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恒均：解读中国外交的困境与危机

杨恒均：解读中国外交的困境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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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领导人的出访解读中国外交的困境与危机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增强，国际地位大大提升，中国领导人的外事活动频繁。如果在各大机场统计一下搭载了中国政府代表团的客机与专机，估计平均不到十分钟就有一架腾空而起。表面上看，这无疑是中国外交的黄金时代。然而，这只不过是表面而已。我感觉到，在热闹的表面之下，中国的外交一直没有摆脱困境，而这种困境，迟早会演变成危机。

我就从中国领导人出访中观察到的三个现象说起。第一个现象我想大家也都留意到了：中国领导人出访时飞机里都装满了工商界人士。每一次大的出访，最重要的活动一定是签署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贸易合同，一位西方政界人士告诉我，出访的中国领导人给他的印象是一位商业代表团的领队。
　
当然，西方领导人来访中国的时候，也会入乡随俗，带来许多资本家。可是大家注意到没有，西方领导人之间互访，就很少带那么多商人随行了。做生意是生意人的事，没必要都由国家领导人来主持，西方领导人跑到一起去的时候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那就是在政治、军事与人文方面交换意见，或者共同探讨国际上的某个热点问题的解决之道。
　
第二个现象也很明显。中国领导人虽然带了那么多生意人同行，但他们并不“在商言商”。他们每次出访，都伸出了扩大交流与合作的橄榄枝——强调的不是工商业领域，而是政治、文化、人文甚至军事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这说明中国的领导人很清醒，他们看到了中国外交的困境：贪婪的西方人是不会拒绝口袋满满的商人的，更不会拒绝乘坐专机过来的官员与商人（或者“官商”），同中国做生意，何乐而不为？可大家想一下，这些年来，中国同世界，尤其是与西方大国之间，在政治、军事、人文这些层面的关系又如何？
　
恕我直言：进步不但不大，有些方面甚至退步了。西方国家之间不是没有贸易摩擦，但领导人到一起后很少谈贸易，更多的是谈“政治”，要知道，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最牢靠的不是“生意关系”，而是“政治关系”。中国目前与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的关系，几乎都是维系在庞大的贸易之上。这当然没有什么不好，做生意是双赢的，但如果没有政治、军事和文化方面的关系作为坚实的基础，这种靠商业维系的外交关系就会经常陷入困境，最终甚至会出现严重的危机。
　
举个例子。美国与印度之间的贸易额与中美之间的相比，小得可怜，但这两个国家间却很少有政治、军事与文化层面的摩擦；中国与美国的贸易额大得惊人，可两国之间在政治上貌合神离，在军事上甚至都把对方当成假想敌。政治与军事关系看上去没有真金白银的商业关系实在，可在维系两国整体关系上，却更加牢靠与重要。
　
这些年，中国经济发展迅猛，经济总量增长惊人，西方都不敢小看，也需要中国装满纳税人钱财的口袋为他们扑灭金融危机，可谁能保证中国的经济一直飙升？谁能够保证在下一个十年，西方在经济上依然需要中国？到那时，用什么来维系双边关系？
　
按说，生意越做越大，哥们你好我好大家好，可逐渐扩大的贸易交流不但没有换来政治等领域的深入合作与相互信任，有时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很明显的一点就是“中国威胁论”，而实际上，中国领导人心里很清楚，让他们担心的不是“中国威胁论”，而是“威胁中国论”——从政治、军事层面的外交关系来说，中国目前在国际社会是相当孤立的，军事盟友也就北朝鲜等两三个，而政治上能够聊聊知心话儿的，绝对不超过五个。且不说周边国家对中国心存顾忌，西方那些同中国做生意做得热火朝天的，始终在政治、军事与人文层面保持了冷漠的距离。中国领导人有理由担心：等到我GDP疲软，等到我口袋鳖下去，等到我人老珠黄的时候，现在同我做生意做得火热的国家不但会见死不救，甚至会落井下石，威胁中国政权的稳定与国家安全……
　
这一切都是怎么造成的？现在，让我谈一下中国领导人出访时的第三个现象。当他们同西方领导人会谈时一定会表达这样的意思：我们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我们的文化与历史不同，让我们互相理解、互相尊重，求同存异……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这就是造成中国外交始终无法走出困境，未来潜伏着巨大危机的关键所在。
　
有人说这是“冷战思维”，显然是把这个词儿当成了贬义词。实际上，在冷战时期，“冷战思维”不但不是贬义词，而且是国家要存活下去必须选择的意识形态。那时你要就是选择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要就是选择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要就是解散军队，宣布中立。现在，冷战是结束了，但我感觉到，只要还存在着政治和军事上相对立的政治与社会制度，“冷战思维”就不可能结束。中国如此，西方也一样。
　
中国领导人在所有的场合都强调了我们与人家的政治制度不同，要求同存异。可迄今为止，我也注意到，竟然没有一个外国领导人做过类似的声明。有时，作为中国人，看到领导人每次都近似“祈求”地要和西方领导人求同存异，那些国家的领导人却从来不接腔，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所以，这些年我很少把精力放在国际关系与外交政策上，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就目前中国国内的政治、社会与文化现状，要想在国际关系中走出困境，避免危机，是有很大困难的。
　
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有了这样的共识：中国国内政治、经济与社会层面的危机很重，而解决的办法必须是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结构的调整，包括社会、文化与核心价值观的重建。可很少人意识到，我们在国际事务与外交上同样困难重重，甚至潜藏着更大的危机，而解决办法，并不在于北京如何去表达善意，媒体如何到海外扩大宣传，生意与贸易如何进一步扩大，以及用纳税人的钱去扮演圣诞老人和散财童子的角色……
　
解决的办法依然在国内，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与价值观的重建。这两个问题解决了，不但扫除了中国在国际上崛起的障碍，而且也将大大提升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软实力。这两个问题久拖不决的话，中国很难走出外交困境，而当危机到来的时候，后果将不堪设想。
　
杨恒均  2010-06-28《外交杨皮书》系列之九 （此文是从日前在智库演讲的部分内容翻译、整理而来）
　
参考阅读：　
《外交杨皮书之一：索马里海盗“持剑经商”》

《外交杨皮书之二：谈谈美国的霸权与“持剑经商”》

《外交杨皮书之三：美国对华政策是基于“稳定压倒一切”》

《外交杨皮书之四：以夷制夷，以美国人的价值观制约美国》
　
《外交杨皮书之五：我们用什么来制约崛起的中国》

《外交杨皮书之六：李光耀为何要拉美国制衡中国》

《外交杨皮书之七：北京通向台北的路，不应该绕道华盛顿》

《外交杨皮书之八：中国为什么不放弃北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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