府让你守住你才能守住，不让你守住，你又如何能守得住？有人就因为写了几篇文章，搞了一个签名活动，就失去了自由，请问：面对这样的现实，又还有什么“理性底线”可守？在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容我说得极端一点，民众，包括知识分子在内，其实是没有任何“理性底线”和“宪法底线”可守的。否则，就只能是自欺欺人。然而，从现在来看，我们有些知识分子总在那儿幻想着可以守住自己所谓的“理性底线”。

这又让我感觉到了鲁迅的伟大，正是因为他的有些思考和文字，用今天某些人的话说，都是“从中国国情出发”，才显得是那样地洞若观火。鲁迅认为，在中国其实是没有什么中庸之道的，中国人到了要中庸的地步，那就是他不得不中庸了：“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慰。所以中国人倘有权力，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待到满口‘中庸’时，乃是势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时候了。一到全败，则又有‘命运’来做话柄，纵为奴隶，也处之泰然，但又无往而不合于圣道。这些现象，实在可以使中国人败亡，无论有没有外敌。”（《华盖集·通讯（二）》）最后一句“无论有没有外敌”，实在是一针见血。又说：“一个活人，当然是总想活下去的，就是真正老牌的奴隶，也还在打熬着要活下去。然而明知是奴隶，打熬着，并且不平着，挣扎着，一面‘意图’挣脱以至实行挣脱的，即使暂时失败，还是套上了镣铐罢，他却不过是单单的奴隶。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摸，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南腔北调集·漫与》）还说：“受了官的恩惠时候则艳羡官僚，受了官的剥削时候便同情匪类。但这也是人之常情；倘使连这一点反抗心都没有，岂不就成为万劫不复的奴才了？”（《华盖集续编·学界的三魂》）也正是从鲁迅这些话的意义而言，于教授把他的演讲取那样一个名字，从客观来说，正不过是退而求其次，实在与他这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智慧”无关。

行文至此，再联想到前面所说，在自己看来，谢韬先生那篇文章不过就是在“退而求其次”，或说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对谢韬这篇文章之所以那么感兴趣，正如鲁迅所说，既然一时难以“掀掉”屋顶，也就只好想着如何“开一个窗”了。

其实，对于几年前让我们兴奋不已的“民主社会主义”，早在大半个世界前，就曾被一位美国的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所否定，此人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的第一章开头就这样说道：“人们普遍相信政治和经济是可以分开的，并且基本上是互不相关的；相信个人自由是一个政治问题而物质福利是一个经济问题；并且相信任何政治安排可以和任何经济安排结合在一起。当前这种思想的主要表现是很多人主张的‘民主社会主义’。这些人强烈谴责苏联‘集权社会主义’强加于个人自由的种种限制的严重程度，并认为一个国家有可能采用苏联经济安排的主要特征，然而又能通过政治安排来保证个人自由。”（第9页，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这位经济学家认为：“这种观点是一种错觉；在政治和经济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政治和经济的安排只可能有某些有限的配合方式；特别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在保证个人自由的意义上不可能是民主的。”

如此说来，不论是谢韬先生的“民主社会主义”，还是于教授的“守住社会稳定的底线”， 抑或有学者所谓“守住社会稳定的底线”就是“守住知识分子的理性底线”、守住“宪法底线”，从客观来看，都只能说是眼下中国知识分子的无可奈何，与他们的“智慧”无关。

这样说，对逝者虽有不尊之嫌，但我想，已去九泉之下的谢韬先生一定会谅解的。

2010-8-28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