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高人先生提示我关注“选举网”上关于“左右派”问题的讨论，因此，这篇文章是专门与王霄先生和高人先生切磋问题的。我谈三个问题：第一，当代中国政治生活里存在哪些派别?第二，官民矛盾是不是中国政治的最主要矛盾?第三，民主的本质要义是什么?这三个问题谈完，真假民主的问题就会自然明了。
1，中国政治的五大派系
以前写过一篇叫“中国民主论战中的四大派系”的文章，现在写“中国政治的五大派系”，算是从理论到现实的一个对应。高人先生问我：“能不能以右派为荣?”我原以为，当代中国的右派，就是政治上主张民主宪政，经济上主张市场经济，法律上主张法治立国的人。我曾经跟朋友调侃说，在中国，只要你叫民主你就是受欢迎的政治学家，只要你叫市场你就是受欢迎的经济学家，只要你叫法治你就是受欢迎的法学家。所以，就受欢迎的程度而言，也许确实可以“以右派为荣”。但是，右还有不同的右法，本文要深入探讨的，就是民主的不同种类和真假。
关于中国的政治派别，我曾经提出一个五大派的分类法：民主原教旨主义，教条原教旨主义，权力原教旨主义，民粹原教旨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但我现在觉得，这个分类还不够“政治”。中国现在最大的“政治”是“一党还是多党”，所以，我又理出一个五大派系的分类，从左、中、右分别是：一党保守派，一党改革派，一党民主派，多党温和派，多党激进派。
这个分类试图抓住现在的中国人对一党政治的现实态度，所以，五派里“一党主导派”占了三个，“多党民主派”只有两个。一党保守派接近于现在的“毛左”;一党改革派靠“中”，是现在的政治主流;一党民主派主要是“民主社会主义者”，主张在一党领导的现实下搞社会主义民主宪政;多党温和派则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右翼，他们主张从一党过渡到多党;而多党激进派则在最右翼，他们坚定不移地认同自由民主，甚至也不讳言进行暴力革命。我感觉，这个“新五类”比原来的那个“旧五类”更加贴近现实，更加“政治化”。
王霄先生讨论的左右派合作，接近于这里说的一党保守派与多党温和派的合作。但是，这里五大派的分类标准是“一党还是多党”，不是“体制内外与政治倾向”，所以就有一个问题：“毛左”可能主要是一党保守派，但有没有可能也有一些属于多党温和派?提这个问题主要是考虑与王霄先生的讨论对接上，我下面会提出理由，分析为什么这个问题不重要。
按照这里的五大派分类，所谓“左右派合作”，主要就是“一党主导派”中三派的内部合作，以及三个“一党主导派”与两个“多党民主派”的外部合作。我的看法是，“一党主导派”中三派的内部合作有基础、也有可能，储建国先生提出的“党内两派和平共治”很接近这个意思，应该是比较现实的。但是，“一党主导派”与“多党主导派”的合作，我感觉几乎没有可能。下面分析理由。
2，官民矛盾不是中国政治的最主要矛盾
王霄先生提出了一个“左派右派息争罢战并肩战斗”的命题，这个命题是在“体制内外与政治倾向”的分类标准上提出来的。所以，质疑这个命题有两个办法，一是无意识地接受这个分类标准，然后讨论这个命题如何不现实;第二个办法是直接否定这个分类标准，然后在新的分类框架下讨论左右派合作的可能性。
大家已经看到，我这里用的是第二个办法。这是个釜底抽薪的方法，目的不仅是质疑“一党主导派”与“多党民主派”合作的可能性，而且在于质疑“左右派息争罢战”背后的思想基础，这个思想基础就是王霄先生提出的“官民矛盾”。
王霄先生是在“基本矛盾”的意义上讨论官民矛盾的。我感觉这是个误断，正因为这个误断，导致了他认为“左右派息争罢战”有可能。可在我看来，只有从“一党还是多党”这个要点出发，我们才能看清当代中国政治的本质矛盾;也只有从这里出发，我们才能发现“左右派并肩战斗”太过烂漫的真正原因。
关键之处在于，官僚权力、平等民粹、市场效率这几个方面，并不能构成中国政治矛盾的本质要害，“一党还是多党”才是当代中国政治矛盾的制高点。原因很简单，先假设中国多党民主化了，就像现在的台湾那样，你会发现，官僚权力、平等民粹、市场效率这三大问题还会照样存在。所以，想象中的官民矛盾，其实根本不是问题的重点。何况，以中国官文化之发达，官民矛盾是难以解决的。
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日中国，官民矛盾是现实矛盾，“一党还是多党”是观念矛盾，我判断，中国的政治现实，已经到了观念矛盾压倒现实矛盾的地步了。在中国，官民之间的现实矛盾尽管被打扮成“人民内部矛盾”，但在实际上它确实就是这个性质，而“一党还是多党”的观念矛盾，则已经上升为“敌我矛盾”的性质。
所以，要左派右派“息争罢战”，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并肩战斗”就更加无从谈起了。我坚持认为，“政治垄断最大化”才是中国政治的本质。王霄先生的“烂漫”，其实也可以从他对我的一个评论里看到，他说：方绍伟本应知道体制内改革的观点，“不过是着眼于改革的实践与步骤的，故此不可能一步到位，不能做到彻底，但已经有重大突破，这就可以。这时，以方先生之才之能，应当是作一篇彻底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宪政理论”。
这里，从一步到位的立场出发，王霄先生认为“半步过渡”已经很不错了，然后希望我也从一步到位的立场“作一篇彻底的”文章。显然，王霄先生对我的理解不够准确。我是连“半步过渡”都认为太理想化了，还怎么可能去从从一步到位的立场“作一篇彻底的”文章呢?王霄先生显然太超前了，以我的偏见，王霄先生确实是高估了中国的“革命形势”。
3，民主的要义不是“民权制约官权”
但是，王霄先生“官民矛盾”的思想基础，却仍然不是他误判中国政治现状的要害。要害之处出在他对民主理想的认识上，这就是“民权制约官权”的认识。这里的问题是：民主的要义真的就是“民权制约官权”吗?
在我看来，官民矛盾问题，首先是一个官权如何分配的问题，其次才是一个民权如何制约官权的问题。但是，一般的理解正好相反，认为“民权如何制约官权”更重要。为什么?因为突出“民权如何制约官权”更符合一般人的愿望。为了讨论方便，我这里设想我自己强烈地支持这个愿望。好，立场问题解决了，我开始谈认识问题。我认为，不管我多么强烈地支持这个愿望，现实的情况还是：政治是精英政治，其次才是官民政治。我不主张“精英政治论”，我甚至讨厌“精英政治论”，但精英政治不是我主张出来的，是我观察出来的。
这就到了现代民主的本质这个大问题了。我的观察发现，现代多党民主的要义，根本不是一般人理解的，是民权制约官权;在更本质的层次上，多党民主是精英用制度手段防止政治垄断的宪政安排。我把现代民主或多党民主定义为“多党竞选、分权制衡、自由舆论、公民社会”，其中多党竞选为先，说的就是防止政治垄断的精英竞争为先。
民权制约官权不是多党民主的第一要义;精英之间防止个别集团政治垄断的宪政安排，精英为了自己的利益把平等权利扩散到平民，这才是多党民主的第一要义。换句话说，“主权在民”是民主的第一规范要义，但“精英竞争防止政治垄断”却是民主的第一实证要义。
为什么平等权利扩散到平民后，民权制约官权不能上升为民主的本质呢?因为政治竞争不同于经济竞争，因为精英参与政治有成本的优势、老百姓关心政治有费用的负担。简单地说，不管政治制度是君主、党主，还是民主，精英政治确实是人类政治的本性。例如，特权作为一种等级位置而存在，这是政治的本来规定，多党民主根本不可能消灭特权，它只能改变特权的使用方式。
之所以说中国政治的基本矛盾上升为“一党还是多党”的矛盾，而且这个矛盾还只是观念矛盾而不是现实矛盾，那就是因为中国“一党还是多党”的矛盾，在本质上是“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的观念矛盾，是反映“精英竞争防止政治垄断”这个民主要义的矛盾。与精英矛盾相比，官民矛盾不仅是从属的，而且是工具性的;在当代中国，“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都在对民众做不同的“思想工作”。
所以，从“官民矛盾”看中国就把问题看偏了，从“体制内外”看中国也偏了，“一党还是多党”才是第一要点。“官民矛盾”和“体制内外”的视角也重要，但相比之下仍是在次。另外，体制内也存在多党温和派甚至多党激进派，就如体制外也可能存在一党保守派、一党改革派、一党民主派那样。
4，民主的类型与真假
但是，说中国政治的基本矛盾是“一党还是多党”的矛盾，还没有触及民主的类型与真假的细微之处。现代民主是“多党竞选、分权制衡、自由舆论、公民社会”的民主，可民主的类型与真假的要点，是在多党竞选和自由舆论上。
“精英竞争防止政治垄断”是民主的要义，但更准确地说，这个要义不能只被理解为多党竞选，而应该被理解为自由舆论下的多党竞选。新加坡有多党竞选，但新加坡对自由舆论的控制很严，对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控制很严。有人说，新加坡有结社自由。我说，错了，注册自由不是结社自由。结社自由有三个层次，一是注册自由，二是行动自由，三是新闻自由。新加坡自由注册下来的政治团体，并没有很大的行动自由和新闻自由，这就是为什么我把新加坡民主称为“非西方民主”或“东方民主”，不少人干脆就称之为“假民主”。
我这里要进一步分析的是，新加坡只是“非西方民主”的一种类型，是控制自由舆论的“非西方民主”，可以称为“非自由民主”。“非西方民主”还有一种类型，它严格控制多党竞选，但在涉及自由舆论的民权方面有所松动，可以称为“非多党民主”。你已经猜到了，有不少人主张在中国搞这种“非多党民主”，这些人我已经把他们称为一党民主派。
现在可以理解，把“精英竞争防止政治垄断”定义为“自由舆论下的多党竞选”(“自由的多党”)有多么重要。抛开古典民主不谈，真正现代意义的西方民主是“自由的多党”，没有自由舆论的民主只能是新加坡的“非自由民主”，而没有多党竞选的民主，则只能是中国的一党民主派设想中的“非多党民主”。
在中国的政治现实下，中国的一党民主派不想或不能谈“多党”，所以他们只谈属于自由舆论的民权，或者只谈一党框架内的宪政(一党立宪有两种谈法，一种是主张，一种是描述;我自己以前的讨论全部是描述)。当然，在一党民主派中，有的把一党民主当作过渡策略，有的则当成认真的目标。分辨的办法只有看他们的言论，没有别的公开途径。
所以，在中国，辨别“西方民主”和“非西方民主”很容易，什么人只谈“民权”或“一党宪政”，不谈“多党”，他们要的就是“非西方民主”，他们就是一党民主派或一党改革派。他们也许比不谈“民权”或“一党宪政”的人强，但不能因为他们相对强，你就认为他们要的是“西方民主”。这些人叫民主宪政叫得越响，他们离“精英竞争防止政治垄断”的民主本质就越远。如果他们打太极、谈“幸福”，那就更与民主的本质无关。我这里不关心他们的好坏，我只关心他们的真假。假的也可能是好的，就看你用什么标准;但千万别因为他们好，就说他们是真的。
一党民主可以被当作过渡策略，这进一步表明，“民权”不是要害，“多党”才是要害。原因很简单，“民权”是“党权”让多少的问题，“多党”是“党权”还有没有的问题。原则是无法妥协的，可妥协的就必定不是原则。这正好也证明，一党主导派与多党民主派是不可妥协的。
在一般情况下，“非西方民主”是“西方民主”的过渡;在中国的情况下，“非西方民主”是“西方民主”的坟墓。对清醒的多党民主派来说，一党民主越成功，他们就越失败。“非西方民主”对中国的好坏，当然也视个人的标准而定。
5，结论：“冷酷实证”是一服“清醒剂”
中国政治生活中各派的政治诉求，是否“只有在民主宪政的政治制度下才能充分的表达和实现”?在我看来，这是个有意义的问题，但王霄先生这么思考问题，却是从“规范要义”而不是“实证要义”的角度出发的。所以，王霄先生太过超前了，在“一党还是多党”的矛盾性质还没有看清时，就去讨论“民主宪政是我们眼下共同的奋斗目标”，去讨论“左派右派息争罢战并肩战斗”，就似乎有点一厢情愿了。因为，在“一党还是多党”的视野里，这种共同目标根本就是不可能存在的，一党主导派容不了多党民主派。
所以，一党主导派与多党民主派之间的问题，就不是“会包容”和“讲策略”的问题，对这场斗争的残酷性缺乏理解，其实不仅是没理解中国政治的主要矛盾(不是官民的现实矛盾而是“一党还是多党”的观念矛盾)、没理解“主权在民”是规范要义而“精英竞争防止政治垄断”是实证要义，同时也是对中国政治文化缺乏理解的表现。我一直以民国初年的那场宪政斗争为例子，国民党对袁世凯的不妥协，以及“袁固多诈，孙亦无耻”等等，非常值得玩味。
在中国文化里，把不能说的真相说出来叫“不厚道”。我所主张的“冷酷实证”，其实只不过是把国人认为“说出来不厚道”的东西晾出来罢了，批评民主或专制都“不厚道”，但“冷酷实证”无非是一服“清醒剂”。
(方绍伟：“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专栏作家;
作者文集：http://blog.sina.com.cn/fangshaowei)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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